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诗人爱斯特·拉阿夫的诗：民族主义时代的本土“自悦”

　　爱斯特·拉阿夫被视为“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诗人”，1894年生于“以色列地”，出生地佩克提瓦克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农耕定居点， 她父亲是该地的拓荒者之一。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多来自欧洲，以“让鲜花遍布沙漠”为目标，也即在荒原上建立一个国家。于是，这片土地常被描述为“处女地”， 这也是拉阿夫诗歌和散文中常用的比喻。

　　作为“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诗人”，拉阿夫的诗歌大多在描绘巴勒斯坦风光。但她却没能成为以色列的传奇人物，也从未被看作以色列的主流或经典 诗人。希伯来文学评论家提她的名字，通常是谈到当时位处边缘的女性文学现象时，把她与拉海尔、巴特-米丽娅姆、爱丽谢娃一起看做当时有代表性的四位女诗 人。

　　直到1990年代，评论界才开始注意到拉阿夫的独创性。拉阿夫诗中有一些具有颠覆性和挑战性的元素，抵制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正是这些元素，使拉阿夫难以进入以色列经典作家行列。

　　拉阿夫的第一首诗发表于1922年，第一部诗集出版于1929年。1920年代的主流希伯来诗歌，都参与了复国主义者抢占地盘的行动，主要是借 助与性别有关的象征。将土地比作女性，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关的诗歌中非常典型，男诗人用与女性相关的比喻，将“家园”比作“生我养我的地方”，或比作诗人 渴望去占有的女人。

　　与当时男诗人使用与女性相关的隐喻来描述“家园”不同，拉阿夫是作为女性使用与女性相关的隐喻。这种差异引出了一个问题：拉阿夫诗中涉及性别的象征到底是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征服运动，还是通过女性发出声音来摆脱男性的民族主义征服话语？

　　细读可以发现，在拉阿夫诗中，土地承担着多重含混、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功能：它赋予生命，但也致命；像母亲一样，却又有性的诱惑；属于女性，但又 有阳具崇拜和男性特征。这使诗中的说话人和土地有了多重关系。而且，说话人还经常使自己等同于土地，从而抹煞了与土地的区别，实现角色转换。这在拉阿夫早 期的一首诗中有明显体现：

　　祖国母亲，我心与你的露珠一道，/俯卧在夜幕下的刺藤林中；/我向那芬芳的柏枝和蓟草，/伸出无形的翅膀。/你那小径就是柔软的沙土做的摇篮， /蜿蜒在刺槐篱间。/我被一种魔力深深吸引，/将永远走在这些小径上，仿佛踩着光滑的丝绸。/清澈的夜空喃喃低语，/俯视着沉寂的茫茫林海。

　　诗中夹杂了生命和死亡的意象。土地是“母亲”，道路是“沙土做的摇篮”，对母爱和肥沃的礼赞，却被与死亡相连的意象打断：刺藤林和蓟草在《圣经》里都暗示贫瘠无果。

　　诗中，土地除了承载母爱和肥沃，还是情欲寄托的对象。女说话人用翅膀拥抱着大地的气息，这种气息由象征男性的柏树和蓟草发出。这不禁使人想到希 伯来语诗人比阿利克写一个男子渴望得到女性的爱抚和保护：“用你的翅膀裹住我，当我母亲，做我姐妹。”这里的“姐妹”在《圣经》中有一层意思就是“恋 人”。拉阿夫读过比阿利克这首诗，“伸出无形的翅膀”就回应了比阿利克所表达的渴望：女说话人既像母亲一样保护男性躯体，又像恋人一样吸着男性的阳刚气 息。

　　大地虽有柏树和蓟草等男性标志物来表征，也不乏女性特征。土地的多重角色使它成为全能的神秘体，也成了说话人孤芳自赏的理想形象，使人联想到拉 康所说的“镜像阶段”：婴儿将自己镜中的影像看作一种全能的完美形象，与他们碎片式的自我认识形成对比，从而提供了一个孤芳自赏的平台。通过与这个完美形 象认同，自我也就感到强大起来。

　　这种认同关系有助于理解诗中拉阿夫与土地的关系。“祖国母亲，我心与你的露珠一道”。说话人感觉她是大地的一部分。通过描绘大地的情欲、母爱、致命性、男性及女性特征，说话人自己也体验到了这种全能的感觉。

　　一方面将土地视为自己情欲寄托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使自己与土地等同起来，我想称之为“自悦”。这种个人体验反映在诗的最后几行，有着非常明显的 表现主义风格。说话人用主观意象来描绘外部世界，“开创”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新世界：“清澈的夜空喃喃低语，俯视着沉寂的茫茫林海”。这种主观体验反映了 拉阿夫不稳定的边缘地位，也反映了诗中的说话人和诗人之间的复杂关系。1920年代的评论家们没有注意到拉阿夫本人和她诗中女说话人的区别。到1960年 代，随着诗集出版，她又重新走进了公众视野，但仍有评论家对此不加区分。拉阿夫本人也常倾向于不加区分，这在她的言谈、写作、访谈和回忆录中都有体现：

　　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诗是和我一起生出来的，我们彼此非常相像。我很小的时候，还没写这些诗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它们。三岁那年，我就是架风琴，对着冬日寒风里的桉树林演奏，我记得真真切切。

　　通过强调她的诗与她自己相似，拉阿夫抹煞了说话人和诗人的区别。这种相似性建立在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之上，写作被描述成天性的流露，是从外在土地上生发出来。

　　拉阿夫接受过很多采访。每次采访她都要谈及自己的童年。拉阿夫通过把焦点放在童年，强调她的诗都是直觉的产物、天性的流露。与土地的这种关系， 在其他地方又被描述成一种个人的、独有的关系，不允许他人在场，是一种自足的关系。评论家哈穆托·察米尔指出，1960年代的评论家认为拉阿夫诗歌的价值 就在于她的本土主义。但我认为，这种倾向源自拉阿夫自己试图树立的一种公共形象：一位用别人无法捉摸的、独一无二的直觉方式来体验土地的诗人。

　　在诗中，拉阿夫把行走在沙路上称作“被一种魔力深深吸引”，在希伯来语中也指“未解的”魔咒，那么谁是解开魔咒的人呢，拉阿夫想和谁区别开来呢？

　　正如评论家汉南·海韦尔所言，本土主义是一种悖论立场：原住民一方面宣称自己是最早的居住者，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是一直存在的。在原住民之前， 这片土地上没有人；但原住民的根却又一直在这里。海韦尔指出了拉阿夫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贡献，同时却忽略了她与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复杂关系，这些移民是流散 海外的犹太人，是来占领“她”的土地的。拉阿夫经常强调她土生土长的优势地位：“我是第一位本土诗人。这么说可能让人觉得有点傲慢，但这就是事实。”

　　拉阿夫为突出自己独有的本土性，采用了很多方式，其一便是她的诗体学。她写过无韵的表现主义诗歌，而当时流行的诗风是押韵的象征主义。她说：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在遵循我的情感和内心的韵律——有时我甚至遗憾自己没有写点别人都在写的“雅致的押韵诗”，我也曾经觉得这是个缺陷，但的确有种神秘力量在驱使我写与众不同的诗歌。

　　拉阿夫在强调直觉的驱使高于理性的推敲，巩固其“真诚”形象。她是自己选择了远离主流诗风。

　　拉阿夫还有一种与主流分道扬镳的做法，那就是她极具个性的用词。1920年代也是希伯来女诗人最早开始发表作品的年代。当时女性面临很多困境， 如种种文化偏见和成见。而且，希伯来语本身就被看作一种只有男子才有资格学习的神圣语言，女子无权使用。不过，这种不利局面倒也有助于创新，1920年代 的男作家感到深受传统词汇和表述的束缚，而女作家倒可以使用更为灵活的现代语言。

　　拉阿夫独具一格的用词，在她给本土动植物命名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使用花草树木的生僻名称，有时引自《圣经》，有时取自佩克提克瓦早期拓荒者的 个性语言。这种命名方式，也就暗示读者无法像她这样熟悉这片土地。通过这种独特的用词和诗体学，拉阿夫和其他希伯来作家区别开来，这种主动的隔离是本土主 义的典型做法，但对拉阿夫来说，这也是身为少数群体的需要：一位本土女诗人如何来面对由欧洲男性把持的文坛。

　　有评论家认为拉阿夫的诗是“原始的”、“东方的”，与当时男诗人文雅的、欧洲的作品截然不同。这种评价可能会贬低拉阿夫的地位，但我觉得拉阿夫 反倒能借此使自己强大起来。土地的贫瘠在她诗中变成了性感的源头，比如诗中提到的蓟草气息。她的第一本书书名为“Kimshonim”，译成英语便是 “Thistles(蓟草)”，在希伯来语中是个生僻的词，只在《圣经》中出现过，而且是贬义。拉阿夫却使这个带有负面意义的词变成了正面的、强大的词 语，只有真正土生土长的人才能理解。她将劣势转换为优势，宣告对土地的所有权，这种宣告也就潜在地威胁到了男性的正统。正是因为这种带有威胁的反常，评论 家们才忽略了她作为女诗人的独特性和创新之处，把她的诗歌视为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领域中的边缘的本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