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报告文学是她永远的牵挂

　　刘茵大姐走了。

　　以往每次通电话，刘茵大姐总是话语滔滔，而且聊着聊着，话题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拐到报告文学上来，或是读到了一篇好作品，或是发现了一位新作者，或是对报告文学学会工作的建议等等。有时，突然接到她的电话，没有其他事，就告诉我刚刚读了一篇报告文学，特别精彩。惟独春节前的两次通话，她却是情绪低落，问她怎么啦，她有些支吾地说最近一直睡不好觉，还说“(何)西来怎么说走就走了，人的生命也太脆弱了……”我劝慰她一定要去医院治疗，还想过了节去看看她，没料想她竟然会这么突然就走了。

　　我与刘茵大姐可以说是因为报告文学而认识，由于报告文学而结缘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刘茵大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做编辑，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我将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书稿送到编辑部，接待我的正好是她。一个星期后，接到她的电话，让我去趟编辑部。一见面，她便热情地说：“传会，你抓到了一个重大题材。希望工程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这部作品很有分量，我们准备在刊物上先刊发几万字，然后，出版社再出书。”

　　《托起明天的太阳》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冰心先生在《人民日报》写了《请读〈希望工程纪实〉》的评介文章。刘茵大姐又介绍我登门去向冰心先生请教。先生见我穿着海军服，说：“你是海军，我父亲也是海军。他为了北洋海军的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冰心先生对海军发展的关注，令我感动；她对文学独到的见解，让我终生受益。

　　此后，我几部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如《中国山村教师》《忧患八千万》《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均得到刘茵大姐的指教。我每选中一个题材，都喜欢先征求她的意见。每回，她都会毫无保留地谈自己的感觉和建议。

　　2000年，我与几位作家合作创作一部反映上海当代青年风貌的报告文学，刘茵大姐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她和我们一起跑到上海。白天与大家一起采访，晚上与大家一起研究篇章布局，提建议，出点子，非常投入。她说：“看到你们几位海军作家这么团结，齐心协力，我很高兴。文学是一种个体劳动，但一些重大的报告文学选题，是可以搞团队作战的。”从她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文学编辑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前年，我领受了创作有关航空英雄罗阳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刘茵大姐很支持，她说：“罗阳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需要罗阳这样的人。这样的典型值得作家去写。”初稿出来后，我打印了两份分别送给刘茵大姐和《十月》杂志原副主编田珍颖大姐，请她们提提意见。半个月后，在她们家附近的一家快餐店，两位大姐给我谈阅读意见，从全书主旨到章节结构，从人物言行到每个细节，她们读得很细，也谈得很细。中午，我仅仅请她们吃了顿简单的快餐。我有些愧然地说：“一顿快餐，不成敬意啊！”她俩却笑着说：“只要你写了好作品，吃什么都高兴！”过了两天，刘茵大姐打来电话：“传会，我又把书稿翻了翻，觉得罗阳这个人物身上的细节还少了些，你应该再下工夫去挖掘。”当我流露出斯人已去、采访困难的情绪时，她鼓励说：“你还是有这个潜力的。”我又采访了一番，力图使人物更真实、更丰满。后来，《国家的儿子》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见面时，她比自己得了奖还高兴地说：“祝贺啊！不过，你还得继续努力哟！”

　　像我这样得到过刘茵大姐扶持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点出一二十位。我没有统计刘茵大姐编辑过多少报告文学作品，但我知道，有许多已经成为经典的篇章，都凝聚着她的编辑心血。

　　她的生命里充满着报告文学的基因，她的血液中流淌着报告文学的情怀，她对报告文学的前景一直看好，她为报告文学四处鼓与呼。

　　她时时都在关注着报告文学创作，读的作品多，联系的作家也多，因此，她对报告文学的诸多见地一针见血，发人深思。

　　她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说报告文学如果没有“文学性”，又怎能称之为报告文学？她说报告文学应该学习、借鉴、吸收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的手法与技巧，要把报告文学写得像小说一样有悬念，一样吸引读者。她情真意切地说：“现在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为什么读者不满意，就是因为‘报告’有余，‘文学’不足。作家们应该在‘文学’上下大工夫。”

　　她对近些年来动辄二三十万、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报告文学横空出世、长风盛行感到忧虑。她认为无论从报告文学的质量计，还是为忙里偷闲的读者计，报告文学必须从长风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该长则长，当短则短。不以长短论英雄，无论是全景式厚重的长篇还是“轻骑兵”式的短制，都应该精益求精，写得精些再精些，短些再短些！

　　刘茵大姐走了，带着她对报告文学的不尽牵挂走了，报告文学园林里失去了一位辛勤的园丁。

　　我们只有写出更好的作品，才能告慰她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