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 摇摆的乡愁

　　近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4年度表彰大会入围名单公布，焦波导演的《乡村里的中国》获得年度导演和年度影片两项入围，这是21部入围影片中唯一一部纪录片，颇受瞩目。

　　以最大的诚恳

　　《乡村里的中国》，名字实在不讨喜，题目大而且拙，在洋溢着爆米花和巧克力糖霜味儿的影院里，它显得那样“水土不服”，况且又是纪录片，很容易让来此消遣娱乐的人群敬而远之。但这片子确实让我惊喜，私人打分甚至高于一年中绝大多数国产剧情片。只是要来认真评说它，却难免有些摇摆。

　　影片锚定山东沂蒙山区的杓峪村，整整一年无间歇跟拍。硬桥硬马，质朴平达，没有一点花招与虚饰，也全无作者纪录片容易流入的绝望与沉闷，这是它最迥异时俗的地方：仅以原生态的生活呈现，就可以让观众从头笑到尾哭到尾；感慨有之，沉重有之，而看到最后心底竟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感激。尽管全片没有一句旁白，但在春去秋来的时令流转间，在稼穑社庆、婚丧嫁娶的农事琐记里，仍可感受到残存于乡土中国的自然之美与淳朴人情。它温润了过于残酷的现实，使人在苦难中犹能看到斯土斯民明亮开豁的一面。这与导演焦波出身山东农村有关，他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感情，以及摄影记者生涯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可以在沂蒙山区跑遍十几个村庄，最终选定一个相对理想的标本，并以最大的诚恳，为不断被现代产业围剿和重构的乡村，留下了一组无奈却又豁达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群像。

　　难以捕捉的私密情境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流行，无论是出自本土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抑或美国人何伟写下的《寻路中国》，都在坊间热动一时。从纪实角度而言，文字与影像各有所长，譬如许多现实中的私密情境，捕捉下来极出彩，写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即可做到，但摄像机镜头往往很难介入。《乡村里的中国》则突破了这一媒介工具上的短板，过去不敢想像能随便开机的场景，譬如村民干仗、夫妻斗嘴、村官的苦闷与发泄……都给剧组拍到了，而且拍得从容不迫，沉稳得当。有了这种几无间隔的近距离拍摄，纪录片的品质一下结实了许多，大到乡村的政治脉络，小到村民的悲笑呼吸，都活生生放大在黑暗中的银幕上，直击心肺。且因为有细腻的体察，平视的尊重，每个镜头都像刚从地里拔出的萝卜，带着原汁原味的土腥与鲜涩，它们似在呼召：看哪！这些人，他们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呀！

　　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全新而陌生的观影体验，它所能激起的联想大概远远超出了导演的初衷。我用“乡愁”来做题目，也自觉口齿不清，因乡愁一词似早已被用坏了，近乎一种发甜的、远距离的、聊以自慰的闲愁；而本片的创作者虽是眼睛在摄影机后面，身心却与乡村同在，这样的血肉相连，使他的镜头无论怎样摆，随时会发现农耕文明下的人情风物之美，又能体会到农民内心对土地爱恨交织的真实痛感。当下，有些地方的城市化运动许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市民阶层与土地的关系早已隔膜，连外出打工的农民也对土地的感情逐渐淡漠，仿佛土地是没有前途的，是亟须摆脱、离得越远越好的梦魇。有些知识人更抵制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理由是大量乡村早已破败，“现代化”的命题下，没有回头路可走。《乡村里的中国》未必能回应以上声音，却呈现出现实生活蕴含的丰富面相。譬如，片中全部采用村民的原声对白结构剧情，土生土长的淄博方言有着不可思议的诙谐和鲜活，职业编剧憋破脑壳也想不出的台词，在人家那里像掐豆荚一样随掐随有。你会爆笑，会叫绝，甚至反观自己平日说话时使用的语言，倒像是人工塑料制成的，贫乏、单一，没有生命力。

　　“精神”也要吃饭

　　记得贾平凹为小说《秦腔》和《高兴》写的后记中，曾极度纠结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即想尽可能地记录三十年间在故乡已经消绝了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和农耕用具。贾平凹出身陕西商州，今也还是三秦最贫困的地方之一，用他的说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一开会黑乎乎一片土皂衣裤。就是这样的土地上“竟也出了那么多能人，有善制木的，能泥塑的，精通胡琴的，说评书的，学绘画的，懂《易经》的”……而纪录片里杓峪村的“才人”杜深忠，就是从这样的世界里浮现于银幕上的一个。片子一开始，初日照进农户一隅，杜深忠蹲踞于阳光下，用毛笔蘸水在自家门厅地上书写《道德经》，这是个兼具智慧和诗意的隐喻——一个身板瘠薄、干农活不灵、进城打工又掉了13颗牙的农民，却关心国事，深爱文学和音乐，在村民看来，文化虽好，毕竟填不饱肚子。杜深忠则坚持“人活着不能光想着吃饭，‘精神’也要吃饭”，而他的精神食粮，并不是果树栽培、畜禽养殖一类的实用性读物，而是纯为审美愉悦的“无用之用”。老子哲学以守常抱朴、复归其根为谛旨，意即在生存上淡然处之，存在方显得诗意盎然，只是这样的诗意对于杜深忠而言显得何等艰难！为供两个孩子上学掏空了家底，至今还欠债两千余元，饶是如此，他仍要挤出钱来背着妻子去买琵琶，仍对文学怀有梦想。杜深忠是农民中的“异类”，又是影片的灵魂，从他身上，许多人或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能想到，以乡土中国之大，每个村庄可能都有一个杜深忠；他们是散落于草野的布衣匹夫，识文断字，天赋才慧，身处贫贱而心怀高远。这是一个民族潜蓄的文化底气，以民间的水深浪阔，这样的底气历来在草野中代继有人，而当草野无“草”之后，这样的底气是否还能存续？

　　乡村，请消逝得慢一点

　　《乡村里的中国》只是一部“命题作文”，焦波要完成这一作文，他想说的话还远没有说尽，我今想代他说下去，也好不为难。镜头下杓峪村虽然让人想往，但包括杜深忠的儿子在内，考出去的农家子弟多已难再回返家乡，何况大量的传统乡村正在快速消失；年轻人一脚踏进大城市，转瞬就会成为异乡人，现代化带来了物质丰裕与便利，但诗意的空间更趋逼仄，堵车、雾霾、高房价与消费社会、虚拟社交一起，将上班族骗进一种宛如格式化的生活。而乡村与城市又岂好简单割裂，在南水都要北调的今天，若是源头的清水染了毒，乡村的农地变荒敝，玻璃幕墙装点下的水泥丛林又能光鲜多久？

　　但这不是我们独自面对的命题，住在豪宅里的西方人早经说过，现代人是无根的，是没有家乡的。在台湾经济起飞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摄影师阮义忠便走遍宝岛，创作了摄影集《人与土地》，他想借此留住人性的美好，包含“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摇摆的乡愁，进退失据的乡愁，一部纪录片能做的，不仅仅是记刻与乡愁有关的、正在消逝的人情与风景，它或许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自己生命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