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贤：今天，我们该如何讲述中国农村

——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谈起

《平凡的世界》剧照

　　跨越将近30年的沧桑巨变，小说《平凡的世界》被搬上荧屏。经历了春节城乡间大回流、故乡亲情洗涤、怀旧潮冲击，目睹了故乡的或繁荣、或萧条，或昂扬、或消沉，观众在荧屏前共享黄土地上孙氏兄弟和众乡亲的人生悲欢浮沉，上了年纪的似乎劈面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年轻者也似乎看到了某种“来路”：1975年到1985年是改革的起点处，也是农村与改革的关系最为融洽的十年，摆脱饥饿和贫困的勇气和决心如此强烈；青春涌动、意志强悍，“世界”遥远而美好，人可以“平凡”，却要走向“世界”；卑微的平凡世界中，因为诚实的劳动，平凡的人获得了尊严，镌刻在当代社会结构中的身份政治也才有了打破的可能；在这个新历史的起点上，改革是上至各级干部下至普通农民的共识。在电视剧的结尾，一种根基于普通中国农民的中国梦似乎在空中开放，“平凡的人照样也能过得不平凡”，这不正是改革开始处的某种共识和动力吗？

　　不可否认，电视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原著的忠实有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疑已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它不仅深刻地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代人的精神成长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大约在最终完成三卷本《平凡的世界》4年后，路遥又写了长篇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在这篇创作谈的结尾，他写道：“无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了历史。一切都是当时的经历和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我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和发展。”由于路遥的英年早逝，我们无从得知在他的认识和思考中，问题意识的升降变化；我们也无从知道，假如路遥活到今天，让他来评价他这部长篇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甚至由他自己来操刀改编，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电视剧编剧声称尽量忠实于原著，而且采取了正面强攻的写实手法，但理论上任何改编其实都是当代叙述，我们还是能解读出很多当代文化、社会和思想的症候，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从小说到电视剧，第一主人公如何从孙少平变成了孙少安。

　　小说《平凡的世界》有3条线索，分别以3个人物来组织。一条线是田福军，这可称为一个改革题材的小说，提供了一条从省、地、县到公社、村的线索，故事的展开围绕“要不要改革”；另一条线是孙少安，可以称作农村题材小说，主要展示乡村的日常生活及其矛盾；第三条线是孙少平，是一个个人出走和成长的故事，似乎回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路遥超越通俗小说之处在于对时代和日常生活有整体和超越性思考的努力。

　　电视剧对原著的最大改动之处是扩大了孙少安的线，保留和适当增加了田福军的线，收缩和改变了孙少平的线。具体而言，电视剧用大量篇幅为孙少安增加了很多故事，如集体化时期如何反抗过左的农村政策；旱灾中如何孤身一人深入上游罐子村和石圪节村，以头拍砖的江湖手法力挽狂澜以及与田润叶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再加上演员王雷强势和带有浑不吝气息的表演，孙少安被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先知先觉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同时又带有一丝乡村无产者的特征，却又不失乡村伦理中孝义仁厚、勇于承担的当代农村英雄，这与小说中塑造的那个既想改变现状却又有些逆来顺受的孙少安判然有别。

　　令人惊奇的是，在最近20多年关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讨论中，几乎很少涉及孙少安的评论。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孙少安几乎是一个无法言说的角色，相比于电视剧中的浓墨重彩、极尽渲染，这确乎是意味深长的。

　　田福军那条线与孙少安的线是呼应的。田福军是一个改革家，在电视剧中，他改革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让“黄原农民从吃黑面馍变成吃白面馍”，而没有顾及改革是涉及社会关系的重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配、新的价值观的确立等一系列问题的全面工程。所以，编剧在电视剧末尾添加了一段田福军的妻子无意中收受装了钱的茶叶罐，从而被“受贿”的情节时，看似突兀，但更意味深长。

　　孙少平那条线本是路遥用力最著之处，通过少平的成长和出走，时代巨变过程中遗留在普通人身上的伤痛、挣扎、自尊等价值得以显现，也只有在少平这里，“平凡”才最后通向了“世界”。但在电视剧中，孙少平的故事线被简化为爱情线，他关键的出走由于离开了对尊严、价值、无限可能性的追求，而在一种物质回报的逻辑里变得不易理解。

　　因此，在电视剧中，我们能感觉到孙少安是一位“今人”，是今天农村中的当代英雄。无论是在“农村强人和乡镇企业家”的逻辑中，还是在后寻根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语境下，他的故事和人格都充满魅力和可书之处，因为在前一个逻辑中，少安是农村新历史的创造者，在后一个语境下，少安身上被想象出的无论是强悍、精明还是仁义、担当，都成了想象中的传统文化的投射。实际上，孙少安的故事也在相当程度上笼罩了当今的农村叙述。

　　相反，电视剧中的孙少平却如一位“古人”，他固执的出走、他持守的自尊、他对知识和远方的执着已显得古板、陌生，他只能披上一些当代的外衣，比如他与田晓霞的精神之恋，才能被辨认为一个当代的人物。

　　孙少平的“被历史化”耐人寻味：我们无法将孙少平当代化，因为在今天，我们已很少有可能看到孙少平身上体现出来的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价值的可能，我们也很难理解凝结在一个底层人身上的基于劳动和自我超越之上的自尊和动力。在农村，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为集体劳动失去了价值依托，劳动只是在换取物质报酬的意义上才能被理解。用马克思的概念，劳动被等同于它的交换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本质被掩盖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孙少平因下煤矿不缺工而用多领到的工资换取同屋工友的各种稀罕物，却不能理解他自虐式的揽工汉生活，更不能理解他将劳动变成一种精神的磨砺，一种人格上的蜕变。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纯粹乡村共同体已经解体的时代，几亿农民工进城打工，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展开。实际上，文学批评界讨论“乡村叙事的终结”也已多年。所以，当我们讲述今天的中国农村时，我们的想象中只会有“老农民”，而当农民“老”去，农民在形象和人格上也不再能直起腰来，我们只能以既有的历史和文化安排去图解一种类型化、抽象化的“老农民”，正像去年热播的电视剧《老农民》那样，他们形象不可能高大，目光不可能长远，一切行为似乎只能在追逐私利的逻辑上才能被理解。在这点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一种处理方式颇具症候性：每当镜头拉远，双水村或黄原就被笼罩在一个看似用电脑做出来的梦幻般的天穹下，变幻不定、转瞬即逝的背景，似乎就是一个关于当代农村的隐喻。

　　事实上，怎样表现底层农民的自尊和奋斗，表现农民中的“新人”，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最具挑战性的议题，离开了“新人”的塑造，当代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无法想象，而路遥小说中孙少平这个不断游走的奋进、自尊的文学青年式的新农民，也可以被理解为当代农村“新人”画廊中的形象之一。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相当程度上肯定去年热播的另一部农村剧《马向阳下乡记》，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向当下农村问题及其情感和人心的开放姿态，而且，那里的农民并未“老”去，农村里的事似乎还可以“有的商量”，而并未事件化、喜剧化。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愿意寄望于更多贴近农村和农民的作品出现：真正的乡村叙述不是终结了，而是还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