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心路的抒情史诗——关于羊子长诗《汶川羌》

　　羌族诗人羊子的长诗《汶川羌》是一部史诗性和抒情性兼具的作品，亦即，它具有史诗的企图，但又不是传统史诗的外貌。如果要以史诗称之，那么可以说它是一部抒情史诗，或者说是一部心灵史诗，因为它追求表现的是羌族的心灵史，是一个民族的心史。传统意义的史诗，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诗；抒情诗是一种主观的、内在的诗。史诗叙述历史，抒情诗感觉或体验历史。而《汶川羌》这部长诗，是叙述历史和感觉、体验历史的结合，所以称之为抒情史诗也许更为恰当。对这部长诗的体裁做一点辨析，是为了能更清楚地认识这部作品，同时也更能理解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作者独特的追求和艺术贡献。

　　史诗和抒情诗手法的结合，在这部长诗中是极为明显的。如《羊的密码》中的这一节：“从羚羊到羊，终于/大片大片，大群大群，飘忽在辽阔的天空之下，/与祖先的心愿和身影在一起，云朵一样雪白，寂静，/流水一样婉转，清澈。羊，野性的生长，/穿过森林和山冈的一块块绿地，自由而自然，抒情，/与祖先的情感和思想在一起，浩浩荡荡，安安心心，此起彼伏，/完成与人的交会。羌——羊人相生。/告别高居，拉开家园的序幕，这些羊和这些祖先，/成为东方大地上可以永远记忆、追寻和相会的终极家园的主人。”这一节的诗句，既是叙述羌族“神性弥漫的羊图腾的时代”的起源，也是一段抒情的、浪漫的乐章。

　　传统的史诗通常以事件为中心。但在《汶川羌》这部长诗中，对历史的叙述分成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作者回溯民族的历史，往往是采用虚化的、简约的和象征的手法，基本上不叙述事件，也不叙述具体的人物，而是以诸如“羊”、“戈”、“神鼓”、“羌笛”、“石头”、“墙”、“岷江”、“岷山”、“羌姑娘”、“草场”等这些民族历史生活和文化的元素，来指代民族昨天的历史。另一种方式，是对历史事件的多侧面、多角度的表现。这主要是指关于汶川大地震的《灭顶之痛》这一部分。但这也不是一种严格的事件的记录和叙写，作品里也基本上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作者捕捉的是地震的可怕的声音，是那些“掀翻人生有限的经验和仓促的祈祷，践踏人类的尊严与自信，覆盖了千万年来灵与肉创造推进的文明”的声音；捕捉的是“天漏”的可怕景象。“车死了”，“映秀死了”，“都倒了，那一瞬间。梦想倒了，温暖倒了”……诗人以这些词和句，来表现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但是这些诗又是有着一种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更多的不是来自诗人对事件外部的叙述，而是来自他对事件的内心感受，来自对事件中人的、肉体的还有精神的大灾难的既是客观也是主观的、想象性的呈现。如作者如此写大地震对映秀镇的残酷摧毁：“褐色泥土，棉被一样，/裹住了映秀的每双鼻孔、眼睛。/捂死了长发或白发的希望。/……捂死了最红的心脏。/捂死了掏心窝的爱。”作者对历史事件这样的处理方式为史诗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较为独特的经验。诗人不再用诗歌来与以叙事为主的其他文学体裁争短长，而是发挥诗歌这种文体的优势，直击人心，直接呈现心灵的历史遭遇，从而通过表现心史来表现民族的命运。

　　《汶川羌》也体现了一个诗人的民族文化自觉和精神担当。一些后现代诗人不屑于担当代言人，不屑于崇高，表面上是追求个性、追求自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一种逃避责任、畏惧担当。而在《汶川羌》这部长诗中，叙事主人公或者说抒情主人公往往和民族的代言人合为一体。诗人对自己的写作具有一种严肃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勇于承当本民族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的代言人，承当民族的歌者。如在《大鸟》这一首中，诗人景仰和讴歌大鸟的境界：“大鸟是一只使命鸟。必然深入事物的内部，思想和情感内部。/像光。像透视。像意念和想法。自由出入。/大鸟的存在是崇高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优势种群的存在。/大鸟飞行是时间的需要。生物的需要。存在本身的需要。/创造秘境并且守卫。大鸟是一只幸福鸟。一只孤独鸟。/它被这些需要极度期待，推崇，生育而赋予无边的质感。”“大鸟是一只菩萨鸟。干干净净我的灵魂！”可以说，在这首诗中，诗人的灵魂与大鸟的灵魂已经合二为一，作者借大鸟来抒情言志，来浇心中块垒，来自我鞭策和激励。大鸟是具有使命的，又是自由的。使命与自由赋予大鸟崇高的、历史的、优越的形象。“优势种群”在这里不指涉生物学的意义，而是精神与物质的区分，是思想者的一种自我期许。大鸟的存在就是为了飞行——不是兜着圈的飞翔，而是有方向、有目的、有远大前程的飞天之旅。大鸟的崇高使它既幸福又孤独，既自豪又沉重……《大鸟》颇能勾勒作者在《汶川羌》整部长诗中的形象：既是民族历史的叙述者，也是民族未来的预言人。

　　长诗《汶川羌》以及羊子的其他诗作，还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这些诗歌充满着强烈的祖国意识。在羊子的诗中，“祖国”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诗作饱含着对祖国的感恩和热爱。汶川大地震之后，幸存的作者冒着余震危险写出的一首首诗中，铺展着这些句子：“尘土之上，祖国的关怀终于来了/隆隆的话语扶直东倒西歪的身影”(《飞机》)；“我眼泪一样清澈见底的同胞/从地狱深处挣脱的这一场灾难/钉子似的楔入国家的记忆”(《悼同胞》)。在长诗《汶川羌》里，也有多处流露着作者的这种祖国情结。如《车死了》这一首，结尾如此写道：“而有的车被狂野的岩石凌乱的脚步/踏破了头颅，腰身，或者筋骨，/一辆又一辆车，在相同或不同的音符上，/戛然而止。谁都明白，车死了。/车里面都是人啊。我的同胞。/亲爱的祖国心中这一个个爱她的人，/死了。”作者不写“同胞死了”，而是写“亲爱的祖国心中这一个个爱她的人死了”。他把死去的同胞定义为“热爱祖国的人”，而这些同胞又是在“亲爱的祖国心中”。又如《力量》这一首的结尾：“破碎的岩石，流浪的云朵，沉默的泥土，/因为这种力量的无处不在而耸起处处乡村。/死去的心血和远行的深爱终于重逢。/因为这种力量本质的超常，我们都回来。/回到祖国和民族的根脉与魂魄之中。”诗中所吟唱的“力量”，不妨理解为爱的情感、爱的力量。而诗人把爱、把祖国和民族表现为三位一体。这样深刻而强烈的祖国意识，在当代诗人尤其是少数民族诗人的写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诗艺方面，羊子诗歌的现代性无疑是极为明显的。这种现代性体现在他对诗歌的现代形式和审美趣味的强化，也体现在他对诗歌的传统思想的继承和熔铸。形而上的追问是羊子诗歌现代性的一大内涵。他追问人的生命的本质，追问人生的意义，同时也追问世界的真相、世界的意义。如在《人》《虚无、枷锁与愤怒》《真相》和《转化》等篇章中，我们虽然仿佛看到屈原的《天问》，看到古希腊哲人提出的“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命题和人生命题的再现，然而，羊子的这些诗作以现代人的思想和抒情方式重新演绎并深化了关于人与世界的形而上追问的命题。这些篇章之所以值得推崇，不是因为它们的主题有何新鲜性和独特性，而是作者以这些内含形而上和本体论追求的篇章，丰富了史诗的表现，拓展了史诗的维度，从而也极大地提升了这部长诗的思想层次和艺术品位。

　　《汶川羌》的艺术力量，还来自它富有特色的修辞手段。作者十分善于运用排比修辞。这种修辞手法甚至已经成为作者的一种风格。《汶川羌》的大多篇章都出现排比句，像《总》这一首，更是通篇一排到底。作者喜欢这种修辞，我觉得是因为他深入地研究了这种修辞，从而比较深地认识到了排比的力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羊子对汉语的研究和掌握很值得称道。

　　这部作品读来也有令人不满意之处。这就是它的节奏或者说音调问题。我能感觉到诗人在这部诗集的写作中饱满的激情，所以这部长诗中的几乎每一首，或者说大多数的篇章音调都比较高亢。这种手法固然有可能使读者自始至终绷紧阅读的神经，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而使其一气呵成地读完，但也有可能让读者感到审美疲劳。如果作者能像音乐中的咏叹调一样对叙事和抒情的节奏加以调整，这部长诗将会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