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臻：乡村价值的守护者

朱启臻

　　第一次见到朱启臻，是今年年初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他的新书《留住美丽乡村》举办的出版座谈会上，会议散发的宣传材料上罗列着他的一系列“头衔”：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农大社会学系的缔造者，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然而，在见到本人之后，记者一下子无法将眼前这个人与他那著名“三民”问题研究专家的身份联系起来，因为这位个头不高的中年人在外形上看来似乎并无任何特别之处，甚至还略显普通：方正的脸盘，黝黑的皮肤，壮实的身板，朴素的穿着，憨厚的笑容，一眼望过去就像是位地地道道的老农。只有架在鼻梁上的那副银边眼镜似乎将他和农民区别了开来，从那两个镜片后面透出的清澈目光显示出了他作为学者的深沉与睿智。

　　1957年，朱启臻出生于北京市西南郊区的房山农村，自1982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算起，到如今他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已经超过30个年头了。数十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和自己的学生一头扎进乡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先后对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数百个农村进行了调研。正是凭借着这种“用脚做学问”的“笨”办法和数十年如一日的韧劲，朱启臻在近些年陆续推出了《农业社会学》《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农民参与土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留住美丽乡村》等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著作。近日，本报记者走进朱启臻位于中国农业大学的办公室，与他展开了对话。

　　读书报：能谈谈您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吗？是什么机缘促使您走上农村问题研究这条道路？

　　朱启臻：我出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而且确确实实干过好几年农活，还当过生产队长，带领着我们生产小组进行“农业学大寨”。这一段农村生活经历对我的整个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我真切地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培养起我对农村、农民的感情。1978年，高考恢复后，我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北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盼望着通过学习专门的农业知识来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然而，在初步掌握了一些农学知识以后，我发现在面对农村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时，自己仍然很困惑。这时，我才意识到农村问题实际上很复杂，仅仅依靠农业知识并不可能很好地解决，只有放在多学科的背景下，很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于是我又接着攻读了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希望能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进行农村问题研究。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到后来进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正式成为了一名专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学者。

　　读书报：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数十年，您有着十分丰富的农村调研经历，很多著作里都有丰富的案例，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触动您的人和事？

　　朱启臻：搞“三农”问题研究，绝不能空坐书斋，一定要走出屋去，像现在，我每年至少有4个月的时间是在全国各地做调研。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人和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去农村调研，在田野里，我们看到很多农民在辛苦地劳作。令人疑惑的是从事繁重劳动的往往并不是身体力壮的年青人，反而很多是年老体衰的老年人。我很好奇，就找到一位老大爷聊天，通过交谈得知老人家当时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老人家说：“我是农民，在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了，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好的土地荒掉，趁着现在还能动弹，再打理几年，真等到实在不能动弹的那一天，我就是想种也没有办法了。”说这话时，我注意到老人用目光亲切地逡巡着他脚下的这块土地，眼睛里满是无限的深情……我当时很受感动，一下子想起了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还有一件事给了我极大触动，那是2013年6月我们去山西省灵丘县上车河村做调研，当进入到村子以后，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成片破旧、坍塌的民房，道路上、庭院里到处是疯长的密密麻麻的荆棘、蒿草。我们了解到，这个村子在人口最多时曾达到300多人的规模，然而随着村民的陆续搬出，现如今这里只剩下3户8口人了。就是这仅剩的3户人家，其中两户也已经在镇上买了房子，即将搬下山去。剩下的一户家庭，两个大人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在10公里外的镇上寄宿小学读书，每周回家一次。因为无人耕种，这里的耕地野草丛生，大片地荒芜着。偶尔有几只野猫从远处窜过，整个村庄已经成了被人遗弃的空村。在愈演愈烈的城市化浪潮中，上车河村只是个缩影，在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乡村，它们正在经历着衰亡，它们未来的命运令人担忧。

　　读书报：农村的消亡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这个数字减少到270万，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平均每天就有近300个村子消失。面对这种现象，有人悲观地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乡村可能会完全消失。对此您如何看待？

　　朱启臻：乡村的衰落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感到惋惜，因为随着这些村落一块消失的还有许多无形的文化，比如乡村的传统艺术、传统道德等，而这些一旦消失就很难再重新寻回。有人说，乡村是中国现代文明遗落的胎衣与襁褓，但是现在我们却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我们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我们正在亲手斩断自己的文化根脉，这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

　　虽然乡村的发展现状堪忧，但是我并不悲观。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目前整个社会已经开始了对乡村走向衰落的反思，这种反思或许预示着乡村未来的前景。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强调要转变农村建设的思路，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我相信，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乡村所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的价值一定会彰显出来，这些价值也正是乡村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所在。

　　读书报：您在《留住美丽乡村》一书中提到了乡村存在的一系列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乡村却无可奈何地在走向衰落，您认为造成当前乡村衰落局面的原因有哪些？

　　朱启臻：乡村的衰落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个值得认真探讨并深刻反思的问题，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造成了目前乡村衰落的局面：首先是长期以来“贱农主义”思想在全社会的广泛流播。按理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农业本应有着很高的地位，农民本应该被全社会所尊重，然而一股“贱农主义”的潮流几十年来却在中国汹涌流动，这其中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贻害无穷。看看我们的教育从小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跳出农门”，是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这些教育理念背后反映出的都是对农村、农业的轻视。于是乎，一个人如果呆在农村便被看作是没出息的表现，而他如果能进入到城市则被视作无上的光荣。其次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对立的制度造成了目前乡村的衰落。城市和乡村本来是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价值，本应该取长补短，和谐共荣。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推行的以“城市导向”为主的“户籍政策”等制度，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去，无形中压抑了农村的发展。城乡之间正常的双向流通变成了彼此阻隔，壁垒森严。而现在，我们必须拆除这些不合理的制度障碍，实现城乡之间的顺畅互通，让每个人既能“出得来”，也能“回得去”。

　　读书报：回顾您自己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几十年，其间有什么样的甘苦愿意与读者分享？您是否后悔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朱启臻：搞“三农”研究几十年，我常常有一种无奈。在众声嘈杂的“三农”研究领域，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发表各种观点，个人的声音很容易就被淹没。很多观点，我在十多年前提出时应者寥寥，可是现在有些却已经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中间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啊！还有一些无奈来自部分执政者根深蒂固的偏见。很多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两个选题申报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一个是“北京郊区乡村存在的价值”，另一个是“未来新型农民的培养”，结果均被否定。事后一位领导说，北京所有的乡村都要被消灭，都要变成城市，所有的农民都要变成市民，乡村的价值从何谈起？新型农民的培养又有何意义？对此我无言以对。虽然有很多无奈，但是当自己的观点被老百姓认可，尤其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时，我又很高兴，来自于农民的认可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