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一篇难作的大文章（续篇）

　　自从1983年3月20日黄永玉给曹禺的信披露后，戏剧界和学术界对他们二人的关系以及曹禺晚年的创作、苦闷与孤独的研究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两年前笔者也凑热闹写了《一篇难作的大文章》，拙文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似乎有些影响。近日，笔者在《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李辉著)中偶然发现了1983年4月2日曹禺给黄永玉的回信，十分惊喜。这封长达15页的回信同样被黄永玉珍藏着。读了这封信，我产生了许多联想，这便是此续篇的由来。

　　曹禺和黄永玉来往并不多，只见过有数的几面，但黄对曹的戏却了如指掌。抗战期间，流浪闽南的少年黄永玉曾在演剧队待过几年，开始熟悉曹禺的作品，他曾回忆说：

　　我一直看曹禺的话剧，我都能背。那天我对曹禺讲：“你别动，我自己过来。”曹禺就哈哈大笑：“你还记得我这句台词。”这是《原野》里白傻子说的。

　　想看的还是《雷雨》《日出》。《原野》的故事，人工的多了一点，《蜕变》《北京人》也好，《蜕变》是说教，说抗战之教；《北京人》挺好的。《北京人》他也不太懂得年轻人。袁教授的女儿挺假的，也不真实。大有可写。主要是他的人物不全面，不熟悉底层人民的生活，贴到地面的那些事儿他都不知道；他也不是在高空，站在低空飞翔，地面又不贴。还有一点，用解放后的话来说，不爱劳动。劳动里的那些乐趣都没有，登山涉水呀，他都没有。缺少生命的乐趣。后来他是怕。

　　曹禺软弱，没有胆量。他一直战战兢兢。其实他也不是搞政治的。他怎么那么怕呀？不知道。

　　黄永玉评价曹禺的这段话，笔者认为相当准确。他对曹禺几部戏的评价，寥寥数语，但切中要害。他对曹禺创作状态的评价以及他的软弱胆小，笔者都有过切身的体会(我曾形影不离地跟随过曹禺两年)，这是后话。总之，黄永玉给曹禺的信是有根基的，是坦荡的，也是发自内心的。

　　这里，还要讲一个细节：黄永玉1983年3月20日给曹禺的信是一封回信，这之前曹禺曾给黄永玉寄信一封，可惜这封信现在找不到了。黄永玉在给曹禺的回信中也并非一上来就批评曹禺解放后的剧作，而是先谈了一番他随信附上的写于“五七干校”时的长诗《老婆呀，不要哭》。黄永玉回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家宝公：

　　来信收到。我们从故乡回京刚十天，过一周左右又得去香港两个月，约莫6月间才转得来，事情倒不俗，只惜耗了时光。

　　奉上拙诗一首，是类乎劳动的那三年的第一年写，《诗刊》朋友问我要近作，而目下毫无诗意抒发，将信将疑从匣中取出这首给他看，却说好。人受到称赞总是高兴。但这诗不是好，是公开的私事满足了人的好奇心而已。不过我老婆是衷心快意的，等于手臂上刺着牢不可破的对她的忠贞，让所有的朋友了解我当了三十多年的俘虏的确是心甘情愿。歌颂老婆的诗我大概可以出一个厚厚的集子了。只可惜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经得起肉麻的出版社。

　　说老实话，真正地道的情诗、情书、情话怎么能见得人？伟大的鲁迅特精熟此道，说是“两地书”，买的人图神奇，打开看本来却都是正儿八经，缺乏爱情的香馥之感。全世界若认真出点这种东西，且规定人人必读的话，公安局当会省掉许多麻烦。人到底太少接触纯真的感情了。

　　瞧瞧，寥寥数语，黄永玉把情诗谈得多么幽然而深刻，甚至连鲁迅也不放过。这极像黄先生的特性。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黄永玉对曹禺剧作的批评了，而且也只有他敢率先这样做，伟值得钦佩。

　　曹禺的回信共计15页，其中前5页都是用来歌颂黄永玉这首情诗的。他说：“这样充满了人与他所爱得那样深厚的情诗，我一生仅看见这一首……又多么是我想遇多年，终于见到的情诗。”说这样的颂词，极像曹禺。他对别人作品的赞誉常常像别人赞誉他，总是“高！”“好！”一样，多少有些虚夸。再比如黄永玉给曹禺的信上，黄称曹为“家宝公”，这当然是对的，因为曹长黄14岁，大一轮还多，然而曹禺在给黄永玉回信时，却称黄为“永玉大师”，这就有点儿过了。因为黄永玉在信中说得很清楚：“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严。”事实上当时曹禺73岁，黄永玉59岁。哪里有前辈称晚辈为大师的呢？过谦了吧？但笔者以为，并不为怪，话到此处，打住为好。

　　背景说完了，接下来要谈曹禺回信的核心内容，这也是本文的主旨。曹禺在后10页的信中说：

　　你鼓励了我，你指责我近三十余年的空洞，“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这句话射中了要害，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到了今日——这个年纪，才开始明白。

　　你提到我那几年的剧本，“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是你这样理解心灵的大艺术家，才说得这样准确，这样精到。我现在正在写一个剧本，它还泥陷于几十年的旧烂坑里，写得太实，也陈腐，仿佛只知沿着老道跋涉，不知回头是岸，岸上有多少新鲜的大路可走。你叫我：“醒来啊，把沉睡赶走！”

　　我一定！但我仍在朦胧半醒中，心里又很清楚我迷了道，但愿迷途末远，我还有时间能追回已逝的光阴。天下没有比到了暮年才发现走了太多的弯道，更可痛心的。然而指出来了就明白了，便也宽了心，觉得还有一段长路要赶，只有振作起来再写多少年报答你和许多真诚的朋友对我指点的恩德。永玉，你是一个突出的朋友，我们相慕甚久，但真见面谈心，不过两次。后一次还有别的朋友似乎在闲聊，我能得到你这般坦率、真诚的言语是我的幸福，更使我快乐的是我竟然在如此仓促的机遇中得到你这样以诚真见人的友人。

　　我时常觉得我顾虑太多，又难抛去，这已成了痼习，然如不下决心改变，所谓自小溪再汇为沧海是不可能的。

　　……

　　我很想一直写下去，却我也感到自己唠叨了。

　　有一件事想告诉你，读了你们的信，我告诉我的女儿李如茹(李玉茹的女儿，笔者注。)到街上买一个大照相簿，她很快买到了，你的长信已经一页一页端正地放在照相簿里，现在我可以随时翻，在我疲乏时，在我偶尔失去信心时，我将在你的信里看见了火辣辣的词句，它将促我拿起笔再写下去，在我想入歪道，又进入魔道，“为势位所误”时，我将清醒再写下去……

　　曹禺的信很长，我只是扼要地将重点摘录出，与大家共享、共议。

　　曹禺生前是我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而且是终身院长。“文革”后他身体不太好，于是便由第一副院长主管日常工作。剧院的重大决策还是要向他老人家汇报，直至他离开我们的那一天。

　　我们这些曾在曹禺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读了曹禺给黄永玉的这封回信——尤其是后面自省的这部分，感到他是真诚的、由衷的、发自内心感谢黄永玉先生的。

　　曹禺是清醒的，他只是生活在不能自拔的纠结之中，他绝不是因为黄永玉先生批评了他，才大彻大悟。黄永玉只不过是说了别人不敢说的实话而已。

　　那么曹禺的暮年为什么一直生活在纠结、郁闷、痛苦之中呢？小溪又为何汇聚不成大海了呢？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看，一个世界知名的大剧作家、一个被封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大剧作家，从1979年《王昭君》上演到他老人家1996年离开这个世界的17年间里(除和女儿一起改编的《日出》电影外)再也没有拿出一部原创的剧本，他能不痛苦吗？那么他为什么写不出来呢？

　　我个人认为大概有以下诸多因素：

　　一、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我至今坚信不疑，因为它是真理。真理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前面提到，黄永玉说曹禺：不熟悉底层人民的生活，贴到地面的那些事儿他都不知道，他也不是在高空，站在低空飞翔，地面又不贴。还有一点，用解放后的话来说，他不爱劳动。劳动里的那些乐趣他都没有，登山涉水啊，他都没有，缺少生命的乐趣。

　　黄先生的话极形象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曹禺的不足之处。他的敢于直言是我辈所不及的。就我们这些在曹禺身边生活或工作过的“同事”来讲，觉得黄先生是实话实说。实际上谁也不是神仙，都会有弱点。曹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困难时期”之后，他离生活越来越远了，客观上已年近花甲，身体欠佳，且挂职甚多，公务缠身。他已很难深入生活。每次接到新的创作任务，剧院都委派助手协助。写抗洪的剧本，剧院派出蓝天野、于民两位同志陪同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写劳动模范谢炳勤的剧本，剧院同样又派出朱琳、蓝荫海两位剧作家与他一起深入生活。深入生活期间，曹禺也很难自始至终地与工农结合，多是其他同事走得更深入一些。到了“文革”后，1979年他受胡耀邦同志委托写关于“四人帮”迫害科学家的剧本时，剧院又派出了于是之、梁秉堃和我组成创作小组代替曹禺深入生活。深入生活怎么能代替呢？实乃下策，但只能如此。待我们搜集好创作素材后，回京向他老人家汇报，然后他老人家构思剧本。由于他没有一线的感受，见不到生活中的人物，构思自然困难，甚至闹出许多笑话，这里不作细谈。从以上我谈到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黄先生说的有多么的形象，多么的深入浅出。至于黄先生说的“他不爱劳动，劳动里的那些乐趣他都没有”，这当然不单纯指体力劳动，与百姓同甘苦、共劳作，实际上他去过“五七干校”，甚至挑过粪，看过传达室，但很快因外国的报道，市里就将他送到外省疗养保护了起来。从此，他连“文革”的全过程都不甚了解，他又怎么可能去写“四人帮”迫害科学家的剧本呢？结果只能作罢而改写《王昭君》。再后来，他彻底住进了医院，而且一住就是8年多，直到去世。我认为，他之所以很难创作出顺应时代的现代戏，缺乏生活是首要的原因。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他还要交命题作文的答卷。新中国成立之后，命题作文常常是作家们(尤其是知名的大作家)遇到的问题。这可能就是黄永玉说的“不情愿的艺术创作”，领导出题目，下面做文章，当然是可以的，我们无法拒绝。但前提还是得深入生活、挖掘生活，尽最大努力地去熟悉你要写的人和事，直到有创作欲望(而且这种欲望越强烈越好)时再动笔，这样才有可能写出较高水准的、可以传世的作品。否则，都不过是“时令小吃”，过眼云烟，演完就完，留不住。黄永玉说曹禺解放后的作品他一个也不喜欢，道理即如此(当然，这只是黄个人的看法)。曹禺自己也说：“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然而面对不能拒绝的命题作文而自己又因各种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不能去熟悉自己要写的对象，他又怎么可能写出理想的作品来呢？

　　二、势位。黄永玉在给曹禺的信中批评他说：“你为势位所误。”这是研究曹禺晚年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人说：“此句所指，并非说曹禺追逐名利，而是指曹禺所处的‘势位’，使他无法摆脱政治与事务的约束，无法重新拥有一个艺术家个体的精神自由状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准确。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追逐名利并不等于不重视或无视名利，拿自己的名誉不当回事儿的艺术家大约是不存在的，曹禺也如是，这里试举一例。

　　“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和1978年，许多受过迫害的同志逐渐得到平反，许多政策也逐渐得到落实。前面提到，这正是我和于是之、梁秉堃协助曹禺老院长写剧本时。有一段时间我们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和“全国科学大会”，任务是采访受过“四人帮”迫害的科学家。我们都住在一个很大的宾馆里，一边听会一边采访。客房里备有好几份报纸，其中有《参考消息》(那时的《参考消息》报还是内部发行，而且是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到)。有一阵儿，《参考消息》上陆续刊出了外电报道的有关郭沫若、老舍的消息，并介绍了他们的简历和作品。曹禺看到后很高兴，觉得这个信号的释放，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过了几天，他老人家似乎没那么兴奋了，有时还显露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忽然有一天，《参考消息》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和对《雷雨》等剧目的介绍。曹禺看到后开心得像孩子一样，并举着报纸给我们看，我们自然也为他高兴。结果好了，这份刊有曹禺消息的报纸，他老人家整整一天拿在手里不放，就连午休时，也将其盖在脸上。这个小事例，一方面表现了曹禺对落实政策的愉悦心情，一方面也不难看出他对自己名位的重视，否则他干吗对那份报纸爱不释手呢？

　　我认为，曹禺在“势位”这个问题上是很纠结的。自从新中国成立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曹禺的头上到底有多少个头衔，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这些头衔对曹禺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他最喜欢的，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说：“我有两个爱人，一个是我身边的爱人，另一个就是北京人艺。”他还说过“北京人艺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对这个头衔的爱，他永不放弃。另一类头衔是那种所谓“众望所归，非他莫属”的头衔，如中国剧协主席、中国文联执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这些是他想推也不可能推掉的头衔，他只能接受。还有一类是强加给他的头衔，这类头衔之多之杂，真是数不清，有的简直就是“先斩后奏”，生米已成熟饭时硬是把聘书送到他面前。曹禺有着典型的知识分子爱面子的弱点，许多他反感的事情，话到嘴边，他就是说不出口，说不出口就意味着接受或默认。头衔多了，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活动繁杂，参加不完的会议，发不完的言，看不完的戏，表不完的态……就是在住进医院期间，他的接待日程有时也排得满满的，接应不暇，痛苦不堪。如此这般，他还有多少时间搞创作？蓝天野在给我的一封回信中曾这样写道：“‘为势位所误’我以为其言不准，且汉字有时难解，是势位把先生误了？还是先生贪图势位而误己？不少人以为是后者，甚至有人顺杆儿爬，把先生骂得人品都差，几近人身攻击。至于‘解放后的戏’，我认为虽不及早年三四部，却也仍有先生文采，是时代、政策误了先生。而先生亦有自身弱点，本已逃离剧海，却又时时落水。”

　　我认为蓝天野的话代表了我们这些在曹禺院长身边生活或工作过的人的共同看法。其实，“为势位误”的又何止他一个人呢？这是不少名人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黄永玉当然不是这样，他的个性、他的倔犟、他的无畏决定他成为一个有着极大自由的艺术家，不能不令人敬佩。而他对曹禺的要求则或多或少有些“苛刻”了。曹禺是纠结而不能自拔。到后来，即便是把时间都还给他，他已被病魔缠身力不从心而深陷苦闷之中了。

　　三、顾虑。作家写东西是不可有太多的顾虑的。前怕狼后怕虎、瞻前顾后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这是真理。黄永玉批评曹禺软弱、没有胆量，怕，一直战战兢兢的。曹禺自己也说，“我时常觉得我顾虑太多，又难抛去，这已成了痼习。”“痼习”二字不是夸大，是曹禺的心里话，他真的是胆量小、顾虑多。曹禺的顾虑在哪儿？研究家大约可以说出许多，但我以为曹禺无论有多少顾虑，从大的范畴讲无非是两点：一是政治，二是超越自己。

　　戏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当然也包括其他多种艺术形式)离不开政治，既或是写历史剧，也离不开政治。它不像绘画、不像山水花鸟那样离政治较远，即使是这样，曹永玉先生画的那只“睁一眼闭一眼”的猫头鹰不还是惹出了大麻烦而挨了批斗吗？曹禺不是搞政治的，可他深知写戏离不开政治，“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猛烈的，是铺天盖地的，受过“文革”冲击的人，怎么可能不心有余悸呢？作家白桦，“文革”后抖擞精神写了一部电影《苦恋》，遭到批判、禁演，后来他又写了一部名为《槐花曲》的话剧，北京人艺排了，但因为剧本中有影射领袖的台词，遭到禁演。从此他不再写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多举了，所以作家心有余悸在所难免。当然，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有把政治玩透了的人，那另当别论，曹禺不在此列。

　　二是超越自己，我认为这是曹禺最大的顾虑。一个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剧作家，一个被黄永玉先生批评“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的作家，再提笔写戏，如何超越自己呢？他能不考虑吗？曹禺的剧作起点很高，他的《雷雨》甚至被誉为“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成熟”。他30岁前就完成了他的主要剧作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不可动摇的、无人可比肩的地位。自我超越，不是改革开放后曹禺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他也面临这个问题。他心中有数。到了暮年，他又被势位、病魔缠身接触不到新生事物。他还怎么可能将小溪汇成大海？所以曹禺对黄永玉说：“我现在正在写一个剧本，它还泥陷于几十年的旧烂坑里，写得太实，也陈腐，仿佛只知沿着老道跋涉，不知回头是岸，岸上有多少新鲜的大路可走。你叫我：‘醒来啊，把沉睡赶走！’”曹禺的这些话，说得多么清醒啊！我认为就是没有黄永玉给曹禺的信，曹禺对自己也有着明白的认识，只是他闷在心中不说罢了。他知道他已无法再超越自己，甚至无法找回当年的自己。这是他最大的痛苦，我们应该理解曹禺。

　　曹禺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剧坛上、世界的文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