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绍纲:“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巴金是我最崇敬的长辈和老师。我在青少年时代读过他的《家》《春》《秋》等小说，粗略地懂得他为反封建压迫、揭露旧社会罪恶而“控诉”的精神。而真正结识、稍微读懂巴老一些，则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了。

　　那时，我开始参与文学外事活动。巴老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我是作协外事部门工作人员，巴老在北京、上海、杭州参加活动，我多次在他身旁，聆听他与来自亚、非、欧等不同地区的作家、学者的谈话。他以发自肺腑、字字珠玑的话语，打动了众多的外国宾客。比如有一次，回答南斯拉夫作家提问的有关东西方文化特色的问题，巴老说：“我认为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对社会改革、人类进步有所帮助，要使人民变得善良一些、好一些，使社会向光明前进。我就是为这个目的写作的。所以，凡是好的、对人民有益的东西，就都吸收它。但不知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写文章是用人物的命运、思想、感情去影响人、感动人，而不是用文学技巧。我主张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不要靠外加技巧来吸引人。”外宾又提出：“听说您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不知您作何感想？”巴老说：“东方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很少。1980年我在访问法国时，法国朋友中不少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不以为自己可以得到这项奖。我认为对作家的最大荣誉是读者们的喜爱。朋友们多次问到这个问题，我都是这么回答的。”最本色，也最虔诚的回答，令外宾露出了钦佩的笑容。

　　巴老是中外文学交流的一面闪光的旗帜。他常说，“我期待文学成为加强多国人民友谊的纽带，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

　　1993年7月，正是炎炎酷暑，我去上海，在李小林和徐铃两位老友安排下，病中的巴老会见了我。这是我离开中国作协工作岗位后，首次看望他老人家，高兴、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阳光照耀下的书房走廊中，巴老热情而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低缓地问起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的近况。听完我的述说，又问起“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情况……幸好我在离京前，从现代文学馆筹建负责人舒乙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巴老听完我的转述汇报，清瘦的面颊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在我离开时，他执意要送我到客厅门口，我搀扶着巴老缓缓走向门前，徐铃用相机拍下了这个难忘的镜头。

　　就在离开之际，徐铃建议我去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休息一下，并说：“这同你陪外宾参观访问座谈不同，你可以自己细细体会一下……”

　　杭州创作之家是作家、诗人、评论家和编辑家写作和休养的处所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20多年里，这里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作家，他们在此留下了亲切的心声。巴老就写了两幅，其中一幅是：“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两个星期。谢谢你们。一九九零年十月十四日”。这幅题辞，如今已被镌刻在一块两米高的碑石上，竖在庭院中。第二幅题辞是：“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提起这幅题辞，那要追溯到1991年5月，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时，巴老应大会邀请，在杭州创作之家为大会题写了这句名言。

　　巴老提倡讲真话由来已久，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由，反对强权专制。上世纪50年代，他就强调“文学艺术创作是个人的劳动，作品是有个性的”。即使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他依然大声疾呼作家“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要有讲真话、坚持真理的勇气”。巴老从中外文学界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并树立了一个信念：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可以说，巴老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

　　晚年的巴老痛感几十年来社会的积弊，严重影响和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精神文明的提升，所以坚持不懈地大声疾呼：讲真话。在文集《随想录》中，就有7篇关于“讲真话”的文章。巴老写到：“人们习惯于听好听的话，也习惯于讲别人爱听的话。不少人善于看别人的脸色讲话：你喜欢听什么，他就给你讲什么，包你满意。更多的人听到‘不满意’的话马上板起面孔。对他们，话并无真假之分，只有‘入耳’与‘不入耳’之别。他们说话，总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说过就忘记，别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会承认……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明天又讲另一套，变化无穷，简直叫人没法跟上。他们永远正确，而你却只好不断承认错误……”

　　在那样的政治社会情况下，凡是说了一点真话就有可能遭到迫害，所以，巴老从这样的历史中总结：“在这之后我才看出来，说真话不容易，不说假话更难。”

　　后来，巴老更加大声疾呼，“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鼓励老朋友们写真话、讲真话。

　　为了缅怀、纪念巴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题词，巴金研究会于2014年3月在杭州创作之家庭院中，竖立一块高两米的碑石。注释如下：

　　一九九一年五月应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请，巴金先生于杭州创作之家为大会题写了这句话。它不仅凝结了巴金先生毕生的创作经验，寄予了老一辈作家对青年作家的殷切希望，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继往开来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