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批评没有失语，是我们搞文学批评的能力欠缺

　　栏目语

　　房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胖，我们私下聊天，都称他为“胖子”。2013年6月，我到长沙参加《创作与评论》年会，《创作与评论》杂志的美编孙海庆接机。接到我后，说得再等几十分钟，等山东师范大学一个评论家到了一起去走。数十分钟后，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接机大厅，我走上前问，你是房伟吗？他答是。这是我第一次见房伟，却能一眼认出他，就是因他胖得可爱，胖得让人能在人流中认出他。这只能算兄弟间的玩笑话而已。房伟的标示度除了胖，还有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上的造诣。他出版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理论专著，在博客上写诗，创作与理论都被他打通了，甚是了得。多说无益，且听他如何说道。

　　文学最反对职业化和专门化，它是自由的

　　周明全：房兄早年做过屠夫，此后考上研究生、博士，脱离底层进入高校，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从底层走出来的批评家。这段底层生活经历，对你的写作和批评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房伟：影响挺大，可以说是人生转折点。但我算不上什么“底层批判家”。我原在师范学校读文秘专业，毕业后却发现干不了秘书。90年代后半期，伴随朱镕基时代大下岗潮流，学生在国企不再被当作紧缺人才。我没关系门路，人又木讷，只好在肉联厂参加“革命体力工作”，单位效益很差，屠宰、分割、冷库搬运什么活儿都干过，后来由于偶然机会，断断续续地还做过劳资、保管、宣传干事等工作，前后在企业待了5年。后来我见到很多看大门、掏下水道、扫大街的大学生，心里也就慢慢平衡了。体力劳动不可怕，可怕的是地位低，很屈辱，人家看不起。苦的是没有钱，小半年不发工资，穷得眼睛发绿，非常自卑。再有就是生活条件差，老鼠多，有个夏天，我睡熟后，一只大老鼠爬到了胸膛上，把我吓得半死。我原来也是文学青年，但肉联厂的生活，颠覆了我的文学史观和文学观。讲到那段岁月，文学史都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分享艰难”、“学习微笑”那类东西，但企业效益差，领导却挺滋润，他并不和我们分享，无论“情妇”，还是“艰难”——情妇是他的，艰难是我们的。

　　经历就是一种历练。它有种隐秘的体验性，特别是那些耻辱的记忆，卑微的记忆，刻骨铭心的苦难，它属于经历者自己，但很有可能具有某种时代性。经历是不可以直接传达的，否则就成了矫情，它们潜伏在记忆深处。当众以此为标签表达出来，就丧失了它的疼痛感和真实性，变得像“脑瘫诗人”炒作那样，滑稽可笑。现在我感谢这笔生活财富，但当时我怨气冲天，绝望孤独，它让我看清楚了很多生活和文学的真相，也立志要搞真文学、说真话、要有勇气和尊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读了那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一地鸡毛》、《活着》这类小说，但越来越感到悲观失望、人生无趣？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当代文学的致命软肋，就是无法给读者提供超凡拔俗的生命境界、强悍的自由意志和绚烂的艺术力量。我们有的只是苟且的小抚慰、小悲欢和装模作样地假宏大、假悲壮。这个问题，今天依然严重，这也是中国文学无法树立真正主体性的重要心理障碍。这一点上，鲁迅式的虚无主义，也是应该反思的。也是在艰苦环境下，我找到了终生喜爱的作家，如王小波、黑塞、杜拉斯、海明威等。

　　周明全：你出版了学术著作《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风景的诱惑》等和长篇报告文学《屠刀下的花季》、长篇历史小说《英雄时代》，我看你博客，还经常写诗，可谓横跨研究、批评、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多领域，文学创作对你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帮助大吗？反之，创作理论熟烂于心，这对你的创作帮助大吗？

　　房伟：我们有很多“假想的真理”，如“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作家要深入生活才能写好作品”，“批评家肯定不能成为好作家”等。这些“假想的真理”，不是定论，不过是些似是而非的臆测与成见罢了。当然，这里也有个以何种职业为主的问题。但文学最反对职业化和专门化，它是自由的。黑塞是著名小说家，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批评家。昆德拉、艾略特、鲁迅、茅盾等，也都是身兼小说家、诗人与批评家等多种身份。金圣叹腰斩《水浒》，自撰“梁山泊英雄惊噩梦”为第七十回，可见创作能力也很好。现在的批评家，很多人也热爱创作，如去年逝去的诗评家陈超，也是很好的诗人。当下的学术研究体制，特别是学院化体制，严重束缚了文学的活力，我们有很多博士、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特别是理论训练，但却失去了基本的审美感受能力和美感表达能力，上起课来，也是干巴巴的，面目可憎。文学创作对我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工作，最大的帮助就在于，让我养成了感性体验和理想分析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由此学术研究才能发现问题，而文学批评才能更贴切、准确、形象。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有诗意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如巴特、鲍德里亚等。理论对我的文学创作而言，也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小说，它会让文学创作更有思想性，视野更开阔。

　　当然，这都是说的理想状态，我也不能和那些大师们相比，我个人在研究和创作中都是比较随性的，都是有了想法就写，没有想法绝不硬写。写诗则更多是在飞机、火车等出差的旅途中，看理论书籍太枯燥，正好构思诗歌。我最早是写诗开的笔，上高中时，常在《辽宁青年》、《中学生》这类报刊发表诗歌，后来就写的少了。近些年，主要的兴趣还是在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上。

　　周明全：你硕士、博士一直是跟随吴义勤老师吗，能谈谈吴义勤在为人为文上对你的影响吗？在你从事文学批评中，还有哪些人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房伟：吴义勤教授是我的恩师。这些年，他一直是我学术和人格的榜样。吴老师对学生生活上比较宽容，但在学术上要求严格，他坚持文学的审美性研究标准，他努力推进当代文学经典化，这些东西都成为我做学问的重要养料。在为人上，吴老师朴素随和，谦虚谨慎，人品端方，这些都是优秀学者的品质。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终生景仰并努力学习的。在文学批评的生涯中，给我启发和影响的学者和老师也很多，如陈晓明、程光炜、丁帆、洪子诚、朱德发、王晓明、施战军、谢有顺、贺仲明、洪治纲等。如果就方法论的影响而言，巴特、鲍德里亚、费斯克、福柯等，都是我喜欢的国外的理论家。

　　“王小波是我的一个情结”

　　周明全：你最近出版的《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在批评界影响很大，为何当时会产生研究王小波的想法？近些年，王小波一度很热，有种观点认为，王小波是被制造的神化，是被高估的作家，你是如何看待这一论断的？

　　房伟：我对王小波的热爱，起于肉联厂。当时，阅读王小波，让我有勇气去面对卑微的人生。后来，硕士论文做的王小波研究，这些年，断断续续地也就坚持下来了。王小波也成了我思考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点。通过做王小波的传记，我也发现了当代文学在史料建设上存在很多问题。至于王小波是不是被高估，我想，每个人的评价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就文笔而言，王小波在当代文坛不能算最好的，但他的作品的思想性很强，小说也是最独特的。应该说，王小波是某种文学观念的先行者、真正的先锋。

　　周明全：关于王小波的研究文章铺天盖地，你自己觉得你的《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和这些研究文章或书籍有什么区别？你自己如何看待你的这本书？

　　房伟：这本书我尽力了，努力想将文化传记和文化传记结合，从革命北京到后革命北京转型的角度，结合王小波的生平，探索他的文学成就与成因。书写得挺苦，我做了大量采访，找了很多资料，还去王小波插队的地方实地采访，我也在北京租了半年房子，一边查资料，一边对王小波的家人，妻子李银河，他的同学、好友、知青队友做采访。当代文学家一直缺乏好的传记，主要是我们的批评家，都愿意干现场批评的活儿，而轻视资料建设，也不愿意费那个笨功夫。很多有价值的去世作家，一直没有好的传记，如路遥、张贤亮等。当然，作为传记，它还需要不断丰富，比如，最近我又找到了一些新的资料，如再版的话，可以补充进去。王小波是我的一个情结，我把这本书作为我学术研究的一个节点，也以此书向心目中的优秀作家致敬。

　　网络文学研究水平低，关键是能力问题

　　周明全：目前，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当代文学低于现代文学，认为当代文学还没有立起来，对此，你是如何看的？

　　房伟：今不如昔，中国人自古就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康有为要改良，也要弄“孔子改制考”这类的东西。当然，讨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还牵扯着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观念的问题，也不能因此陷入进化论的怪圈。但总体而言，当代文学的成就无疑不逊色于现代文学。其实，也没必要一定分个高下，各有各的风景吧，文学不是武林高手论生死，非要有个胜负。当下问题的症候在于，一方面，喊着“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另一方面，自己又积极制造真正的垃圾，丝毫没有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意识。这才是可怕的。还有就是“自封经典”，大师满天飞，这也是可怕的。

　　周明全：近年来，你对网络文学颇有关注，你的《网络文学：路在何方？》还获得《创作与评论》杂志2013年年度奖。网络文学改变了当下的文学生态，呈现出繁荣的发展态势，但目前，评论界似乎对网络文学的研究还显得很滞后，你是如何看待批评界对网络文学研究的迟钝反应的？

　　房伟：刚看了南帆先生在《东南学术》上的一篇文章，说得恳切在理。他讲我们的网络文学研究，缺乏真正的“内部研究”，都是比较浅层次的讨论。其实，网络文学真正的“外部研究”，也是匮乏的。我虽然也关注网络文学，但非常讨厌被人叫作“网络文学研究专家”。去年，《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我的专访，我和桐华一起谈网络文学。我认为，现在的研究，一方面，把网络文学妖魔化，动不动就指责，很多批评家看到网络文学，就气得好似被挖了祖坟般恼怒；另一方面，则是把网络文学话语权力化，很多学者用它巧立名目，骗科研经费。但文学研究，更多地需要思和悟，钱多固然挺好，可以买书，做调查，搞资料，但研究也不是光有钱就可以的。我觉得，网络文学研究水平低，关键还是能力问题，很多研究大家，还没有重视这个领域，而且，网络文学本身也比较复杂，牵扯文学、社会学、传媒等很多领域，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研究大家将这个领域作为研究重点，我相信会有令人信服的论文和专著出现。当然，依靠现有的研究方式是明显不足的。

　　周明全：你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写博，博客不仅是记录自己心情、行踪的平台，也是互相交流的平台，我记得我们认识也是在博客上相互留言后才在现实中认识的。这些年玩博客的心得是什么？

　　房伟：书斋生活是寂寞的，有时候，调剂一下，就是出去开会、或写博客。我写博客也有好几年了，也是为梳理思路，记录行踪，同时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明全兄的博客很好，咱们也算是“博友”哇。我也喜欢把发表的文章贴上去，在信息时代，文学更需要交流。当然，我反对信息的泛滥化，比如微信很好用，但我至今没有，除了自己比较笨，就是害怕被这种信息的方便诱惑，陷入信息海洋。

　　遮蔽”感总是起源于匮乏性的焦虑

　　周明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从2015年起增设了“青年批评家”栏目，请我主持，其主要想法就是推出更多优秀的青年批评家。“80后”批评家这两年，在中国作协、云南人民出版社《“80后”批评家文丛》等刊物和出版的集中推介下，已经形成了集团优势，而“70后”批评家虽然涌现出谢有顺、霍俊明、梁鸿、张莉、李云雷、张定浩、张丽军还有你等一大批优秀批评家，但似乎在文坛没有形成一种整体性优势，无法获得相对集中的命名，整体感觉是被遮蔽的。作为“70后”批评家中最为优秀的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待“70后”批评家被遮蔽这一现象的？作为其中一员，你觉得这个群体的整体实力如何？

　　房伟：明全兄的文学批评做得就很好呀，而你主编的《“80后”批评家文丛》更是善莫大焉，功德无量。梁鸿、张莉、李云雷等批评家，他们的文字我都非常喜欢，也都是很好的朋友。我的文学批评，和“70后”的那几位同仁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并没有感到“被遮蔽”，只是自己做得没有足够好吧。在当今这样一个现代社会，文学是边缘化的，文学批评更是“边缘的边缘”呀，既是“双重的边缘”，总要在寂寞中找到勇气，在刺丛里寻到乐趣，也要真正地耐住寂寞，守得云开，终会见明月。

　　周明全：陈思和在和金理的对话《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中说过， “70后”“80后”作家没有遇到好的批评环境。导致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批判，由这些表达出来的经验就得不到批评家呼应，但这两年，“80后”作家和“80后”批评家同步成长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70后”作家才是真正没有遇到好的批评环境，没能和同代批评家相互呼应，不少人以为这是“70后”一代作家和批评家被遮蔽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房伟：目前，也有一些“70后”的批评家，在做“70后”作家研究，但总体而言，不如“80后”研究那样更为系统有力。因为“70后”的创作，风格各异，也比较散乱。然而，“遮蔽”感总是起源于匮乏性的焦虑。我想，无论“70后”，还是“80后”，都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就是这个样子，80后文学潮流，的确比“70后”影响更大，但文学代际划分，本来就有相对性，差别其实也没有那么大，还是希望大家能互相激励吧。

　　周明全：你自己也算是学院派了，目前还在高校教书，你是如何看待学院派批评的？

　　房伟：“学院派批评家”其实是褒义词，现在让我们弄得“声名狼藉”了。我们很多学院派批评，根本不能和国外的学院批评家相比，他们很多人严肃认真，但又谨守文学本分，研究方法再变化，但文学本体还是守得住的。而我们某些“所谓的学院派批评家”，都是拿理论唬人，有的时候，理论本身也没有理解透彻，就生搬硬套，以让人“望而生畏”来吓退读者。这就好比说，我是卖猪肉的屠夫，但我不去讲如何卖猪肉，只是炫耀割猪肉的刀锋利无比，这不是有点本末倒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我们的理论研究话语，既脱离文本实际，又缺乏应有的逻辑和情感说服力，更不能人本身出发，就沦为了“不能说服人”，只能“吓唬人”的东西——当然，主要是吓唬外行。目前，我们还应该呼唤真正严肃的学院派批评。

　　“灰烬拥抱火焰”

　　周明全：当下批评失语、批评失效一直是媒体的热门话题，你认为这个批评失语、失效了吗？

　　房伟：批评没有失语，而是我们这些搞文学批评的人，本身能力的欠缺。作为“边缘的边缘”，要有耐得冷清寂寞的毅力，要有“写真正优秀的批评”的信心和勇气，要相信读者和作家的判断力，评论文章写得好，一样锦绣灿烂，令人过目不忘。

　　周明全：你认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房伟：现在搞文学很难，搞文学批评更难，难的是水涨船高，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整体水平都挺高了，没有新意，很难抓住大家。同时，虽然“水涨船高”，但“岸边看划船风景”的人却少了——批评的读者更少了。阿拉伯有个《一千零一夜》，我觉得，当下好的批评家，都要有那个面临暴君死亡威胁的王后那样的品质，要“写得极好”——好到让读批评的人欲罢不能才行哇。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房伟：25岁之前，也就是我读研究生之前，不能说我不“喜欢”文学，但我不“爱”文学，我爱的可能还是某种伤感情绪与小小的虚荣。我干过很多浪费生命的事，读大学时曾沉迷于酗酒、旅行，在企业工作，人生理想是当公司经理，发大财。后来，我选择了以文学为业，一路也走得犹犹豫豫，磕磕绊绊。直到30多岁了，人生一事无成，才发现最喜欢的那个人，一直苦苦地等着你哇，而你却视而不见，那就是“文学”。这就是让你魂牵梦绕，并能够为之托付终身的事情。现在的社会，一个文学批评家，总会遇到诸般诱惑和烦恼，搞文学的人，都很敏感，特别是面对虚无，会产生鲁迅先生“抄古碑式”的“拼命耗费自己”的独特悲凉感。但是，沉静下来，反抗绝望与虚无，真诚地珍惜文学、爱文学，就像爱自己的生命，就像“灰烬拥抱火焰”——我想，这就是好批评家最应具有的素质吧。

　　周明全：谢谢房伟兄。

　　2015年1月26日

　    房伟，男，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祖籍济南，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艺术学院特聘研究员，莫言研究会理事，曾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诗刊》、《人民日报》等发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及诗歌、小说计200余万字，曾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有学术著作《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三联书店)、《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风景的诱惑》(北京大学出版社)等5部，并有长篇报告文学《屠刀下的花季》、长篇历史小说《英雄时代》等，获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铜奖，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中国电视金鹰奖艺术论文奖，刘勰文艺理论奖，《创作与评论》年度奖，泉城文艺奖等，曾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社科项目3项，曾任山东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室副主任，现执教于国家级重点学科，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