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作家应找到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张力

　　4月25日，青年小说家徐则臣凭借力作《耶路撒冷》摘得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桂冠。主办方在授奖词中写道：“《耶路撒冷》，人物不断地走向世界，又不断地返回故乡，在出走与回归的描绘、诠释和辩证中，徐则臣逼视了一代人深层的心事，也由此挺立起了一种倔强的生存意志。”近日，记者专访了徐则臣，请他谈谈《耶路撒冷》的创作过程。徐则臣说，“70后”的宿命感，是走出去后又想回来，但回来时发现回不来了，因为他们与故乡还没建立起“一个血肉般牢固的契约”。

　　从获奖小说《耶路撒冷》谈写作

　　徐则臣：作家应找到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张力

　　　　徐则臣 　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居北京，做编辑。著有《耶路撒冷》、《跑步穿过中关村》、《居延》、《古斯特城堡》、《通往乌托邦的旅程》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腾讯书院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等。

《耶路撒冷》书影

　　小说《耶路撒冷》的情节这样展开：少年时代，初平阳和小伙伴们在运河边一座摇摇欲坠的斜教堂外，听见一个文盲老太太独自在里面一遍遍地念叨：耶路撒冷。初平阳一直以为是这个词的汉语发音足够动听和神秘，才让他多年来念念不忘。直到博士毕业前夕，在一个从以色列来的犹太教授的追问下，他才发现，自己对耶路撒冷的向往，不仅源于汉语发音的诱惑，更是内心里隐秘多年的忏悔和赎罪之结……“70后”这一代人有一种宿命般的悲剧感，想走出去，但又想回来，最后发现回来好像也不适应。在“70后”作家徐则臣看来，这一代人的宿命感不在于他们走出去后可能又想回来，而在回来时发现回不来了，因为他们与故乡的关系根基尚未深厚到可以在故乡遭到篡改或消失时，依然坚信他们与这片土地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关系，他们的乡愁暂时还经不起故乡与世界之间强烈的差异和变动。

　　1980年代后期，中国城乡的现代化改革已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时候很多人想必都怀揣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梦想。徐则臣认为他们出门寻梦，绕了一圈发现梦可能就在家门口，千里迢迢赶回来，却发现家乡已经变了。似乎还没有哪一代人像“70后”这般十八岁出门远行后，赶上了急剧变化的世界，同时赶上了风卷残云般的城市化进程，故乡在“现代化”中迅速地面目全非：根还没扎牢，大地却在消失。

　　“留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少，都在城市化，都在现代化，都在全球化，都在迫不及待和被迫地扔掉‘老东西’，因为这些老东西不够洋气、不够现代、没法跟啥啥啥接轨。”徐则臣说，现在春节除了贴对联、放鞭炮这些十分形式的东西，传统的年味都过没了。我们都学会了变通：城里不舞文弄墨的家庭不太贴对联了；为不污染环境鞭炮也免了；饺子哪天都可以吃，那大年三十就不吃了吧；唯一兴盛的是短信、微信、QQ拜年，哪天连这些高科技也玩腻了，拜年可能也省了。

　　“年啊节啊风俗习惯等的辨识度越来越小了，节与节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全世界的确在慢慢过成了一个村里的。即使放炮仗、吃饺子、包粽子，其实很多人对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干这件事也知之了了，最可怕的消失是后者，一种‘精神’没了。”这些改变，徐则臣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是必然还是偶然，他只知道此类的“天下大同”思之令他揪心。

　　鲁迅先生说过，“谁说中国人不善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写到初平阳的故乡“花街”的历史建筑改造，“他们”为了让它成为一处旅游景点才进行改造，其中牵扯到各种人的利益。这种这几年才兴起的历史建筑改造最终只是让它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已。

　　当走出去的年轻人“回到故乡”不适应了，或许不仅只是“70后”这一代人“在回来时发现回不来了”。

　　对话

　　“我的小说让历史和时代退回为背景”

　　晶报：通过《耶路撒冷》，我看到您的写作正在紧贴着个人的时代经验，您是怎么处理小说中历史背景与人物的关系的？

　　徐则臣：历史和时代很重要，但我不会抛开个体去大而无当地谈论历史和时代，我也不会以既有的主流历史观和时代观去解构我的小说，我必须把这些宏大的、抽象的东西打碎以后融入个人化的日常经验里呈现出来，或者说，我要用个人化的日常经验呈现出我对历史和时代的看法。大历史和大时代很重要，但对个体来说，大历史和大时代只有进入他的日常细节以后才有意义，一个作家要做的，就是找到人物的个体经验与历史和时代之间那种暧昧的张力。我们习见的“史诗”多是历史和时代站在舞台最前面，人物被压抑退居到了次席，成了历史和时代的牵线木偶；我要做的是让人物重返舞台的最前沿，历史和时代退回为背景：人永远是主角，任何理由都无权取消人物经验和内心的复杂性与可能性。这是文学应有之义。

　　晶报：《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王朔一部小说的名字。《耶路撒冷》第二篇专栏题目就用了这个名字，“对于这一代，人生也罢，爱情也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才美不胜收。”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

　　徐则臣：这专栏的确用的是王朔小说的题目，我很喜欢这个表达。一半一半，当然未必恰好一半，人就该这样，有深沉理性的一面，也有激情热闹的一面，该静的时候静，该动的时候动，有很多优点，同时也得有很多毛病，否则单面的一个人，不管他是海水还是火焰，你都受不了。全方位无节制地偏到了某一端，人生就太无趣了。

　　晶报：刚获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说过，一个作家即使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也必须采用真实生活中的某些元素，然后使它们变奏。从您的经历来看，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您的自传？

　　徐则臣：在一定程度上，所有小说都是作者的自叙传。问题是多大的程度。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写经历的，干了什么才能写什么；一种是写经验的，事情你没干，但你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同化”为你的经验，不管是写道听途说还是纯属虚构，你设身处地地去感同身受，也可以很好地表达出来。这两种写作中，有一点是共通的：故事背后的精神和看法应该是你自己的。这个意义上，我认同小说是作者的自叙传。很多看完《耶路撒冷》的读者，都想知道初平阳跟我啥关系，除了作者和小说人物的关系之外，就是我们都在大学里教过书，都在北大念过书，都在未名湖边的小屋里住过，别的没了；初平阳的爱情故事，他的前女朋友舒袖，跟我没半点关系，就是他们俩，也是开始写小说了以后我才让他们认识的。这小说里其他的真实部分，是水晶，我故乡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产世界上最好的水晶，我就把它写进小说了。

　　晶报：小说最后一章提到专栏的新名字《2019》，而初平阳走出世界的故事还没开展，未来有可能写续集吗？

　　徐则臣：可能会写。小说写完后，我突然想，十年以后他们会怎么样了呢，要不再写一部小说看看。《2019》没有写，一是这样可以保持小说在形式上的对称，我希望得到这种貌似可笑的在结构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此外，我的确也不知道如何写，2019年还没到，山不转水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