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小说写到极致也能成为经典

　　著名文学评论家许子东向年度青春文学金奖得主笛安(右)颁奖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摄

　　□羊城晚报记者 童雯霞

　　实习生 何淑君

　　年度青春文学

　　金奖得主

　　笛 安

　　1983年生于山西太原，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家，《文艺风赏》杂志主编，2012、2013年“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等。曾获第一届“中国小说双年奖”、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

　　颁奖辞

　　当“致青春”系列的各种图书、影视作品将目光停留在我们身历的这个年代时，笛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却回身返古，将更加快意也更加疼痛、更加怒放也更加悲凉的青春故事，设置在明朝的“万历十七年”。

　　在这部裹挟了笛安文学野心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她把自己放在更辽阔的世界、更悠远的时间里写作。作品表面上是续写古典式的传奇，但内里却意在反传奇，通过明末少女令秧身不由己地走向“贞节牌坊”的故事，细致刻画了传统社会中女子的压抑、疼痛与反抗。

　　《南方有令秧》的出现，令2014年度青春文学的形式和内涵都得到了拓展——它并不直接面对当下，而是在对过往的虚拟中思考问题；它并不刻意宣扬青春，而是从一个年轻女子的艰难求生中寻求意义。

　　与当下被热炒的“热血青春”或“残酷青春”相比，这部作品似乎冷得出奇，但正是这份独立于外界喧嚣的写作意识，令作品呈现出别样的特质。小说无论是在人物、叙事、语言等方面，都溢出了笛安以往的写作边际，越来越显露出大家风范。

　　《南方有令秧》是野心之作

　　羊 城晚报：《南方有令秧》是你首次从现实题材转向历史题材的小说。评论家何平说，这是你的一部野心之作；郭敬明也说，“笛安在《南方有令秧》中表达的观念极 其先锋锐利，以至于我觉得她必须选择明朝这个古代环境来包裹柔化她的野心”。你认可关于“野心”的评价吗？你认为他们说的“野心”指的是什么？而你自身在 文学道路上是否真的存在野心？

　　笛安：我认同，因为我起初的确是想要在自己的写作里做出一个很大的转变，毕竟这是我从未驾驭过的历史题材。另 一个就是，我这次想要写一个格局大过往日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尝试。对我而言格局其实是一个比题材更能暴露人眼界的评判依据。这部作品真正 在探讨的其实是个人和制度的关系，所以我从一开始就相信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是能够引起共鸣的。

　　我在创作的道路上的终极野心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有一天能写出一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尽管或许一辈子也实现不了。

　　羊城晚报：《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家一生总结性的作品，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相当高。你为什么认为这部小说“包裹”了你对文学的终极野心？

　　笛 安：是的，这部小说代表我对文学全部的梦想。这部小说故事非常精彩，我尤其着迷其中的冲突和情感纠结的方式，以及我对信仰问题的追问。我三十岁之前曾和一 位前辈聊过这个梦想，他说他三十岁之前也这么想，可过了一些年就觉得不太可能了。我已经过了三十岁，可我还这么想。这说明什么？说明如果一样东西在你心中 代表完美，你就要不停地去接近它。

　　羊城晚报：从《怀念小龙女》到《告别天堂》，从龙城三部曲《西诀》、《东霓》、《南音》再到《南方有令秧》，你讲故事的段位越来越高。这些故事从何而来，它们与你的成长有关联吗？

　　笛安：谢谢。十年前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多少还是跟自己的人生与成长有关，但是“写作”不可能全靠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创作”这个东西也随着岁月流逝要求创作者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想象力”占据的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 曾经认为一个小说首要的任务是表达自我，而渐渐地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自我”这个东西最终会越来越淡化，越来越不重要，我认为一个人要是写了一辈子还 觉得表达自我最重要，我会觉得他没有长进。那个就叫“我执”。虽然每个作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画圆，但随着圆的半径越来越远，自我的中心也越来越可以 忽略不计。

　　所以当自我越来越不重要时，我认为构筑一个世界出来是更重要的。那时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去看了诺兰的《盗梦空间》，就像有一只手 轻轻点拨了我一下。里面莱昂纳多想培养一个小姑娘当造梦师，那个小姑娘走了，后来又回来了。莱昂纳多问她为什么回来，她说：“我喜欢绝对的创造。”一瞬间 我有了一种被点穴的感觉。我要追求的就是这个。所谓绝对的创造，就是你要构筑一个世界出来，这个世界是完整的，这里面究竟哪里是你，哪里是其他，根本一点 也不重要。

　　《南方有令秧》就是我所做的一次努力。我走了很长的路，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令秧让我觉得风景挺好的。

　　羊城晚报：我 们知道你在写《南方有令秧》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史料，查阅很多文献。写历史题材小说，细节的准确非常重要，但也许读者更期待从故事的讲述中看到 对历史经验的突破与发现，哪怕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因为这也许是区别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指标。你说自己在“明朝的女主角的 骨头里注入了一种渴望实现自我的现代精神”，这意味着这部作品仍是一种通俗文学的创作方法吗？

　　笛安：这当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我希望 读者从中看到一点真实的可能性。因为明朝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现代性开端的朝代，孕育着非常多的生机勃勃的可能性，你在很多历史学家的描述中都可看出。因此， 明朝有没有存在过像令秧一样的女人，我们真的不能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不可能。一个明朝的女人就一定不会有自我实现的渴望吗？虽然我们今天把这种渴望贴上现代 的标签。我不知道我的创作方式属于什么文学的创作方式，我的作品属于什么文学，也没有那么重要，我只是尽我所能地要求自己写好文学。

　　羊城晚报：在写作中，你是一个会顾及读者的作家吗？还是，你会更多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因为，有时候你明明长大了，可读者还停留在你从前的故事语境与氛围中。

　　笛 安：首先，我非常幸运，我渴望写出好看的故事，读者们也都渴望看好看的故事，在这个问题我们是一致的。也许这也是我被很多读者接受的理由。至于其他的，我 不再强求。其实之前有人说《南方有令秧》这本书在市场上会有一些风险，但我还是写了，因为这是我必须要写的东西——畅销不畅销看造化吧。

　　我本来就是自我的人，也做不到去刻意取悦谁太久，所以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渴望把自己想要表达的精神诉求放在一个精彩的故事框架里面，读者们各取所需，没什么不好。如果读者没法接受我的转变那也是自然的事情，我会顺其自然。

　　羊城晚报：你认为《南方有令秧》是自己的一部转型之作吗？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你会怎么走？

　　笛安：下一部作品应该还是写一个现代题材，想要写一个精神上复杂些的作品。对我来说，《南方有令秧》至少开启了我作为作家的一个全新阶段。我相信今后的我能驾驭更多复杂的题材，也相信我能写出更有气象的作品，简单点说就是更自信吧。说白了，这是心态上的变化。

　　但 这一部小说的出版并不代表我未来会因此而转型，去写一种固定格调的小说。在我的阅读和创作中我不排斥任何类型的文学，我想写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故 事情节，自然会有一个适合的路子，很有可能在我老了之后，我还会写一个主角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的故事。创作其实就是在等着内心的声音。如果有一天你忽然注意 到了什么，而这东西在你的心中形成了一个声音，不断地催促你去动笔，鼓励你克服种种困难去讲出这个故事，那就说明这个故事很OK了，你不写不行了，那时候 你不会去管它是什么样的类型，或者说必须让它变成一个什么类型，而是会想什么类型更适合将它完美地讲出来。人生其实也一样，所有的决定，都在等待内心里的 那个声音对你说，OK，没问题的，去吧！

　　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不该有界限

　　羊城晚报：文学是安静的也是喧闹的。作为一名新生代作家，你如何看待当下的青春文学以及青春文学市场？

　　笛安：我只关心自己的写作，不大关心别人写什么，所以更不关心市场。现在的图书市场，确实存在一些畅销书是“烂书”，也有很多好书没有畅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把骂市场当成一种借口，当成不反思自己的写作、对自己写作提出更高要求的借口。

　　我 觉得一个人既然还在写作，表达的肯定是他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每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母题是不一样的，这个很自然。话说回来，《麦田里的守望者》算是青春小说 吧？很多人拿它当“圣经”。所以说，青春小说写到极致也是可以成为文学经典的。而且青春文学和推理、武侠、科幻不一样，它不算独立的类型，因为在青春文学 里没有一套这个世界独有的价值观，以及围绕这个价值观的一套规则。因此“在这个层面上，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不该有界限”。对我而言，曾经最吸引我的主题， 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了。

　　羊城晚报：“最世文化”中的许多年轻作家都在“作家富豪榜”上，当然也包括你。这样的创作成绩给你带来怎样的变化？

　　笛 安：我之前从没想过我的书也能畅销，但是它真的畅销之后，我特别感激所有喜欢我的读者，这是真心话。因为对于我来讲，我从开始写作那一天就想好了，要找一 份糊口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真的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但是它突然间就实现了，我能靠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并且我还活得不错。 我心里没有了那么大的压力，写东西的时候会更容易投入，不去想其他的。

　　羊城晚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文学作家，有文学研究者认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文学观、人生观、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等都与以前的作家迥异。作为“文二代”，也许你和你的父亲、著名作家李锐先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吧，请你与我们分享一下？

　　笛安：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国人，跟父母那个年龄层的人之间差距真的很大，我是说，相比西方国家的同龄人而言，跟父母的生活成长的环境以及历史境遇都存在天壤之别。所以审美取向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

　　比 如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我父亲一起去看布莱希特的戏剧《四川好人》改编的《江南好人》，我觉得这个剧很好，他也觉得很好。但是我们认为它好的原因很不一 样。我认为它好是因为它讲了一种人性的选择，它讨论了怎么样的一个人算好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它走得非常远。但是我父亲他就会说：“你看这个 剧里面的社会力量非常多。”他就会非常强调社会力量和社会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好人与坏人在什么社会都是存在的，我认为它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人性的力量。

　　我 并不否认一个文学作品应该背负社会意义，但是所谓的社会意义是应该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而不是作者特意去找的。而且我觉得在挖掘的过程中，首先看到的应该 是一些更本质的人性所共通的东西，然后自然而然地像拔萝卜带出泥来一样去带出一些社会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作品。

　　喜爱广州踏实而笃定的烟火气息

　　羊城晚报：你以前来过广州吗？你对广州有何印象？

　　笛安：来过好几次——喜欢广州，感觉这里有非常踏实非常笃定的烟火气息。而且广州的读者素质非常高，上一次来广州签售《南方有令秧》，因为是在室外，人又多，签到后来天已经黑了，大家就都把手机拿出来帮我照亮，而且在那个情况下队伍都是井然有序的。那次我特别感动。

　　羊城晚报：你最近的阅读书单有哪些？

　　笛安：最近看了一本小说，美国作家凯文·鲍尔斯的《黄鸟》，剩下的几本都是历史方面的书。比如《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羊城晚报：在广州，你有许多学生粉丝。在学生时代，对你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是哪几本？

　　笛安：高中时代狄更斯的《双城记》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都给过我很大的震撼，狄更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人道主义，福克纳让我明白了一个小说可以将人们之间的感情写得深刻到何种程度。

　　童雯霞、何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