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翻译，重建巴别塔——记翻译家万之

　　最近，从遥远的北欧传来一条喜讯：

　　4月1日，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5年的瑞典文学翻译奖授予翻译家、作家兼出版人陈迈平(万之)。

　　瑞典文学翻译奖设立于1965年，奖励“对瑞典诗歌有价值的外文翻译”。近年的得主是：2011年卡门·乔尔格蒂·西玛(意大利文)，2012年莫尔塔扎·萨迦费安(波斯文)，2013年珍妮·米德比克—奥尔特杰森(荷兰文)，2014年尤利斯·克龙贝格斯(拉脱维亚文)。奖金为6万瑞典克朗。

　　瑞典文学院翻译奖设立50年来，陈迈平是获奖的第三位中文翻译家。前两位是中国的李之义和高子英，于1984年共获翻译奖。

　　得此消息，我和当年首都师大中文系77级的老同学们感到非常高兴和振奋。万之是同窗中的翘楚。他多年在英汉、瑞汉和汉瑞翻译领域默默耕耘，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次获奖，确实是实至名归。

　　知道我要就此事写篇文章，万之谦逊地说：“其实这只是个小奖，没必要那样张扬。用我学戏剧的行话说，我本来是做后台的，没有必要到前台亮相。翻译其实和给人打灯光差不多，把灯光给作者，不是给自己。”但我觉得，翻译这个幕后英雄，他们的特殊贡献也应该为人所知。

　　《圣经·旧约·创世记》中记载，当初人类齐心协力要兴建一座宏伟的通天塔——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创造出不同语言来阻止人的交流。人类语言不通，塔造不成，自此各散东西。万之说，翻译就是那个挑战上帝、重建巴别塔的人。

　　重建巴别塔，似乎是万之与生俱来的使命。

　　万之生于1952年，37年前，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通过高考跨入高校课堂的学子中间，万之就是名副其实的“学霸”(尽管当时并没有这个词)。尤其是他的外语特别好，这在普遍不重视外语的中文系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

　　当时有几份颇有名气的民办文学刊物，万之是活跃的编辑和作者，发表长篇小说和长篇诗作，被誉为新时期早期的意识流小说创作者。与此同时，我们班也办了个诗刊《求索》。万之常在《求索》上译介当代欧美诗歌。我手头保留的几本《求索》上，就有他译介的美国罗伯特·弗罗斯特、英国达兰·托马斯和鲁德华·托马斯等诗人的作品。那时中国刚从封闭的状态下苏醒，万之用他的翻译，为社会上的青年和高校学子打开一扇通往外部文学世界的窗口。

　　大学毕业，陈迈平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他在导师的帮助下得以去挪威，在易卜生故乡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书，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成了同事。后来他娶了马悦然的学生、同为瑞典汉学家的北欧姑娘安娜为妻。

　　中国人有很重的“诺贝尔情结”，而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关系密切的陈迈平，成了中国文学连结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纽带。不知从哪年开始，每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常可以在国内的报刊上看到万之对当年获奖作家作品的评介，以及对中国作家获奖前景的分析。正如马悦然先生所说：“我们真需要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造沟通的桥梁。通过他文学方面的训练和修养，万之取得了建筑这种重要桥梁的资格。”(《诺贝尔文学奖传奇·序》

　　中国作家长期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与缺乏好的翻译关系很大。在瑞典，每年出版的中文文学书不超过三本，而且受市场影响，就这三本书也往往不是文学价值最高的。万之和妻子安娜，在瑞典担当起了译介当代优秀中文文学的重要工作。

　　在这项重建巴别塔的事业中，万之何其有幸，能与安娜为伴。安娜是马悦然先生的得意门生，对中文文学有很深的理解。她翻译过莫言、余华、贾平凹、阎连科、苏童、韩少功、虹影、陈染、刘震云等诸多中文作家的作品，出版译著40多种。尤其是她在其他欧洲语言的翻译之前，就直接从中文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和《生死疲劳》，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了很大作用。诺奖文学委员会主席韦斯特伯格在回答中国记者采访时承认：“莫言小说很好地被翻译成瑞典语，甚至好于英文版翻译”。安娜的译笔，优美、简练，将原作文字按照瑞典人的思维习惯进行重新组织。对于诺奖评委和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媒介真是太重要了。

　　由于翻译上的突出成就，安娜先于丈夫得到过瑞典文学院的翻译奖。安娜也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她的中文微博有将近50万粉丝，被称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与此同时，万之致力于将瑞典著名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他翻译了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瑞·马丁松的长诗《阿尼阿拉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诗集《早晨与入口》、多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的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以及特朗斯特罗姆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瑞典剧作家拉什·努连的剧本等。万之与安娜，堪称瑞汉翻译界的“神雕侠侣”。

　　万之对待翻译的态度，可以用“认真”甚至“较真”来概括。遇到一些疑问，如果安娜也解答不了，他就直接去请教作者。他说：“翻译能直接接触作者，请教专家，这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翻译《失忆的年代》时，每译完一部，他都去找作者埃斯普马克，把翻译的疑点记录下来，当面去请教。对书中一些瑞典人的粗口怎么处理，他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瑞典人的粗口很少和性有关，多半和宗教有关，比如说你该死叫你下地狱见魔鬼去之类的，和“你妈”更没关系。但这类粗口在中文里没有那么强烈的意味，不那么粗，所以在有些情况下，经过和作者商量，他也会使用“草泥马”一类的方式。

　　万之说，做翻译的好处，就是因为在两种语言之间“流动”，所以对中文的问题更有自己的理解，就像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从翻译中，他体会到原文的语言特色构成翻译的难度，因此有人说诗歌、方言是不可译的。但万之认为，对此不可一概而论。比如《繁花》是用沪上方言，为了一个特殊的读者群体写作的，但一个高明的瑞典文译者，就能够利用瑞典的商业化海港城市哥德堡(哥德堡和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关系有点像上海和北京，一个是商业中心，一个是政治中心)方言来对应，很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安娜在翻译阎连科的《受活》时，就用了很多瑞典土话去对应原作里的土话，万之觉得很不错，因为可以让瑞典读者也感受那份土气。

　　万之说，翻译对原文和译文都构成一种考验，或者是检验。举个有趣的例子，曾有一个瑞典诗人请万之帮他翻译一些瑞典语的“七言诗”，每句都是七个词，诗人担心中文难以对应，所以并不要求每句七字。万之告诉他，其实“七言”正是中国古诗最常用的形式，所以他可以对应地翻译成中文的“七言诗”。在翻译科幻长诗《阿尼阿拉号》时，凡是原文有韵的地方，他也用了韵脚；原文句式整齐的，他译的句式也比较整齐。万之觉得，语言间的流动，魅力正在这里。他说：“知识无止境，译事其实也无止境。就是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再版，我可能还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