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唇枪舌剑笔代戈

君特·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但泽三部曲”： 《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

《剥洋葱》德文版

　　几周以前，我在柏林还跟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旧友彼得·施耐德谈起过格拉斯，当时得到的消息虽然是“老头儿病得不轻”，但是没想到这么快竟然斯人已逝，阴阳阻隔。

　　纵览德国政要、文化名人为悼念格拉斯所做的口头和书面表达，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都用了一个词“streitbar”来形容格拉斯，这个由 “streit”(争吵)和“bar”(能)两部分组成的词虽然常常被译成“好争吵的、好争论的、好斗的”，德文里所包含的“随时准备着、有意愿与某人争 执某事，批判地、积极地辨析某事，为某事做斗争，为某人某事出力，有战斗性”等丰富和褒扬的含义，却非汉语里这几个单向和贬义的词汇可以涵盖；简单地按照 德语的构词译为“会争吵的、能争论的”，似乎又不太符合汉语的习惯。

　　但格拉斯就是一个既好争论又会争论的人。观其一生，前三分之一固然在时局动荡、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中度过，后来的三分之二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并 不宁静祥和，而是随处可见唇枪舌剑、口诛笔伐。有时是他挑起事端，有时是他接招应战，还有不少时候是他本人或作品成了争论的对象。这些争论绝非因为一时肝 火，往往无关个人恩怨，却常常波及全国，甚至还会影响海外。

　　格拉斯经历的第一次争论是围绕着他的“但泽三部曲”展开的。1959年三部曲的第一部《铁皮鼓》甫一亮相就备受瞩目。小说结构奇巧，语言恣肆， 艺术形式上之新颖，让评论者至今无法定论，它到底是发展小说还是反发展小说，是秉承欧洲流浪汉小说的传统还是受到南美魔幻主义的影响。其批评精神更是锋芒 毕露，小市民的狭隘、空虚、堕落、随波逐流，均被一一揭露，尤其是战后，经济奇迹中得了“健忘症”的德国人，必须借助切洋葱才能回忆和感到悲伤，这辛辣的 讽刺显然使不少人恼羞成怒，作家与作品都遭到猛烈攻击。格拉斯非但无意息事宁人，反而“火上浇油”，紧接着又发表了第二部《猫与鼠》(1961年)，把一 个在二战中获得十字勋章的战争英雄描绘成一个在自卑感、虚荣心、青春期性压抑和军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变态人物，致使媒体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要求将 此书列入禁书名单，有人甚至因为书中的“色情”描写要与格拉斯对簿公堂。格拉斯则不屈不挠，以《狗年月》(1963年)回击，再次聚焦1920年至 1950年的德国社会，对人们见风使舵、逃避罪责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让他们不光彩的过去像一条黑狗一样紧紧追随着他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今 天，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回望当时，那些对于“但泽三部曲”的指责显得夸张、可笑。格拉斯以艺术家的敏锐捕捉到了德国战后诸多社会现象，直到1970年代，这 些现象才被诊断为为了遗忘过去而采用的回忆压抑机制，从而得到普遍的关注和讨论。格拉斯曾坦言：“我写作《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的目的是为了粉 碎当年就已经形成，不，60年代才真正迫在眉睫的那种对纳粹阴魂的崇拜。”“但泽三部曲”引发的公众讨论对德国反思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格拉斯的斗志一发不可收拾，除了与文学有关的争论，他还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为维利·勃兰特的竞选助战，反对施普林格出版 社的报业垄断地位，反对核能……“格拉斯又发出了警告的声音”成了经常见诸报端的标题。虽然舌战频频，但格拉斯从来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奉行的是“蜗牛 原则”。“进步是一只蜗牛”，他在《蜗牛日记》里写道，蜗牛不但速度慢，而且经常停下来，“只有那些认识到并尊重进步中的停滞的人，只有那些放弃过，甚至 多次放弃过的人，只有那些在空空的蜗牛壳上坐过并在乌托邦的阴暗面居住过的人，才能衡量出进步”。

　　也许正因如此，格拉斯才对两个德国的闪电式结合持反对态度。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的统一开始日见雏形。两德该不该统一，应以何种形 式统一，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格拉斯力主在政治上要考虑周边邻国，尤其是二战受害国的感受，警惕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他希望先不要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德国； 而是以邦联的形式把两个德国联合在一起，给予民主德国平等的权利，不能把它当成“便宜的甩货”据为己有。格拉斯的这些理性的建议在当时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遭 到了激烈的批评，就连四七社的老友马丁·瓦尔泽、恩岑斯贝格也起来攻击他，彼得·施耐德曾经与格拉斯一起为德国社民党的竞选效力多年，两人也反目成仇。但 无论遭到怎样的孤立，格拉斯都不改初衷。1995年，格拉斯以两德统一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说来话长》出版，虽然格拉斯让书中人物说道：“我们不必争吵，这 事说来话长”，可评论界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一方面是德国的“文学教皇”赖希-拉尼茨基公开把格拉斯的小说撕毁，一方面是汉斯·法拉达文学奖评委会把奖 项授予这部“关注社会、政治领域现实问题的作品”。如今回望两德统一后二十余年的道路，格拉斯预言的很多问题都未能避免，德国东部经济一蹶不振，却为西部 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市场；冷战思维没有消除，只不过对立的边界继续向东移动；民主德国的历史被一笔抹杀，由此给东德居民留下的心理阴影正演变成社会问题 暴露出来。

　　20世纪的最后几年对格拉斯来说是相对平静的，来自国内外的奖项纷至沓来，包括迟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平静让人不禁生疑，年过七旬的老战士是否 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格拉斯并没有停歇，而是在诺奖致辞中向他的“圣者——经加缪的恩宠后而变得高尚的西西弗斯”致敬，决意“推动最沉重的大石头前 行”。2002年出版的《蟹行》虽然篇幅不大，却凝聚了格拉斯对德国三代人对待纳粹历史态度的思考。祖母图拉经历了战乱，却不像《狗年月》里的马特恩一样 对自己的过去沉默不语，而是念念不忘受过的苦难，父亲保尔虽然不需要像马特恩的女儿一样戴上透视眼镜才能看清母亲的过去，但也一味强调认罪与反思，年轻的 康拉德深受祖母影响，又缺乏父亲的引导，最终竟被新纳粹的思想俘获，还杀死了一个自称犹太人的网友。格拉斯把家庭的悲剧置于1945年“古斯特洛夫号”沉 船事件的背景之上，显然是察觉到了德国历史回忆工作的新动向：德国人不仅是战争的实施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所受的苦难曾经在公众视野中被遮蔽和遗 忘，但通过家庭的传承，这些苦难经历又被第三代回忆主体带回到当下的话语之中。选择这样的主题自然使这部小说备受争议，而且格拉斯在小说中还对以保尔为代 表的战后出生的第二代进行了批判。这一代人虽然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推动了反思工作的发展，但忽视了回忆工作中非理性的成分，即人的情感。保尔就对母亲 图拉对往事的唠叨充耳不闻，对母亲希望他记述沉船事件的愿望也一再敷衍，离婚后他对儿子康拉德很少过问，对儿子与祖母之间的亲密关系缺乏理解。

　　对保尔的批判是不是基于格拉斯自我反思的结果，他虽然属于亲历战争的第一代人，但在“为抵御遗忘”而写作和争论的过程中是否有时忽视了别人的情 感呢？他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的呢？包含了格拉斯1939年至1945年间经历的《剥洋葱》也许想要给我们一些答案。这本被作者冠以“回忆之书”的作品 确实不同于一般平铺直叙的自传，而是多层次的。书中的两个核心意象琥珀和洋葱分别代表了记忆与回忆。记忆是固定的、清晰的，就像被包裹在透明琥珀中的昆虫 一目了然。与之相反，“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剥了皮你才能发现，那里面字母挨字母都写着些什么：很少有明白无误的时候，经常是镜像里的反字，或 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谜团”。从书中诸多地方可以看出，格拉斯不是想记述自己过去的某种接近事实的版本，而是通过剥洋葱的形式，向读者展示回忆往往受到感官刺 激和感情因素控制的特性，展现在回忆中召回某些内容、尤其是被羞耻感层层包裹的内容的艰难。由于《剥洋葱》中有格拉斯坦白自己曾参加过武装党卫军的内容， 媒体为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揭示回忆之难才是该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坦白过去更加难能可贵。

　　2012年，在85岁高龄之时，格拉斯仍以诗作抨击以色列的核武器对世界和平的危害、点评希腊与欧盟的关系危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之际，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访谈中，这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还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深深忧虑。“当人们向他们投掷石块，想用仇恨将他们埋葬，那握着羽毛笔的手还 会高擎在乱石之上。”《相聚在特尔格特》中这句话道出了格拉斯的斗志。现在，这位好争论又会争论的格拉斯走了，说“安息”还为时尚早，且看吕贝克的格拉斯 纪念馆把他的这首旧作当作他的讣告：

　　我愿意带着

　　一袋坚果入葬，

　　还有最新的牙齿。

　　当我躺着的地方

　　传来吵闹的声音，

　　可以猜测：

　　是他，

　　还是他。

　　看来老先生入了土也没想着安静，时不时地还会对这不尽人意的世界发出警告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