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作家应与自己所处时代肝胆相照

关仁山“农民命运三部曲”收官，关注转型期农民

关仁山

　　人物资料

　　关仁山是当代文学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2004年获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长篇小说《天高地厚》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小说集《关仁山小说选》获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两次获《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获第六届《十月》文学奖。

　　3月18日，作家关仁山编剧的大型都市情感轻喜剧《御姐归来》在深圳举行开机仪式。这是他继担任《唐山大地震》《家大业大》《我的爱对你说》编剧后的又一新剧。

　　从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全景式反映中国农村近30年的历史变革，到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麦河》(改编成电视剧《家大业大》)描写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的故事，再到长篇小说《日头》的出版，“农民命运三部曲”完美收官，其收官之作《日头》反思了农村贫困和苦难的根源，关仁山呼吁，当代作家要直面今天的现实，关注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命运。

　　有人说，他的作品就像农民种地一样沉到生活细部，艰苦地认知生活和创作。在写《日头》之前，曾多次到农村搜集素材，做了大量的农村乡俗文化的功课。

　　长江商报记者就农村题材创作的难点、小说与电视剧剧本写作差异的话题，对关仁山进行了专访。

　　A

　　农民文学

　　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

　　长江商报：您一直强调“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但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中国农民是个庞大、生活在底层又经常被忽视的群体。这些年，您始终对农民给予极大的关注，能说说您的农民情节吗？

　　关仁山：这句话是在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第一部长篇小说《天高地厚》后记中的一句话，后来被媒体广泛使用。我不是作秀，是真心话。我开始是写渔民的小说，后来转向河北冀东平原农民的命运。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即便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脱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作为本土作家，感受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多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份责任。

　　中国是农业大国，文学的眼睛永远凝视这片土地；让文学根植于人民和大地之中；这些真理性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时代主流在哪里？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恐怕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社会转型时代，农民的精神痛苦与矛盾是丰富的。几年前，在进行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创作时，曾试图在乡村多情的沃土上挖一眼小井。1991年春天，我从城里到渤海湾涧河村挂职深入生活时，想将这里的风情写得清丽些，可是渔民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沉重，迫使我不能太轻松。真正走进农民中间，就会发觉，个人的孤独悲哀微不足道，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十分突出。如今的乡村日新月异又充满诱惑。但就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活得最苦的一部分，对于急剧转型的社会，他们缺少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农民问题，一直是社会重视而敏感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它们。这是我的乡愁，也是农民情节。

　　长江商报：在农民问题上，尤其体现在土地属性方面，都是高度敏感的话题之一，您如何处理好现实与文学的关系？在写作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关仁山：如何处理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考验作家的一个难题，我创作农民三部曲时遇到很多困难。

　　关注现实，特别是农村的现实，我很感兴趣，不想离开现实。但是直面现实是有风险的，如何处理好现实与文学的关系，是贴近还是保持距离？如果躲避得太多，必然在真实性上大打折扣。所以有时我想，直面现实，需要作家有意识地培育自己的思想能力。

　　我写今天的现实，没有拉开距离，作家和批评家都知道，这个距离，其实就是审美的距离，我想迎接这样不确定性的挑战。关注现实不变，还要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让自己作品安上翅膀飞扬起来。我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是对的，但是，作家光有生活积累是不行的，对生活的认知、理解、过滤和把握更为重要。

　　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我们首先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当下的现实，既复杂难辨，又变动不拘。直面这样的现实，其实难度很大，难点在对时代生活的认知上。如何深刻认知当今变动的现实与复杂的乡土？是横亘在作家面前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难题，比如土地问题，是一个尖锐问题，作家不能回避，除了热爱土地，还应该探索真理和本质。

　　现实有丑恶，但作家不能丑陋；人性有疾患，作家内心不能阴暗，要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因此，作家的内心要不断调整，要有激浊扬清的勇气，还要有化丑为美的能力。自己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还要从反思中给人民以情感温暖和精神抚慰。作家应与自己所处时代肝胆相照。

　　长江商报：《日头》是“中国农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本书跳出了农民种地的传统模式，大胆写出新农民的精神裂变。如何认识当今农村的现实以及他们的命运？

　　关仁山：《日头》这篇小说是由天启大钟而起的。我的故乡稻地镇有这样一口大钟，与北京怀柔红螺寺的天启大钟是一对儿。由大钟联想到这部小说的十二律结构。我这人有个习惯，总是在小说开笔之前，把构思讲给朋友听，在朋友那里获得验证，然后才有写作的信心。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你的创作不错了，但还有遗憾，不能回避今天的现实，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这个留言给我触动很深。过去歌颂土地很多，这次再也不能与农民的苦难擦肩而过了。

　　有人说，农村小说只有写得不像农村小说了才有可能出现好小说。《日头》跳出了农民种地的传统模式，抛弃了原来用过的精神资源，带着忧患意识去写一种新的形态。我写提纲阶段时，不断对自己说：这是“农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书，一定要面对良心说真话，所以在风格上就尖锐一些。其实，小说解决不了所有的精神问题，我想以此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真正为中国农民着想，就应该认真地去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一时还不能做到位，也要将此作为长远目标来努力。因此，我想借助金沐灶这个人物在思想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远一些。不知读者会不会满意？

　　这部作品埋下了问题：谁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在新书发布会上，评论家施战军说：“《日头》对于农村小说的突破，体现在土地属性上的突破，土地属于谁，在农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要命的问题，关仁山的《日头》恰恰就把写作的钳子掐在了这个根上。”

　　我思考中国农民的命运，就像这黑暗中闪光的影子，尽管一路艰难，还是看见了闪闪微光，那是鼓舞人心的，更是温暖人心的。

　　长江商报：写农村题材的小说，现在对您来说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关仁山：创作农村题材对我最大的挑战是太像农村小说了，农村小说不像农村小说就成功了。

　　农民走进城市，这是一个世纪大迁徙，需要文学进行表达。我的挑战是我有没有概括这种生活的思想能力？我塑造的农民金沐灶是个民间思想者，借助他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带领读者思考。一幕幕活生生的事件促使金沐灶对“文革”后的日头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顿悟与认识。面对自己心爱的人火苗儿，金沐灶痛心疾首：“我不配提爱情。烧掉魁星阁、砸毁天启大钟的时候，日头村人的心里是不是黑暗一片？是不是到处充满仇恨？可是谁来化解仇恨？谁来拯救苦难？流血的悲剧还会在日头村重演吗……”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思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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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头》

　　有感染力才容易被接纳

　　长江商报：书名叫《日头》，封面并没有出现太阳，而是一棵大树。这样的设计和内容上感觉有些视觉上的脱节，为什么用树做封面？

　　关仁山：这个封面我很喜欢，如果画一个太阳就太简单直接了，这棵老树就是状元槐，它象征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深深扎进大地。编辑问我把钟挂不挂到树杈上？我说别挂了，就让这棵大树自然生长吧。

　　长江商报：《日头》用十二律的音律结构故事。由天启大钟贯穿全篇。钟既能祝福，还能警示。“二十八星宿”解梦，金沐灶的名字更是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的结合。深厚的文化与太阳、星星、土地、古树、河流形成一个宇宙共同体。小说还有90后喜欢的玄幻、诡秘和神奇的穿越场景，您花了这么大的心思去构思一本别具一格的“农村”体裁的作品，当初是怎么考虑的？

　　关仁山：十二律结构和毛嘎子飞升到云顶的解梦功能等，都带有魔幻色彩。年轻人可能认为有点穿越和玄幻色彩，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学想象。面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在这样时尚化的时代里，谁还愿意沉重？谁还愿意思考？想赢得一些年轻读者，就要增加神秘色彩，这是必要的感染力，有感染力才容易被读者接纳。

　　长江商报： 第一律《太簇》里写了两次对应的“钟”：“大钟、老槐树、魁星阁”是日头村的文脉，“大钟本应该挂在老槐树上，回荡着嗡嗡的声音，而今却埋在地下，它沉默了”，这一律中小村庄的三宝和无声的钟想表达的是什么？

　　关仁山：我在创作中依靠的是天启大钟、状元槐和魁星阁，这是日头村三个有文化含量的载体。古钟沉默的时候，是权家占了上风，大钟被埋入地下，既是对邪恶无声的抗争，也是对古钟的保护。状元槐和魁星阁都是有灵性的，它们沉默的时候，是文化的断裂，需要我们反思。

　　长江商报：第三律《姑洗》中“这个夜晚人去了，屋里静静的，满世界像是都静了”、“当天晚上，村庄极静隐隐有狗的叫声”和金沐灶的“等我回来，重建魁星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像是表达一种呐喊。

　　关仁山：你说得对，这种对比更是无声的呐喊。金沐灶的追求，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善于思考的人的心中呐喊。《日头》中，金沐灶试图通过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中，从“人心”的角度思考城镇化的正确方向。我想成为乡村文明的审视者，想在故事的背后探微农民的精神困境与迷失的文化根源。

　　长江商报：书中数次描写到农村变迁的复杂性，更想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和怜悯？说说您创作《日头》的初衷？

　　关仁山：我创作《日头》初衷是写文化，也是呼唤断裂的文脉接续下去，并由此想起乡愁。因为我的童年、壮年和青年都是在冀东平原一个小村庄和小县城度过的。小时候，在大槐树下，听盲人唱大鼓、算命，到外面看雨、看飘舞的雪花，那是怎样的惬意？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温暖而闲适，和谐的农家亲情，一直是我们这些走出乡村游子的精神慰藉。但眼下，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震荡。农民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丰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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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贡献奖

　　作家不为得奖写作

　　长江商报：您去年和刘心武老师一起获得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颁发的“优秀作家贡献奖”，一路写下来，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和文学之间的故事吗？

　　关仁山：我与刘心武老师等同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很高兴这是第二次得这个奖。作家不为得奖写作，但是面对鼓励还是欣慰的。一路写来，很多艰辛。热爱文学，所以才愿意吃苦。回想创作期间曾多次到农村搜集素材，其间确实出现过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比如，故事的传奇性，人搅着事，事推着人，农民在生活中探索性地往前走，作品有了逼真的写实，但这是不够的，作家要超越现实，这需要作家的想象力，将现实打碎再加以重塑。

　　长江商报：书里有一句很随意的话，拎出来就像一首可以叫《日头》的诗：“这天上午，日头照得我的影子缩小，挪了几步，还是那么小的一个疙瘩。”您用诗歌的情怀创作小说，使小说有了诗意，您本人写诗吗？

　　关仁山：我走上文学之路最早写过诗歌，后来不写了，诗意不是衡量小说的标准，但是好小说要有诗意，这是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我非常喜欢诗，我们河北有好多优秀的诗人，我跟他们交流，读他们的诗歌。诗人的思想能力往往比小说家走得远。如果《日头》有一些诗意，那是我借毛嘎子的叙述完成的。《日头》中的毛嘎子在云顶议论抒情，看似有些痴人说梦，其实我是借毛嘎子的嘴说出我心中最温暖、最隐秘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人美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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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和编剧

　　鼓励河北作家触电

　　长江商报：您首次编剧的是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唐山大地震》，获得非常大的反响，如今您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最新编剧的《御姐归来》也开机了，您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与电视剧剧本写作的关系？

　　关仁山：我开始害怕编剧，在《唐山大地震》之后，又担当了《家大业大》、《我的爱对你说》和刚刚开机的《御姐归来》的编剧，感觉编剧很辛苦，要面对很多人，修改好多遍，它与小说写作是两回事，两项都做好了很不容易。电视需要很大投资，往往是资本决定剧本的定位和方向，我还是愿意写小说，小说更自由更深刻。但是，我还是鼓励河北作家触电，一是多收入稿费，二是可以借助影视扩大作品的影响，让更多读者关注你。

　　长江商报：您因为常年的艺术熏陶和画面构图力，使您对美的感受会比一般的编剧更为敏感，这对电影电视剧的画面感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吗？

　　关仁山：其实写小说心中也要有画面感，只是编剧要求更高。我年轻时学过画画，常到大自然中写生，现在还在画画、写书法，其实艺术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