何建明：劳模作家的工作报告

    2005年，何建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他也是以作家身份进入全国劳模行列的唯一一位。10年后，他对记者说，自己的创作劳动对得起劳模二字。他觉得很可怕的是，有人把写作当一种游戏，拒绝耕耘——

    劳模作家的工作报告

　　在作协办公楼里，我第一次与何建明面对面交谈。往日里，在作协的各种研讨活动上见到他，也在各种评奖颁奖活动上见到他，他总是精神十足地站在台上，发言点 评。这么近地看他，却觉得他有些疲惫。一件洗得旧了的T恤和10年前流行过的薄夹克，和我印象中西装笔挺的他反差很大。

　　何建明对我说，他一定要找《工人日报》的记者“汇报”下自己当全国劳模10年来的劳动成果，也要说说自己的忧虑：当下有一股不尊重劳动者的“暗流”，这股 “暗流”淡化了普通劳动者的精神。“这么多年来，我们似乎忘记了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劳动者，我们的人民。脱离人民群众，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座谈会上指出的当前有些文艺家、作家存在的问题。”

　　“劳模作家”10年间干了啥？

　　何建明写了一份清单，是这10年来他觉得写得不错、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长篇作品：《国家行动》《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2005年)《部长与国家》 (2006年)《为了弱者的尊严》(2007年)《台州农民革命风暴》(2008年)《生命第一》《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破天荒》《我的天堂》(2009 年)《忠诚与背叛》(2011年)《国家》(2012年)《江边中国》(2013年)《南京大屠杀全纪实》(2014年)《拉贝先生》(2015年)和电 视连续剧《奠基者》、《国家行动》及电影《信天游》等，手头上正在写《重庆大轰炸》。

　　记者算了一下，仅这些他认为拿得出手的作品就有400多万字。这还没有算他的许多短篇作品。“我是作家，写作就是我的劳动方式。当劳模的10年，也正是我个人创作的高峰时期。我想着必须得写下去，不然就不算是劳模作家了。”

　　虽然是第一次面谈，但我是“熟悉”他的。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他也是三届鲁迅文学奖、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和五次“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得者。

　　而写作也还不能算作他的主业。作为作协驻会的副主席，他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作为作家出版集团的书记，新近他又策划了三部丛书。“我一年出去应酬的次数不超 过5次，每天晚上下班回去，加上大小节假日才是我的创作时间，我算了一下，这部分的时间平均下来也是一天8小时。”

　　何建明告诉记者，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孩子，从小养成了劳动的习性，闲不下来。6岁就和大人们一起劳动挣工分，十四五岁就成了插秧能手，高中的时候 竟然挣了2000多个工分……当过农民、纤夫、士兵的他羡慕那些专职作家：“当年努力写作是为了能成了作家，有大把的时间搞创作，可现在看，这个心愿得等 到退休了。”他谈到自己为了还原真实的红岩故事，找到那种黑暗中盼望黎明的感觉，每天夜里三四点多起来写到第二天早上7点，然后直接去上班。“只有这样才 会发现自己对书中人物的理解更近一步。”

　　他指着墙上过去的照片问我，这几年他是不是老得很快。我老实地说：“在我看来您工作的时候显得更年轻；读您的文章，也是仓健有力，让人感觉厚重却充满希望。”何建明笑了。他今年59岁。

　　讲述正能量的国家故事

　　我问何建明：“很多人都说您总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还有的人说您写报告文学是为了赚钱。您怎么看？”

　　何建明丝毫没觉得意外。他很平静地和我说：第一，“歌功颂德”没什么不对，改革中的中国有太多故事需要记录、需要讲给全世界听，这是每个中国作家的使命。 “要记得我们是人民的作家。”第二，作品中有大半是带有反思和批判的，比如《忠诚与背叛》等等。第三，如果想挣钱，直接写电视剧去，再不然练练书法。“有 些作家写几个字就几万元，根本就不用费劲搞创作爬格子挣稿费。”

　　从企业转型之痛到小渔村的改革开放之路，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从航天工程到利比亚撤侨……何建明讲述的中国故事发人深省，亦振奋人心。“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改 革开放形象”被他认为是自己写作的使命之一。他也有时不满，“这样题材的作品，写得再好，也很难走出去，很多外国出版机构不想出，更不想推。他们希望看到 的中国故事不是这么正面的。”

　　2014年11月，一篇名为《十问国人》的文章在网络上疯狂转载。作者正是何建明。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相连，警惕国人历史有可能还会重演。作 者批判现在国人中有好多是嘴上的“英雄”，自私自利已经充斥在人人心间，损人利己变成了“天道”“法则”，新时代的汉奸正嚣张其间，媚外卖国正理直气壮。 并指出“对外，软弱无力；对内，彪悍强横”成了国人通病。而文章发表后，再过一个多月，便是首个国家公祭日。他创作的6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也在 同年出版。“我很纳闷，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一个国内作家去写。忘记历史太可怕了。”他说。

　　我又问道，一个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和普通新闻记者的通讯特稿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报告文学作家这个称谓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在写 作《国家行动》时，有一次去采访，先是坐飞机，后是汽车、轮渡、拖拉机、牛车，到了采访地点已经夜里三点了，找了一所废弃的小学，在课桌上睡了两三个小 时，他就去了移民点。“其实我根本没睡着，不知道从哪里写起。”第二天一队村民要离开家乡了，当地组织了车队，安排了仪式。“记者们的镜头都被这大场面吸 引了，而我却远远地看到一位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冲着自己家的祖坟、祖屋叩拜。这便是我的作品的开头。”后来他又在附近的小招待所里一连呆了半个月。 采访了一百多个人，笔记记了好几本，才有了这部作品。

　　“现在很多作家的劳动观不正确”

　　在何建明眼里，现在有一些出了一点名的作家，就不把写作当成个严肃的事了，甚至四处发表见解说“写作就是游戏”。还有人把上电视节目、四处题字题词当成自 己的主业了。“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创造工作，抱着游戏的心态，又如何能辛勤付出，想让他们体验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为他们书写怕是不太可能的。”

　　“社会上也有这样错误的观点，认为劳动者就是打工者，谁还记得劳动人民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谁还会对劳动人民这个群体和他们的价值产生兴趣？长此以往，连 我们的劳动人民自己都不知道珍惜自己了。劳动人民的孩子其实现在没有几个爱自己的劳动人民的父辈了，他们不愿意留在家乡参加最基本的劳动，认为那是没有出 息的劳动，于是大片的农田在荒废，祖辈留下的宅基开始倒塌……我很在乎一个人是真正依靠自己的努力劳动而获得的任何成果，哪怕是自我满足一下的成果。不过 从另一种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我有些悲伤：现在许多作家同行，许多年轻人，许多同我孩子年龄一般大的孩子们不再爱劳动了，他们喜欢投机取巧。”他在一篇博客 中写道。他和我说，这也是这些年工业题材没人碰的原因之一。

　　为何会出现忘记劳动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这种现象？何建明认为：“我们为什么出不了伟大的作品？就是因为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太把自己当作专家、名人。其实离开劳动者和国家，我们什么都不是！供养我们的父母就是普通的劳动者，离开他们，我们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