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性 独异 缓慢

　　李学辉，笔名补丁，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 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现供职于武威市文联。出版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绝看》《李学辉的小说》等，有70余篇小说发表 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飞天》《钟山》《朔方》《芳草》等刊物，曾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梁斌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长篇小说《末代紧 皮手》获甘肃敦煌文艺奖二等奖、黄河文学奖一等奖、《芳草》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最佳叙事奖。

　　一个人出生在何地，由不了自己；一个抒写者面对什么题材，可能有选择，但骨性和根性的东西却是怎么也抹不掉的，只不过有轻重之别。

　　我出生时，土炕上一半是烂被窝，一半是掺了细绵土的用麦草烧成的炕灰。前一半是家贫，后一半是习俗。我一出生，便在土中和灰堆里洗礼，这辈子，我不土都不行。

　　因而，我属土性。把自己像麦子一样种在田野里，迎风受雨，自在地感悟和体验乡村社会的浪漫与风流。晃眼间，在一个被称为“巴子营”的村庄，我已与它相伴了近50年。

　　“1月31日，友人盛约，称桃红杏白，花闹邀客。树挂雾凇，枝白杆黑。驱车至亚兰温室大棚。掀帘进棚，但见树密花累，满枝皆繁。色重叶稀，花浪 映日，地铺落英，腰粗花猛，乃坐果之象，此为桃也。进杏棚，百树相拥，匝地皆白，捧之于手，凉沁刺掌。疑江南之春色，亦无此壮观矣。”

　　“2月1日，天抖其雪，瞬匿其踪。夜宿乡下，再读萧红《呼兰河传》，又翻张爱玲几篇小说，查看创作日期，均于香港写就。心有戚戚。一个女人被人 爱是幸福，爱的人多了就成悲剧。萧、张两人，客居香港，一弄孤绝，二忆伤逝，寄寓心破，故吟百年绝唱。正如沈从文之小说，在北京、上海两地，北京尚温，上 海冷沉，盖因心境不同，故人物各异。凌晨披寒行于原野，十米之内才可视物。蒿茅草茎，皆裹白衣。苍茫一野，片雪悠然。室内炉热，一红惹地，隔窗睹雪，一丁 香三牡丹竹一束，静默于地。读《陶庵梦忆》，张岱披雪，琅環竟为福地。拾雪拍桌，《鲁迅文集》立于桌间，一袭硬发戳天，俯身一瞅，则野草遍地。”

　　这是我摘录的近期两则日志。录于此，并非秀什么，而是呈现乡村瞬间的真实状态。如今的乡村，有许多不可捉摸，依然的状况会分解出若干时代元素，有寂静，有阵痛，更有情趣。忽视它的现实存在，就会缺失趣味。因为，土性也有意趣之所在。

　　土性是基于人的精神栖息地梦牵魂绕的根性所在，如果一味泛指，会产生一种对立。土性也有其精神质地，只是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是非常磨人的事。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戏路，当短篇小说与现实和阅读“格格不入”时，并未消解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土性的短篇小说还能独立存在，本身意味着这种文体也有高贵之 处。

　　一个抒写者若一味追求高于自己或自己拿不住的题材，也是一件十分危险和麻烦的事。

　　于是，在题材抉择方面，我选择乡村，选择独异。

　　独异，并非求奇求怪。快节奏的社会，促生了许多荒诞，乡村也未能免俗。当我把笔触伸入乡村的根部时，传统与现代的割裂使部分本该美好的东西变得 非常模糊和离奇。那些本应传承存留的与根脉息息相关的风俗，一旦消解，认知和依附便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如何把这些具有独异价值的题材更 好地表达，体现一种现代性？我不得不慢下来，寻找一种切入点，寻找一种更为合适的叙述方式。

　　因而，我放缓了速度。缓慢是我多年写作的基本姿态。我顽固地选择手工写作，就是不想让自己快起来。大多时候，我慢得如接一滴雨，握在手心都不想 让它瞬间流失；默望枝头，实在不忍让一片树叶那么快落下。有时，一个万把字的短篇从构思到成稿竟达两三年时间。期间，我得做大量的功课。传承多年的东西与 现代的根须能否搭接，长成歪瓜裂枣的诱因何在，生息的土地上精神的依附点在何处，社会变化对它们带来的影响怎样？我得大量地读书、做笔记、思考。更多时 候，我坐行于田野，抓一把泥土在手里，从泥土的各种味中解读化肥、农药、耕作方式和农人的经营惯性以及农民对土地的认知，以及政策对土地方式的改变等等。 这些，可能我都不会写在小说中，但它们得作为背景存在。什么时候，觉得不出笔对不起它们了，我才出笔。一沓稿纸，一盒烟，一杯水，坐于桌前，将窗帘一拉， 便进入文字田地。一篇小说完成，放到一边让它躺几个月，然后拾起来，打印，修改，改到最后，读着改，看标点是否合适，部分句子的韵律是否合拍。写不高、写 不好是自己的修为问题，快餐式的表达会糟蹋这些题材，我得尽最大努力。我就这一方“巴子营”的天地，我得诚心经营。每一粒种子都有收获的可能，多收少收不 要饿着肚子就行。

　　话说回来，能让小说在骨头上开花，这是我的终极追求。这花虽不惊艳，若能自在地开放在伟大乡村的胸膛，也是一种饱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