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节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3月18日09:51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李延国 李庆华

■长篇报告文学

　　一个被岁月遗忘的名字

　　历史并非是易碎品。因为它有记忆。

　　2013年春天，山东省曹县刘岗村三位86岁的耄耋老农，联名给《菏泽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给70年前冀鲁豫边区一位叫秦兴体的八路军立一座碑，言辞朴实恳切：

　　“我们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这是我们人生暮年最后的牵挂，办好这件事，我们可以无憾瞑目了……”

　　70年，大半个世纪，几万个日日夜夜。

　　三个耄耋老人为什么对这个叫秦兴体的八路军如此难以忘怀，刻骨铭心？

　　这个村的百姓无一参加伪军，无一当汉奸和叛徒，坚持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八年。以后就被根据地的人民称为“红三村”。

　　当时，秦兴体25岁，任五分区根据地供给部被服厂保管股股长。

　　10月6日拂晓，1500多名日伪军把“红三村”全部包围，秦兴体与1000多名群众，一起被赶到村外的“寨海子”里。

　　寨海子，是村民防盗、防偷、防日寇，在村围子外挖的水塘。日寇让1000多名群众统统进入“寨海子”，冷水没胸，四周架起机枪，寨海子变成了一个大水牢。

　　一个日本翻译官，用嘶哑的喉咙对水牢里的群众说：“乡亲们，皇军大大地爱护老百姓，今天你们只要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八路军的军用物资藏在哪里，皇军就会放了你们。要是不合作，马上统统拉出去枪毙！”

　　日军翻译官见没有人说话，就从人群里拉出两个青年人，逼问：“谁是八路军？”

　　二人一齐回答：“不知道！”

　　站在旁边拄着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一努嘴，日本兵立即举起枪打死了他们。随后，日本兵又把一个叫杨二孬的青年拉出来吊在树上，挥舞着棍子猛打，一边打一边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

　　“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日军指挥官多喜成一恼羞成怒，挥舞着指挥刀，大声叫嚷着。

　　秦兴体再也忍不住了，猛然在水牢中高喊：“我是共产党！我是八路军！”

　　“你们八路军的军用物资放在什么地方？说出来大大的奖赏！”

　　“你先把群众放了！”秦兴体坚定地说。

　　日军指挥官命令把大家从寨海子里赶出来，然后又凑到秦兴体身边：“八路军的军用物资到底藏在哪里？”

　　秦兴体拍拍胸脯：“我告诉你，它全藏在这里！”

　　日军翻译官立刻带领几个汉奸，把秦兴体绑在刑床上，用皮鞭抽打他，并向他身上滴洒特制的黑色硫酸液体，秦兴体浑身顿时烧起了许多血泡，疼得昏死过去。

　　日本兵往秦兴体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待秦兴体苏醒过来以后，多喜成一又问道：“你说不说？”

　　秦兴体沉思了一会儿：“我说。”

　　日本翻译官喜出望外，立即让人把秦兴体放下来，年青英俊的秦兴体满脸的血水，转过身来，向群众大声说道：“乡亲们，抬起头来，不要伤心难过，中 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回来，他们会给死难的群众报仇！血债终要血来偿！我们要坚持到底，和日寇汉奸斗争到底……”

　　为了堵住他的嘴，日军用匕首从他身上割下肉，塞进秦兴体的嘴里。

　　日军把门板倒过来，下面生上火，对秦兴体用了最残忍的酷刑——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割下他的肉……

　　群众忍无可忍，纷纷冲上去和敌人拼命，敌人机枪开火，100多名群众倒在血泊中。

　　日寇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恼羞成怒，烧毁了全村群众的房屋。

　　这天是中国传统的九月九重阳之夜，刘岗村的百姓没有一个进食的。他们用方板制了一副棺木，把烈士掩埋在刘岗村边上，秦兴体永远成了刘岗人。

　　刘岗人曾多次为烈士寻找故乡。他们当年知道秦兴体家乡在河南修武县，后在滑县道口铁路当过学徒，后到上海参加了“五卅”工人运动。可是刘岗人寻遍了这些地方，都没有找到烈士的家人。

　　三位老人，有一位已经坐上了轮椅。为筹资立碑，他们摇着轮椅，手托柳条筐，在“红三村”募捐，一角、一元、十元、百元，竟从并不富裕的农屋里募集出了5万元……

　　捐款人都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被遗忘的名字——根据地！

　　血亲

　　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和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结下的是血亲！

　　八路爱人民，人民爱八路。人民群众为保护子弟兵捐躯的事迹在冀鲁豫边区层出不穷。

　　记忆卡片之一：

　　1943年，鄄城县大捻乡堌堆寺村，万里同志的夫人边涛马上就要临产了。菏泽有个旧俗，不愿意别的女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怕有晦气。正在边涛为 难之际，这个村的青年妇女李曼青领着母亲来了，说：“不要为难，就在我家生。”就这样边涛来到了李曼青家。堌堆寺村离敌人据点不远，李曼青母亲怕有闪失， 就决定在屋内挖一个地道直通村外，紧急时刻可以逃命。边涛赶忙阻止：“不要挖，下大雨时房子会塌的。”李曼青母亲摆摆手说：“这没有啥，你们的安全要 紧。”

　　记忆卡片之二：

　　捂死娃儿保八路。

　　1939年5月11日，日军纠集济南、泰安、兖州、汶上等十余市、县的日伪军5000余人，在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尾高次郎指挥下，兵分九路向我 泰肥山区合击。11日凌晨，敌将我一一五师机关、鲁西区党委机关、泰西特委机关、六八六团、冀鲁边七团等，包围在肥城县陆房村一带方圆10公里的狭小地 区。

　　陈光代师长命令部队迅速突围。危急的时刻，有6个八路军战士(4男2女)跑到三区妇救会长刘克林家里说：“日军包围了村子，要赶快转移。”说完 就想往村外跑。这时炮弹已打过来，妇救会长刘克林不容分说，就领着6个战士和家里人赶紧爬上山，躲避到一个岩洞里。她让战士躲进里面，自己和婆婆守在洞 口，可是她9个月的儿子这时突然哭了起来。她想到敌人正在山下，如听到孩子哭声，全家人被捕不要紧，可6个战士就掩护不住了。她毅然对婆婆说：“娘，把孩 子捂死吧。”婆婆流着泪没有说话。刘克林用手把孩子的嘴捂住……直到敌人过去，他们才从洞里出来。孩子憋得小脸紫青，差点丧命，却保住了6个战士的安全。

　　记忆卡片之三：

　　儿子，我真不愿杀你啊。

　　1943年夏秋之交，鲁西南古城定陶沦陷后，惨无人道的日伪军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清剿”、“扫荡”，汉奸地痞及反动帮会组织也乘机肆虐，为虎作伥。临街处有一烟酒杂货铺，柜主名叫孙祥斋，40多岁，识文断字。孙祥斋的二儿子孙学义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在村里教书。

　　上级党组织决定在敌人身边建立秘密联络站，由孙学义父子负责。

　　联络站的活动虽然组织得非常严密，但是，狡猾的敌人从多次的失利中也嗅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孙祥斋父子发现村里有各种各样的陌生人转悠，有讨饭 的，有挑货郎担的，有背粪筐的。他们感到有点蹊跷。不久，联络站一名交通员在城里被敌人抓住杀了。城里两个有内线关系的杂货铺突遭敌人搜查。孙学义和父亲 孙祥斋认真分析原因，从外到内对知情人逐个排查，认定身边有鬼。

　　孙学义说，最近，哥哥孙学福有些反常。也巧，这时几天不露面的孙学福回来了。

　　孙祥斋和孙学义相对坐到半夜，都认为学福下水了。孙学义坐在孙学福床边，边递水边套话：“哥，你常在外边闯荡，见过世面，有啥事也要给兄弟念叨念叨。”孙学福喘着粗气拍着胸脯说：“只要兄弟听哥的话，没说的，保管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说着，孙学福从枕头下摸出一支手枪，拍了拍：“哥刚抓了几个共产党，立了功。”

　　第二天，内线关系也送来了情报，说孙学福当了保安队的爪牙。孙祥斋非常痛苦。

　　孙祥斋和孙学义以商量分家的名义把孙学福骗到了村外。孙学福得意地走在前面，孙祥斋跟在后面，一阵莫名的感情涌上心头，看着前边那熟悉的背影，他简直不敢相信，亲眼看着长大的儿子，竟变得那么陌生。他心里又气愤又内疚。

　　眼下，民族安危到了紧要关头，对危害民族利益的不肖子女，难道能以父子亲情掩盖民族大义吗？如果一时姑息手软，不知将有多少人要掉脑袋。父亲抹 掉泪水，紧走几步，赶到学福背后，悄悄地拔出短枪。“叭”，一声响，孙学福摇晃了一下，扑通栽倒了。孙祥斋沉痛地扭回头，蹲了下去，双手捂住脸哭喊：“儿 子，我真不愿杀你啊！”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算账

　　抗日战争结束后，面对中国之命运，住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和住在陪都重庆的蒋介石，各自都在算着同一笔账：

　　当时，国军拥有正规军430万，且一律美式装备；共军正规军127万，装备落后，小米加步枪。国军兵力是共军的三倍半。原来的伪军摇身一变又成 为“国军”，总兵力数字还要高出很多。国军拥有海陆空三大兵种，有飞机344架，海军舰船240艘，外加汽车、坦克等机械部队，而共军是单一兵种。国统区 面积73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的76%，人口占71%。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还一直享有美国二战《租借法案》的军援，而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外援。

　　蒋介石在算账的时候，恰恰忽略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道德属性和清明廉洁在战争中的重要砝码。

　　1948年夏，蒋介石向蒋经国面授机宜，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整顿上海经济，实际上就是搞一场反腐行动，整顿经济秩序。

　　上海为国民政府的金融中心、财政中心，当年蒋介石的发迹之地，今日却成了藏污纳垢的贪腐中心，一些高官、将领，尤其是四大家族在此呼风唤雨，操纵市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走私贩毒，导致金融秩序混乱，物价暴涨。

　　蒋公子这一年38岁，他拿着一纸手令，以经济副督导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他发誓要在上海为他的父亲稳定经济，挽大厦于将倾。

　　蒋经国到了上海，提出“凭借群众”，以运动的方式打击奸商非法囤积行为。首先是平抑物价，并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外币，限期登记本国民众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成立了一万多人的督察队，同时还组织了30到40个的“巡逻小组”，招募了数千名工人。

　　8月23日和27日，蒋经国两次指挥上海军警，到全市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搜查。

　　他枪毙了贪污的警官戚再玉，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等一批贪官污警。

　　蒋经国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鼓舞队员们，对阻碍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这就是蒋经国“打老虎”的来历。

　　蒋经国“打虎”，初战告捷。蒋介石在电话里连连为儿子叫好：“好，好，你干得不错！”

　　蒋经国在强行压制资本家的过程中，抓了大老虎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杜月笙不动声色，一方面高调表示支持蒋经国，但另一方面却使出了手段——办我儿子可以，但请你去看看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是孔祥熙的公子、蒋经国的表弟孔令侃的产业。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

　　孔令侃情急之下向宋美龄告状，宋美龄立即飞赴上海，为孔令侃说情，她用继母之手狠狠扇了蒋经国一巴掌，虽然蒋经国的脸上留下了5个红印，但他仍不肯让步。宋美龄只好把蒋介石从北平前线催回上海。

　　蒋介石和蒋经国作长夜谈，蒋介石批评蒋经国：你反腐反到自己家里来了！

　　第二天，局势就悄然变化了。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

　　蒋经国打虎以失败告终。

　　打虎队长败给了国民党的利益集团。

　　蒋介石虽拥兵400多万，但国民党的将领可谓贪财如命。官官贪污，将将走私，甚至将战略物资——钨砂、粮食也卖给日寇、伪军，助纣为虐。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派出无数“接收大员”，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假借“接收”之名，对沦陷区的人民进行了残酷无 比的掠夺，四大家族的财产总数因此而增加到上百亿美元。就连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也扛着中将军衔，当上了“接收大员”，捞了一笔。

　　上海解放后，凌晨的上海悄无声息。大资本家荣毅仁打开大门，走上街头，看到进了城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全部睡在路边，他们身着一样的军装，分不出军 官和士兵。这时，一位军人和蔼地向荣毅仁要一碗开水，荣毅仁立即让家人端来一碗开水，结果，要水的人并没有喝这碗水，而是蹲在一个伤员身前，用铁勺向他嘴 里喂水，这一幕让荣毅仁永记在心，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感叹说：蒋介石永远回不来了！

　　白崇禧曾致电蒋介石：“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查今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不仅版图变色，我五千年文化将从此而斩……”

　　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一定是建立在对旧政权价值体系的彻底摧毁之上。

　　共产党人没有私产，没有腐败，所以得民心之所向，蒋介石败退台湾，自我反省大陆失守的教训，第一条就是上下腐败，尤其是军队腐败！

　　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

　　“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我们不是败给了共军，而是败给了自己”……

　　三年解放战争，其本质上是什么？它是中华民族史上一次最壮烈的、最波澜壮阔的、由一个廉洁的政党对一个腐败的政党和政府反腐之战的胜利！

　　它震撼了世界！

　　“国军”中将赵锡田感叹：我们是败给了老百姓

　　在鲁西南作战中，刘邓大军共活捉了敌三名中将。三人中最骄横的当属整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他一个师部编制人数相当于一个军，全部配备美式武器装备。

　　9月5日黎明，赵锡田中将的指挥部——天爷庙，枪声疏落下来。敌整三师被彻底、全部歼灭了。赵锡田脱掉中将军服钻进一辆汽车底下，当我军战士用枪逼着他爬出来时，他头部负伤淌着血，他向战士谎称自己是“军械主任”。

　　赵锡田被我军卫生员包扎好伤口，躺在担架上混杂在俘虏群里，看着身旁同伙一个个哭丧着脸，低垂着头从他面前过去，他摇摇头，仰望着那乌鸦般的飞机，一声哀叹：“一切都完了！”

　　不过，此时他不明白，如此精锐的整三师，怎么会败给武器低劣、土里土气的对手呢？

　　刘邓指挥所里，邓小平正接王近山的电话：“政委，赵锡田被俘了。不过，他不承认是赵锡田，只承认是军械主任。”

　　“暂时就称他为军械主任吧！你们千万把赵锡田看好，我们要见他。”邓小平放下了电话。

　　为赵锡田抬担架的是当年最出色的郓城妇女担架队。

　　夜静静的。担架队行走的脚步声清晰地送到赵锡田耳朵里。他仰望长空，星光分外明亮。女担架队员不时轻声地询问赵锡田，是否渴了，是否饿了。头两声，赵锡田没有回答。他不知道那年轻姑娘在问谁，又不知说什么。

　　“饿了渴了尽管说，按照我军的政策，我们不会虐待你。”女担架队员说着递给赵锡田—个水壶，又给了他一个馒头。他想来想去，终于轻声地对担架队员说：“我跟你说吧，我就是整三师师长赵锡田……”

　　“我们知道你是赵锡田，自己说出来更好！”担架队员笑了。

　　“现在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菏泽赵楼。”

　　听到菏泽这个地方，赵锡田的脑袋像炸了一样，原来刘峙就是命令整三师到达菏泽的。没想到，是解放区的担架队，把自己抬到了菏泽，成了八路军的俘虏。

　　在路上赵锡田看到许多群众来来往往，大大小小运粮的车奔流不息，都是支前的民工。

　　赵锡田当然不知道，大杨湖战役，冀鲁豫边区支前的民兵、民工达15万人，出动担架1.7万余副，大车5000余辆。

　　晚上，刘伯承、邓小平安排设宴款待赵锡田。

　　那惨败的一幕刚刚过去，刘伯承、邓小平却设宴款待，实在出乎赵锡田的意料。平时，刘伯承、邓小平的膳食和战士们差不多，这次却给赵锡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

　　赵锡田感慨系之，他在宴会上说：“一路见闻，我明白了，我们不仅败给了贵军，更败给了老百姓，人心所向啊。”

　　9月13日，赵锡田致函蒋军官兵反对内战。此函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在蒋军官兵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大作用。

　　武工队里的“文工队”

　　1946年4月，蒋介石携宋美龄同马歇尔一起登庐山，蒋介石对马歇尔说：“3个月可消灭共产党，树叶黄时，我将下山与马帅共饮胜利之酒。”

　　1946年6月，蒋介石动用了其正规军85%的兵力，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为了稳定根据地的民心，留在敌后的党员、干部们，坚持党组织“不离区，不离县”，秘密组织群众，拿起武器，英勇斗争。

　　20岁出头的湖西军分区敌工科长李汝泰，接到冀鲁豫军区电报：组织武工队插入敌后，坚持对敌斗争。

　　1946年9月，《湖西大众报》报社正式拉起大众武装宣传队。队长是报社副社长张涛，报社副政委杨明奎任指导员，其他编辑、记者、誊写、炊事员等共21人，人手一枪。同志们离开彭堂，开始写标语、作宣传，跃动在单北、成武、巨南之间。

　　一次，大众武装宣传队和湖西第一武工队凑巧同住一村。

　　第二天，两队同志便一灶吃饭，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从此武工队的任务变成了综合性的战斗、侦察、宣传、土改、敌工等，总的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稳定民心，侦察敌情，打击敌人，镇压还乡团等。

　　武工队不单持枪能打仗，而且张口能宣传，动笔能写宣传品。武工队队员，除每人有一支枪外，还带有毛笔、刷子、石灰筒、纸张等宣传工具。每到一地 就编写传单、标语、墙字。为便于群众接受，还编写诗歌，如“聪明地主远打算，不倒地，免难看”，“农协会，别泄气，不退粮，不退地，八路军就要来了，胜利 一定是咱的”。这些诗歌有时用石灰写在墙上，有时用纸写成小传单，到处张贴散发。

　　湖西第一武工队有三支枪：钢枪、笔枪、舌枪。武工队走到哪里，哪里有它的枪声在怒吼；哪里留有它的墙字、墙报、街头诗等大批新颖的宣传标语；哪里的人们会听到共产党人思想的声音。   

　　农集，是不用召集的农民大会。这是文工队最好的广播台。在这种场合下，农民听讲，可减去地主们对他们的恐吓，是适合游击区的宣传方式。这点儿平 凡道理，被湖西第一武工队的文工队员发现了，凡有农集，都去进行突击宣传。老百姓口口相传：“咱们的部队没有走！共产党没有走！”   

　　莱芜战役我军全歼7个师的大捷，武工队利用集市和驻村大力宣传，大家还不解渴，“到城里去宣传一下，叫蒋军看看咱的厉害！”大家写好传单，提着满满两桶浆糊去了单县城。

　　单县矗立的春秋阁门楼上，敌人驻着一排人。“文工队”的同志贴完标语，走到春秋阁门下。敌哨兵发觉了，惊慌地连喊几声。同志们顺着南墙，一拐墙角，撤退了，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共产党人的第二战场

　　中国有句俗话：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始，就在党纲中规定了为人民求解放的宗旨，不谋私利，并一直警惕党内腐败的滋生，坚持和腐败行为作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我党我军处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但却一直致力于党内的反腐倡廉。不论对敌斗争如何艰苦卓绝，共产党人从未放弃思想战线的“第二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四条明确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1938年5月14日，中共晋察冀省委发出《中共晋察冀省委关于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例》。《条例》指出：近来各级政权中，仍不 时发现个别工作人员违犯群众利益或惊人的贪污腐化现象，甚至个别党员也堕落到犯这种可耻的罪恶——背叛阶级又背叛民族利益的罪恶。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出的规定是：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 赌博；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和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解决战时财政经济之困难。

　　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

　　8月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腐化反投降主义的倾向的训令》，命令说，自抗战以来，我军干部甚至于高级干部因贪污腐化而堕 落以至叛党逃跑者，不断发生。因此，要求政治首长必须注意审查自己的干部，严防少数干部的堕落，严防某些环节上的腐蚀，强化干部的政治生活与党的生活，反 对干部中的发财思想，我们到处发现许多干部有不正确的经济观念和私利的坏行为。反对干部中任意离开党的原则的私人感情团结，反对私人送钱，反对不遵守军队 的供给制度与少数个人违反制度的自由开支，提倡节约，反对庸俗现象。

　　10月28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作出相关指示。该指示根据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一些党性不强，甚至有少数分子甘心堕落、贪污腐化、逃跑变节的问题，提出军队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大量提高干部质量、审查干部和洗刷坏分子。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施政纲领。纲领提出：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驻曹县安陵集的八路军枪毙了一个贪污的司务长，对部队指战员是一个很大的警示，也使边区的百姓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施政廉洁、治军严明。

　　1947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1947年元旦广播词《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朱德指出：“为了解决自卫战争中的财政供应问题，必须 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整顿财政，缩减一切可以缩减的人员，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由上级负责人以身作则，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 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犯者要加以严惩。只有这样，根据地的长期坚持才有保障。”

　　1948年1月4日，华北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在政府工 作中的民主生活的不足，已使我们党的组织及政府机关产生了某些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对于不遵守党章，破坏纪律，破坏党内正当秩序的分 子，必须给以处罚。”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谆谆告诫全党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 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 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 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 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党政军民各界复电，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0年3月7日，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就西北地区共产党员贯彻中央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决定发表讲话。他说，西北地区有些共产党员中还存 在着铺张浪费、不爱护人民利益祖国利益的思想，必须加以肃清。更严重的是个别共产党员有贪污腐化的现象。我们要再三告诫他，赶快反省，决心改正。如果还不 这样做，将会被人民所唾弃。

　　3月17日，中共中央纪委就平原省(原冀鲁豫边区)一些地区的村干民兵的违纪行为发出《关于加强对村干民兵纪律检查的通报》。《通报》指出，平 原省嘉祥县褚营村村干民兵强奸、贪污、讹诈，逼得群众生活困难，会(道)门遂乘机活动。平原省所发生的这种严重情况，许多地方曾发生过，现在仍可能存在， 将来也有可能继续发生。

　　1951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省代表会议。会议揭发了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前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 张子善的巨大贪污罪行。由河北省委建议，经中共华北局讨论，报经政务院和中共中央批准，刘、张二人被依法逮捕。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开除刘、张党 籍和交司法部门制裁的决议。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二人处以死刑。1952年2月10日执行。

　　12月13日，毛泽东批转习仲勋关于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习仲勋在报告中报告了陕西省反贪污斗争的情况，说：检察署、法院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三 单位已查出来的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估计只占实有贪污案件的半数或三分之一；财经系统、公安、司法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 严重；集体贪污案件占相当大的数量。贪污行为，已经毁坏和染坏了一批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