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之水——戏剧现状有感

　　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戏剧家在对中国戏剧(乃至于艺术)发展有所了解之后，都会感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尴尬的时代。戏剧创作中的传统意识和对曾有时光的 美好回忆为现代纷乱的生活感和观众的娱乐心理所不容；单一的政治批判与纯粹的社会功利又为艺术家们所意识到的艺术观(主要是西方的文学传统)所排斥，而将 艺术创作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和其不得不承担的经济价值完全分离又非最佳的解决方法；现实的一切使戏剧家深深感到困惑。然而，细想起来，这种困惑并不像 拉·封丹寓言里那头饥饿驴子的困惑，它不是一种选择上的困惑，而是一种戏剧家对于现实的认识与把握出现断裂后的困惑，一种无路可行的困惑，它来自从心底翻 起的对于一切的怀疑情绪即不信任感，它来自戏剧家们不敢承认却又时时意识到的认知现实能力上的恐惧。

　　对当代的戏剧家来说，现实变化得如此之突然，如此剧烈，就像一场不断革命的连续剧。真理与现实，逻辑和定律，戏剧家赖以建立信心和勇气的基石在 现实面前塌落。艺术创作、戏剧创作不再像一个温情脉脉令人沉醉的春梦，反而像一位面上绽着冷笑的凶神。对于我们的戏剧家来说，现实的困惑与痛苦似乎并不使 他们畏惧，他们也从不将其与“人的存在”这种带有生命意识的命题相联系。他们更惧怕的是对于这些困惑与痛苦的价值的估算与评价。他们不清楚这些困惑与痛苦 有没有价值；也不知道将其写入作品会不会受到欢迎；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产生这些痛苦与困惑。由于有这么多带有功利性质的畏惧心理，使戏剧家在反映认识现 实的困惑与痛苦方面显得特别幼稚与乏力。戏剧创作与理想和现实的双向脱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

　　尽管戏剧家们辛苦劳作，尽管戏剧节评奖接二连三，但是戏剧家内心被现实袭扰所产生的困惑与痛苦却没有成为戏剧作品的主要内容，戏剧家认知现实所 产生的断裂感也没有成为他们作品的基调，至于因为困惑与痛苦而必然会引发的对于社会及人生价值的评判，则更难以在剧作中觅到踪影。这些事实说明了一个结 论：戏剧家群落正在失去从事戏剧艺术创作的能力。

　　戏剧艺术从诞生那天起，便具有了其它艺术种类所无法替代的特性。它是对现实与未来最彻底、最真实的模拟与幻想。它能最集中、最强烈地体现出人类 的情感变化规律。从这种模拟与幻想之中产生出戏剧艺术认识客观、开拓心灵世界的总体精神，而在总体精神中，对现实与未来的认知意识又是其主要内容。西方戏 剧的发展沿革始终没有背离这种认识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总体精神，始终将人类通过体验反观自身的存在当成主要目的。从古希腊戏剧到现代派戏剧，戏剧的总体精神 被不断张扬光大。然而，对于中国戏剧家来说，这种将戏剧艺术创作与体验人生、认知人生、服务人生相联系的意识还未建立起来，剧作家的意识还未达足以把握戏 剧样式的高度。出于此，戏剧创作队伍的整体性失落就是必然现象了。 理解戏剧创作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容易的。困难的是，我们的戏剧创作怎样才能向戏剧艺术赖以生存的总体精神归复。

　　首先应该提出的是剧作家的真诚精神，艺术创作来自于真性情，剧本创作也是如此。剧作家不仅对创作的动机要抱着满腔真诚态度，而且在整个的创作过 程中也不能有任何的虚伪和取巧，剧作家要有一种起码的能力，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现实的能力，要有一种为人生真诚的态度。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中，无论退避 还是进取都有着明显的功利性。退则独善其身，进则齐家治国。这种功力背后孕含着的是一种对客观有选择的退避技巧。不对探索未知抱着巨大的热情，而对现实却 要求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传统倾向使剧作家的创作常常有不真诚的成分。它不只表现在创作动机上，也表现在创作流程中，更表现在对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掩饰 和默许外来因素对自身感受的修正上。创作动机的不真诚可以使作品的格调落在很低的层次上，这是剧作家本人能够意识到的，而后两种不真诚由于各种因素的遮掩 往往是戏剧家自身难以发现的。所以，其影响也就是严重的。只有在创作流程中始终保存着真诚的情感，对内心的灵魂冲动不加丝毫的掩饰，才会使剧作在现实面前 挺起身来。前两年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的剧目《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小说《活着》)，曾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但很多戏剧评论将其成功归结为：对中国社 会的政治化生活的控诉，甚至是在反应文化大革命等等；将主人公福贵理解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表，一切中国式的灾难的最后承受者。其实，福贵不过是我们所有人的 缩影，无论在哪个国度，人生的内容就是不断地向周围的环境和其他同类告别。这也是余华小说最动人的地方。从经典改编的剧目还能保有一些艺术质量，而出自现 实的创作，却很难发现出这些来自人类精神生活的立足点。例如被炒作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校园戏剧作品《蒋公的面子》则是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作品讲述了在 1943年，蒋介石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为了拉拢学校的知识分子，请了三位学校的教授去吃年夜饭，三位教授要不要给“蒋公”面子而去赴宴的故事。力图表现 民国时期和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期望达到对中国社会特定历史和特定阶层的指摘和嘲讽。作品出自一位在校的戏剧文学专业的学生之手，表现出了她的才华 和能力。但社会的评价使作品变成了另类的“主旋律”。因为阐述的基础来自于一种较为幼稚的认知：即在创作者的意识里，社会中的人与人是不平等的。

　　多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习惯于“社会现实”的范围。一切的出发点，一切的目的地，都瞄准着最实际的功利目的。实际上，戏剧家最主要的工作应是深 入体验和关注人的最主要的生存内容——精神世界。我们当前戏剧剧本创作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剧作家对人精神世界体验认识上的贫困。

　　对于精神世界确立的艺术家来说，追求个性化的人格，追求人格的健全、独立与完整是其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要目的。在现代社会里，他们更关注的是人的 情感、精神与心灵的痛苦，那些人际关系没有被破坏，而人的精神世界却在垮塌的痛苦；那些在外表看来毫无痕迹而人的内在心灵却已被剥离、被抽空、被贩卖、被 撕裂的痛苦；那些关于人生美好的期望无法本质实现的痛苦。体验这些苦难，描写这些苦难，因为这些才是戏剧家能够做而应该做的事情。在戏剧界深受尊敬的老剧 作家王正，在思考他们这一代戏剧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师级的剧作家时真诚地写道：“天性善良，实事求是，富有同情心，是我们同代剧作家中许多人共有的特点。 我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有时不得不表面上随大流，但我们不会昧着良心去害人。这种做人的原则和品格，正是我们精神财富的一种体现。但是，作为剧作家，我 们的真实的、独特的、有价值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成果是否都鲜明地体现于我们的创作中了呢？当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灵不由得感到一种震颤。‘做人’和 ‘作文’都应该绝对诚实，但这两者在我们身上却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王正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痛苦，这样一种外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使人 内心日趋分离的痛苦。实际上，‘做人’状态与‘作文’状态在一个艺术家身上长期分离的情况在戏剧界是普遍存在的，其本身就是很好的创作素材，遗憾的是没有 几个人像王正那样真诚地将其揭示出来。

　　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能力和艺术观念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如何理解、认识戏剧本质规律的戏剧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探索人 的精神世界的角度出发，去观察我们生存的环境，去查看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就会重新界定什么是戏剧所能表达的内容及戏剧艺术应该怎样表现人的真正生存状态， 甚至会重新理解戏剧性的问题。戏剧文本创作的空间会豁然开朗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剧作家们才能更关注人生总的命题，使我们的作品从本质上获得现代 意义。

　　图为话剧《活着》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