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好的选本能将文学引向好的方向

陈思和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在发言中谈及自己已在读《老生》第二遍。如果要写文章，还要读第三遍。

　　我讶异于他这样知名的评论家，对于贾平凹的关注已经跟踪了40年，对其作品风格大致了如指掌，也许只消翻一遍，大概也能做出相对精准的判断吧？

　　陈思和淡然笑道：我的批评不是这样子做的。

　　他一直秉持这样的原则。26年前，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对原有不合理的文学史观念提出敏锐的意见。这一试图解构文学史的写作，曾被认为开启当代重写文学史的进程。

　　“重写文学史”专栏结束后，陈思和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提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以及民间立场和民间意识、“共名与无名”、“潜在写作”等，成为陈思和具有范式意义的概念。

　　多年来他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对于评论的思考等等，总有一些不变的坚持和原则。正如他温和的笑容背后，不乏尖锐的思想锋芒。

　　“大系”将成为认识历史的参照读本

　　读书报：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的顾问，您对这套书的编选大致有何印象？

　　陈思和：从新世纪开始，各种选本有不同的分类、不同的编法、不同的功能。编文学史的前提，就是可以把大量文学进行规划分类，这项工作是当前文学工作的重点。南京师范大学编的《21世纪文学大系》是非常有意义的，总体属于学院派，分类比较传统，有延续性，主编都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研究者，对当下的文学作品有全面认知，对文学研究的大致轮廓比较清晰。

　　但是也有问题。今天的很多作家创作达到了辉煌的高度，也产生了内在危机。他们观察社会的角度不同，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语言表达，但他们形成的是完整的风格，对社会的认知度相似，这是当下文学最重要的表征。“大系”总结他们的经验，总结最好的作品，对文学成就的巩固和发展有好处。纯文学和主流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会有很多冲突，任何一个新的文学观念的产生都有可能对传统文学构成大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个很繁复的文学现状，我觉得目前的各种选本的体现还不够。

　　选本和文学导向有关，不能完全是说表现这个时代的文学，这里涉及标准的问题。文学还在往前走，大家不可能返回历史现场讨论，“大系”将成为认识历史的很好的参照读本。要把文学引向什么好的方向，和选本的导向有关。

　　读书报：以您的经验，好的选本是什么样的？您认为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思和：现在是选本世界。过去看重要的文学刊物能大致掌握文学发展的脉络，今天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包括海内海外、两岸四地等复杂关系，都交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选本要有更新的观念引导读者，帮助读者看清楚文学应该朝什么方向走。

　　比如“大系”只短篇卷有严歌苓，长篇卷里没选她的作品，大概考虑到国籍问题。严歌苓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从影响力和她的小说达到的目标，无论《第九个寡妇》还是《小姨多鹤》，都应该有作品入选长篇卷。我认为不能拘泥于外在形式，她的影响力主要在中国。另外比如台港文学基本没有收入“大系”，但是诗歌卷又选了余光中的作品，这样读者就更会提出问题。

　　对于当下文学要全面、真实地把握，思想还要进一步解放。现在的选本是“春秋战国”时代，各种规范都应该打破。如果真的要有文学史的视野，还是很艰难。

　　读书报：各类大系文学史的编写很多，您如何评价这一现状？《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的视角有何特别之处吗？

　　陈思和：不同选本各有各的价值，总体上，选本有利于市场对当代文学的关注。在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文化格局下，“大系”比较主流地延续了新文学大系的风格，比较严肃，格调也比较高。

　　读书报：您之前也做过选本，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思和：我主编过九卷的《新世纪小说大系》。当初的想法，就是完全改变以往的模式。所以大系里有武侠小说、科幻小说、校园小说……网络上流行的都有。第一是这些作品质量不错，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差；第二是我认为这类作品需要和主流文学沟通，否则不能体现文学选本的全面性。我编选本，就是希望瓦解当下的文学秩序。今天的时代是大变化的时代，如果对网络小说发展这个大潮流视而不见，也会觉得观点陈旧。

　　在编完小说大系后，我故意在最后把编入作品的160位作家的名字全部列上去，发现一半是文学史上不见的，一方是王安忆、方方等传统作家，一方是南派三叔、天下霸唱等等，两个系列名单放在一起，完全是分裂的。我感觉非常兴奋，像1949年开文代会一样，两路人马都汇总在一起了，能看到今天的文学跟以前完全不同。

　　当时我提出的“潜在写作”，还有关于官方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学、民间文学三个层面的互动整合。再如民间立场和民间意识，就是民间文化怎样影响当代文学。我都是先有理论，再去编文学史的。鲁迅说，如果没有“史识”，就是一大堆材料长编。但如何把文学史观转化为文学史语言来表达？那就需要有文学史理论，需要特殊的文学史的概念术语。

　　“我对当下文学有个困惑”

　　读书报：您现在还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发展吗？

　　陈思和：一是忙不过来，二是换了工作岗位，到了复旦大学图书馆之后，时间就更少了。但是我对当下的文学有个困惑。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产生的文学现象以及形成的影响，我注意到了，但没有时间去跟踪关注，基本上是个盲点。

　　但我认为是会有大的变化。就像当年五四新文学面对通俗文学一样，当年也是在和旧文学斗争中产生了新文学，但是旧文学并不差，而且当年它是主流，新文学开始是先锋，慢慢占领了主流的地位。这也和选本有关系，如果只选先锋文学或新文学，就会起到提倡和推动作用。

　　读书报：您看《老生》，居然看了两三遍，而且把《山海经》原文找出来和小说中引用的《山海经》对照着看，这让我非常意外。

　　陈思和：做评论一定要这样，把各种信息都掌握。我正在看第二遍。如果要写文章，还要看第三遍。一定看三遍。才能看出作品的潜在结构，才能读得出作品的味道。有些人误以为把西方理论拿来就可以套现在的文学。其实是没办法套的。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也有些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比如当年的女性主义代表作家林白、陈染，对于她们的创作，可以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但是大部分文学，像贾平凹的作品，没办法拿西方理论框架套用。那些理论无非是帮助你开阔思路，帮你提供进入文本的视角。但很正的理论建设要靠自己。现在有些博士生写论文，导师先要问：你用什么方法？其实所谓“方法”是贯穿在你的叙述中的。现在的培养有些误人子弟。我不主张用理论生搬硬套，最后把人读傻了，拿到作品就没有艺术感觉。当你如果把理论研究透了，可以去套各种作品，这也是培养研究生的一种方法，但我认为至少不是一种培养学生的好方法。

　　读书报：您对于当前的学科制度建设好像很悲观。

　　陈思和：这是和教育制度有关。中文系文学专业建立硕士点是在80年代，博士点进入是在80年代末。到了90年代，大批的博士点出现，到今天已经培养了很多现当代文学硕士，但是，基本的成就都放在“专”上，如研究一个很小的问题，博士论文出来，也许可能填补“空白”了，这只是局部研究，而在整体的学科的认识和学科建设上，我觉得比起1980年代，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80年代关心的都是大问题，90年代关心的是小问题。这就使9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格局不大。当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他们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引起多大震动！重建了中国文学史。这是因为学者考虑的不仅是文学，而是整体学科现状的反思和推进，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培养。

　　我不是说学生本身，而是研究生制度，没有帮助学生提高学术能力，而是在小问题上掌握资料，要填补空白，现在学者可以成为某一个类型的专家，但是对学术大的推进，是一个空白。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丁帆，他在民国文学史的提出上有前沿性的观点。

　　读书报：整个学科建设的氛围如此。但是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年轻学者受到的影响和教育，使他们无法超越上一代的学术水准。

　　陈思和：这与个人也有关系。我们过去也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好的导师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知识背景，但是在培养学生的基本学术眼光上，我认为现在是严重欠缺的。现在的学生都是80后、90后，我们认为他们应该知道的历史，他们都不知道，不要说“文革”和“文革”的历史至今还在文过饰非，前辈们用血换来的教训正在被慢慢地有意识遗忘，对于“文革”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他们也缺乏真正的认识。再加上这么多年消解理论，掩盖真相，把他们的思想搞得非常混乱。在这个学科的基本精神上，他们是欠缺的。

　　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不止是在向下走，简直是在慢慢消解。我不是危言耸听。

　　读书报：贾植芳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陈思和：基本上重新塑造了我的人格。当时我也是跟着主流走。贾植芳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随风倒、或是跟着主流走的人，他始终是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风格。在他身边，我开始知道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我研究巴金，巴金有遥远的、高尚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达不到。所以巴金很痛苦；贾植芳是通达的人，是有风骨、有立场的人。他们对我都有影响。

　　一定要做同代人的批评家

　　读书报：如果请您概括一下自己的治学方法呢？

　　陈思和：我个人对学科的认知，从来不是“纯学术”，也不只是一个专业的问题，我自己寻找的一种人生道路，这是价值论的问题。一个人必须要有价值论，你怎么生活，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你的立场在哪里。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因为我的导师贾植芳。对我来说，学术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是基本的行为学。这样的立场，使我活得像一个知识分子。当时老师教我就是这样教的：做资料，读文本，就是这样的传统。第一就是理论观点要从研究当中完成，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发现问题，要学会在研究当中发现问题。比如研究当代文学，学者就要有前瞻性，你要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对以后产生影响。只有自己发现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其次，任何学术问题其实都是你的人生问题。你所有提出的问题都要解答你自己的困惑，这是你对人生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的投射，而不是与你无关，为写论文而写论文。我现在非常鼓励学生研究同辈作家，要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因为上代人的问题你没办法唤起共鸣，今天去“穿越”不那么容易。但是，同代人的困惑你是理解的，他们的痛苦、他们的追求、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你是了解的。如果你只关心前辈的问题，你就只能跟着前人的思路走。

　　文学从来没有独立的文学，就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你的困惑应该和文学的困惑联系在一起。

　　读书报：您是把学问和人生紧密联在一起？

　　陈思和：我们这个专业时间范畴只有上限没有下限。上限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学者们把精力放在上限(晚清民国之交)，他们觉得这个学科离当下太近，没有办法做出科学判断。很多导师为了显示自己觉得研究与当代没有关系，故意引导学生研究晚清民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当下划清界限。我反对学生这么做。

　　我们这个学科没有故纸堆，我们的希望在当下，研究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所谓当代就是未来，关心未来的文学是什么，再过五年的文学是什么，再过十年的文学是什么，对这个方向要有预期性，否则出来一个好作家我们也是后知后觉。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文学批评？陈思和：现在的文学批评有两大块，一是媒体批评，二是学院批评，舆论导向基本在媒体，但发现问题、推动学科进步的是学院。比如王安忆在复旦经常向学生推荐好的文学作品，她的阅读不是主流媒体关心的，但她眼光非常之好，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学院批评应该发现。

　　学院批评的主要阵地还是在讲堂，在专业学术刊物，以及专业型的学术会议。但学院批评有时也需要依靠媒体传播其发现和研究成果。如果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结合相辅相成，能达到双赢是最好的效果。这中间需要有好的平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