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

　　之所以将端木蕻良定位于“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主要基于端木蕻良研究现状的考察。端木蕻良，1912年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鴜鹭树村，原名曹汉文，1928年在天津读中学时因仰慕诗人屈原而改名曹京平。1936年8月，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鴜鹭湖的忧郁》时署名端木蕻良并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是一位跨越现代、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一生著述颇丰且涉及面广，成就高且富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鴜鹭湖的忧郁》发表之后，文学批评家胡风立刻称赞说，“这一篇，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首抒情的小曲……这一篇无疑的是今年的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胡风：《生人的气息》)1939年5月，端木蕻良的长篇巨作《科尔沁旗草原》出版后，立刻惊动了文坛。批评家巴人撰文《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的……包涵了存在于自然界与人间的所有声音与色彩”，他的小说有“音乐的语言”，而端木蕻良则是“制造语言的唱片的能手”(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30年代获得高度评价的作家，自40年代开始，竟几乎名不见经传了。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无论从现代文学史既有的叙史模式还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来看，端木蕻良都是一位长期被忽视或曰被边缘化的作家。造成这一现状的主客观原因自然有很多，而剖析这些原因本身就潜含着“深入研究”端木蕻良的可能。

　　历史地看，端木蕻良研究相对边缘、不为更多读者所熟识，首先与“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及其定位有关。“东北作家群”，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影响下自发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及早日收回故土的强烈愿望。其作品具有粗犷、豪放的风格特征，显示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其成员包括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白朗、罗烽、舒群等。对比今天研究界广泛关注的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同为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东北作家群”显得有些门庭冷落。除萧红以及萧军之外，一般读者基本不了解“东北作家群”的其他成员。对于“东北作家群”整体研究迟迟未能深入，我们可以通过东北不是新文学发生、发展的中心地带来找寻答案；可以通过“东北作家群”与左翼文学的关系、而左翼文学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总是缺少审美、艺术的特性来探究原因。当然，我们更应当从“东北作家群”本身去解析隐藏在命名背后的种种问题：“东北作家群”应当是对30年代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作家的集体命名，她虽以地域的方式、整体的概括描述了“东北作家群”的总体特征，但不能掩盖其每个成员的创作个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东北作家群”是对特定时代阶段群体写作的一次命名，尽管她涵盖了这批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仍不能覆盖这些作家在4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中国之后卓有成就的创作。而由此看待端木蕻良的创作及研究现状，其恰恰属于这一被遮蔽群体中的一员。

　　其次，端木蕻良的研究现状还与端木蕻良的个性特别是同时代作家的评价有关。阅读孔海立著述的传记《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以及成歌主编的《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可知：端木蕻良出身贵族，又是东北作家群中屈指可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其在东北作家群中的地位变得十分特殊。他没有到过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当日后成为东北作家群重要成员的萧红、萧军、罗烽、白朗等共同聚集在哈尔滨时，他正在天津读中学。他当然应当属于一位地道的东北作家，但同是东北作家群中的许多成员却不愿与其同流。萧军、骆宾基的不满，甚至是后人记录的萧红也对其颇有微词，都表明他在这个群体中的特殊性。除同一批东北作家之外，左翼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端木蕻良也颇为不能接受。当时，习惯长发、身着西服和马靴、举止羞涩、性格孤僻的端木蕻良总给人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因此，“无论是那些穿军装的还是那些穿长衫甚至穿西装的，都不那么愿意接受这个性格独特的穿马裤皮靴的端木蕻良”(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在同辈左翼作家中始终处于‘不被人理解、不被人认同的孤独’状态，遭遇到‘被抛出群体之外的冷落’”(钱理群：《〈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此外，端木蕻良在与萧红恋爱中常常表现出来的软弱、缺乏处事能力也是其常常为人所诟病之处。这些对端木蕻良颇为不利的言辞与评价口耳相传，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端木蕻良研究的深入与展开。

　　再次，端木蕻良的研究状况还与其自身的创作经历和生活经历有关。1933年，年仅21岁的端木蕻良就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长篇完成后，端木蕻良将其寄给了郑振铎，得到高度赞扬。郑振铎在回信中曾不无动情地写道：“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出版后，予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长篇直到1939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对此，夏志清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可是端木不能很幸运地在1939年之前将小说出版，因此《科尔沁旗草原》向来被认为是抗战时的产品加以讨论，而不是1928—1938年间，左派得势的抗战前十年的主要作品……要是他能够在1939年付梓之前，将原稿加以修改，使之具有更澄澈的文体和故事性，《科尔沁旗草原》可能终于被公认为30年代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除创作经历外，端木蕻良与萧红于1938年4月离开西安、回到武汉，后辗转至重庆、香港等地，也可作为其长期游离于人们视线之外的一个原因。造成端木蕻良南下的原因虽与他和萧红、萧军的感情纠葛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此次远离同样也使其远离了当时文学的主战场，进而为主流文学界所忽视。40年代的端木蕻良依然笔耕不辍，但却未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状态从40年代持续到80年代初期《曹雪芹》上卷的出版，30余年的光阴已使很多往事被遗忘、记忆被定格，而端木蕻良的创作也被文学史写作简单的归类后，置于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

　　综上所述：端木蕻良长期不为研究界所重视，既与文坛整体状况有关，又与其个人性格、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但这一切归根结底都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阅读完端木蕻良的创作(如八卷本的《端木蕻良文集》)并将其作品置于当时的历史，便会发现端木蕻良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作家。只要细心对比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同时代的作品，就会得出端木蕻良是较早以长篇小说涉及农村经济破产，揭示地主、农民、土匪等复杂关系的作家。不仅如此，他关于小说主人公丁宁的性格组合公式，即“民粹主义(虚无主义)+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感伤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丁宁主义。”(注：这个公式在不同版本中并不完全一致)可以作为那个时代青年矛盾心理的一个典型概括。由于在丁宁身上有过多端木蕻良自己的影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读解出两者都有左倾意识，有成为英雄的心理，但它们又偏偏结合在一起。是以，丁宁和端木蕻良又不可避免地体验到一种理想的兴奋与思想的悲悒，进而使其成为长于思索、情感忧郁、优柔寡断的人。端木蕻良在20岁刚过，就可以将主人公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剖析得如此细致、深刻，绝非易事。除了自身的生活体验、认知能力之外，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汲取、融合与精神契合也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端木蕻良与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中国作家曹雪芹有着精神联系那样，端木蕻良作品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探索着一条在精神上通往人民、通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道路，探索着一条在情感上与底层人民融合的道路”。只有端木蕻良这样的作家，“才没有把这样一个主题庸俗化、简单化，才没有以‘谁投降谁’的方式代替这样一个严肃的、重大的、既是社会历史的也是人性发展的文学主题”(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而这一点，恰恰可以作为我们再次认识端木蕻良的一个有力的切入点。

　　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写作可知，端木蕻良最终还是回到了《红楼梦》和曹雪芹这一精神源头之上。端木蕻良年幼时就开始接触《红楼梦》并对曹雪芹饱含深情：“《红楼梦》的作者，在我很小时候，就和他接触了。我常常偷看我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我知道他和我同姓，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端木蕻良：《论忏悔贵族》，徐学鹏编：《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应当说，端木蕻良与曹雪芹相似的经历很快使端木蕻良对曹雪芹和其《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快，曹雪芹就成为了端木蕻良非常理想的楷模”，并成为端木“自我陶醉的镜子”，“他自己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把曹雪芹当作了自己的父辈，幻想自己就是曹雪芹的后裔或者是化身，甚至就是当代的曹雪芹”(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而对于《红楼梦》，端木蕻良则是“年复一年地看，总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百读不厌”(端木蕻良：《我看〈红楼梦〉》，徐学鹏编：《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反复阅读《红楼梦》无疑对端木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完成于30年代的《科尔沁旗草原》就明显带有《红楼梦》的“影子”。40年代初期的端木蕻良在不断迁徙的途中曾撰写多篇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并在1943年计划完成取材于《红楼梦》的“五部剧”(实际完成三部)。出于对前人续写的《红楼梦》的不满，同时，也是自己对于《红楼梦》的偏爱与独特理解，端木蕻良一直有重新续写《红楼梦》的计划。1978年，端木蕻良在多年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决定实施这一计划。后在妻子钟耀群的提醒与劝说下，改写三卷巨作《曹雪芹》。《曹雪芹》上卷、中卷曾于1980、1985年分别出版，后端木蕻良还于1993年出版了研究《红楼梦》的文集《说不完的〈红楼梦〉》，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不忘《曹雪芹》下卷的写作，这些都可以视为端木“红楼情结”的历史见证。端木蕻良的“红楼情结”在具体展开时遍及小说、戏剧、文论、历史及社会活动等多个方面。他自觉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化古为今、成就非凡。这一点不应因现代、当代文学史各自独立的叙述而淹没。相反地，只有将其以历时性、共时性并重的方式加以审视，才会看到端木蕻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端木蕻良留给我们的文学财富当然还有很多，即使阅读他现存的信件也会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鉴于读者接受和研究现状，端木蕻良毫无疑问地可以作为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通过深入研究端木蕻良，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历史，还可以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修正已有的文学史观念及其认知方式。端木蕻良既是属于东北的现代作家，又是属于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他的影响力和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延伸，而这，正是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期待深入研究的作家的前提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