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贵族气 半世多余人

　　端木蕻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当具有个性的作家，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不同寻常。生活上，他与萧红的婚姻一直为世人所诟病；文学上，他的作品在当时既引起轰动，又遭受很多批判。他不爱参与政治，在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淡出了主流文坛。

　　贵族家庭、悲剧意识

　　1912年端木蕻良在辽宁省昌图县鴜鹭树村出生。其父系一族的祖先是从河北闯关东的老户，姓曹。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到了其曾祖父曹泰这一代，其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在科尔沁草原上拥有两千多垧土地，属于满清正白旗。

　　端木蕻良的父亲叫曹仲元，原名曹铭，因不受自己父亲的喜欢，只分到曹家的一小份财产，但是在当地仍然十分可观。与很多贵族公子一样，曹仲元同样讲究吃喝排场，喜欢追求漂亮的女孩子，端木的母亲就是被曹仲元掳来做妾的。与一般阔少沉醉于声色犬马不同，曹仲元喜欢四处游历，尤其喜欢去南方的大城市，因此具有较强的维新思想。他同情太平天国、认同孙中山的主张，订阅上海的《申报》，同时酷爱收藏古董和图书。端木蕻良6岁时便被父亲送入新式小学读书，后来，曹仲元甚至出售土地将几个儿子送往天津读书。

　　端木蕻良的母亲虽是满族人，但是已经家道中落。端木蕻良的外祖父是曹家的佃农，生性耿直。因为嫌弃曹仲元花花公子的恶名，拒绝将女儿嫁给对方做妾，但曹仲元最终还是靠武力达成所愿，双方为此十余年不曾往来。由于家势贫弱，加之为妾的身份，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母亲在曹家地位如同女婢。但他的母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常常通过故事的形式告诉端木蕻良曹家的历史和曹家的秘密，并鼓励他好好读书，将来把母亲的遭遇写出来，不要让曹家人那样得意。然而，端木蕻良作为一个听故事的对象，不难发现，母亲的叙述中也包含了一些极其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就是既有仇恨、敌对，同时又对这个曾经辉煌富有的家族的崇拜，仿佛还有荣耀感。

　　高高在上的贵族身份和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同时赋予了端木蕻良繁华和忧郁、热情与孤独的气质，又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的不断碰撞，端木蕻良的作品中便不断流露出一种心灵的重压和性情的奔流，时常表现出一种悲剧性的生命意识。在《鴜鹭湖的忧郁》中满篇都是“忧郁”，“眼前只是一片荒凉的所在，没有希望，没有拯救，从胀痛的呜呜的耳鸣里，只传出一声缠绵不断的绝望的惨叫”。一股巨大的悲怆感迎面袭来。小说没有正面描写人民遭受的民族灾难，而是把它掩藏在凄凉的黑夜，作者把悲愤之情极力压制在胸臆之间，反而有一种喷薄欲出的快感。而《乡愁》则借助儿童的叙述视角，真挚而生动地表达了“睡梦里回到故乡”的急迫和哀伤。《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也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解答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的原因，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沦陷故土的忧伤。《遥远的风沙》呈现于眼前的是塞外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支小分队不知来自何处又走向何方，他们就在不可捉摸的命运征途中前进着。

　　纵观端木蕻良一生的创作，自始至终不变的是贵族气质下的悲剧情怀。也正是因为这种贵族气质，端木蕻良才有可能使他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有别于端木同时代人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气派。

　　文坛异类

　　1933年，21岁的端木蕻良仅用4个月时间就写成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书稿寄给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郑回信预期这部小说问世“必可震惊一世人的耳目”。周立波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中，提到端木《遥远的风砂》《鴜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三个短篇小说中表现出的塞外景色和地方特色，认为在“青年作家中只有沙汀可以比拟”。1939年《科尔沁旗草原》出版后，巴金撰文惊叹作者的艺术表现力，称其“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于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的研究起点是相当高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端木蕻良的研究却出现了大量的空白，直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施本华、美籍学者夏志清等先后撰文确认端木蕻良创作的史诗风格及其文学史上的地位，国内对端木蕻良的研究才逐渐兴起。这种前恭后倨态度的出现与端木蕻良孤僻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端木喜欢独处，不习惯拉帮结社，其妻钟耀群曾经这样评价他：“创作之余，端木喜欢到他住处附近的法国公园去散步，在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彩，看树上的小鸟飞来飞去，绝不串门，也不爱找人聊天，可以说完全是独处，这是他从小就形成了的孤僻性格”。这样孤僻的性格难以与同行者之间达到友好的交往氛围，很容易成了别人眼中的“异教徒”。比如，1937年应胡风之邀，端木与胡风、萧红、萧军等一起共同创办了《七月》杂志。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许多人无可厚非的认为：“杂志是共同的，事业是共同的，‘敌人’是共同的，连情感、趣味、作品风格也在向共同的方向靠拢。”而端木的一些行为、趣味、举止等却与大家背道而驰，渐渐地与《七月》有些殊途。

　　端木喜好打扮。在流亡青年中 ，“他身穿着皮茄克，下身穿着灯芯绒马裤，高筒马靴”。对此蒋锡金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住处来了一位西装长统靴的年轻人，留着很长的发角，脑后的长发几乎盖住了脖子，颜容憔悴，举止羞涩，模样很像现在所谓的‘80 年代青年’。”东北作家群及《七月》杂志这个圈子中，或在“无论是那些穿军装的还是那些穿长衫甚至穿西装的，都不那么愿意接受这个性格独特的穿马裤皮靴的端木蕻良。穿军装的革命家们不能接受他这个‘懒散的资产阶级’分子，穿长衫甚至穿西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不能接受他的。”

　　这样一个忧郁、孤僻、“怪异”的端木却能够被才华横溢的萧红选为伴侣，让许多人一直不解甚至不愿承认他们的婚姻。除此，有些人认为这位“异教徒”是第三者插足，破坏了“二萧”的感情。

　　政治上的边缘人

　　与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参与革命文学论争或者进行革命宣传不同，除了学生时代，端木蕻良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他几乎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没有对时代的主题进行文学性的回应，加上孤僻的性格，边缘化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落在他的头上。

　　根据作品的思想取向，新中国成立之前，端木蕻良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段：1933年—1942年段和1942年—1949年段。他闯入文坛时，正是左翼文学如火如荼之时，面对异族的侵略，救亡超越一切，革命压倒启蒙，文学成为救民族于危亡的工具。彼时正在南开读书的端木蕻良受到了左翼文学的深刻影响，加之故乡东北正处在帝国主义的魔掌之中，其早期小说中具有较强的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的特征，与政治结合紧密。

　　但是到了 1942年以后，端木的作品在创作的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2年1月妻子萧红去世以后，他蛰居于桂林，开始用以前没有用过的笔调来写作。这个阶段的作品是在萧红的死和萧红死后人事关系的刺激下写出来的。这种变化在他的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到关注内心世界的变化。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有《初吻》《雕鹤堡》《红夜》《女神》等。这些作品的空间和人物的意义与他以前创作的作品完全不同，与当时的主流叙事主题毫无关系，主要展示了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消融了关外文化和关内文化的差别，开始以一种普遍的人性为基础，表现出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曾经的宏大叙事和家国情怀隐匿不见，作品中洋溢的是对爱、对温柔的企求，甚至是浓烈的恋母情结。

　　别人在为革命而创作，他在为自己的过去而忏悔；别人为国土的沦丧而追求革命，他在为个人的情爱失落而追求“自我”。这确实和当时的革命主潮有些格格不入，但是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的端木蕻良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中期——所经历的个人的痛苦、失落和忏悔，同时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痛苦、失落和忏悔。他们疲倦于革命，沉醉于自我，抛弃革命，也被革命所抛弃。而那些反映这一时期真实思想的作品，往往是不能被所谓“正统”的文学评论家所接受的，因此而造成了文学史上的空白。

　　1981年，丁玲向美国学者葛浩文坦诚道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荡荡西逛逛，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这段谈话代表了当时一些人对端木真实的看法，也就是作为革命作家，他必须是时代的呐喊者，他必须是时代的代言人，否则他就是“怪人”而遭致同行者的排斥。至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其作品常常落选于各类选集，很少重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红楼梦》结一世情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是端木蕻良失去了自己创作主体性的时期。他像当时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只能按照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创作，因而也失去了他本来的独立风格和特征，直到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晚年的端木蕻良才在文学的疆域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自小接触并熟读《红楼梦》，这培养了端木蕻良极其细微敏感的情感世界。他吸纳了曹雪芹描写女性细腻含蓄的文笔，让他在对女性的书写上得心应手，形成了他粗豪之中见婉约的独特文风。不仅如此，他还撰写了多篇关于《红楼梦》的学术文章。

　　撰写《曹雪芹》这部三卷巨作实在是一件具有相当难度的庞大工程，他的“曹雪芹”起始于康熙谢世，终止于乾隆盛期，上下50年的历史跨度，加上语言、文化的习俗变迁，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能下决心创作《曹雪芹》对于年近古稀的端木蕻良来说是很需要胆量的。然而这项艰巨的文化使命似乎注定应该由他撑起，不仅是因为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扎实的文学功底，同时还具有那种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的独特体验以及家族衰败书剑飘零后的沉痛之思。在《曹雪芹》这部小说中，端木蕻良从皇宫贵族的后花园到崇文门外的“鬼市”小摊，都描写得非常精致。甚至清朝时京都城市的布局，京都城门的出入规矩，都在端木蕻良的笔下井井有条地呈现出来。1980年1月，端木蕻良的《曹雪芹》上卷出版了，印数20万册，立刻抢购一空，出版社于3个月后再版30万册，又很快售完。1985年《曹雪芹》中卷问世以后，端木蕻良还继续下卷的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端木蕻良与《红楼梦》这场“恋爱”可谓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