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近日，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多家卫视播映，也引起人们对这部经典之作的怀旧之情。《平凡的世界》几乎耗尽了作家路遥全部的身家性命，但并没有带来《人生》一般的辉煌，因为这种现实主义写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流行的时代显得有些“落伍”。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部长篇小说却成为少有的被广泛阅读的“纯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广大的三四线城市。

　　近些年，在反思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的文学秩序时，路遥现象重新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尽管这部20多年以后拍摄的同名电视剧做了一些改编，但相比其他新近创作的农村剧，这部带有明显文学痕迹的现实主义力作依然显得“与众不同”。

　　何为“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选择以黄土高原的双水村为原型来“隐喻”1975年到1985年中国农村改革的故事，既有孙少平、孙少安等年轻一辈的人生故事，也有从县城到省城领导之间的路线斗争。这种“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写作方式来自于上世纪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范例”，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与这些表现新中国的新农民从土地改革走向农业合作化的“金光大道”不同，《平凡的世界》恰好讲述了人民公社一步步走向瓦解、农村青年到外面的世界寻找出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路遥要用一种既有的文学写作惯例来处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折时期的新问题。

　　这个“新问题”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也是电视剧的开头。躲在墙后的孙少平每天要面对甲、乙、丙三个等级的菜和白面馍、黄面馍、黑面馍三种颜色的主食的困窘，尽管他有文化、学习好，但是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让他抬不起头、没有个人的尊严。于是，他爱上了同样贫困的女孩郝红梅，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弟与地主家庭出生的孩子没有了阶级区隔的界限，反而在贫穷的意义上成为“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

　　与此相参照，在农村做生产队长的孙少安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是让孙家老小过上天天吃白面馍的富裕生活。贫穷成为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最大的批评，摆脱贫困也成为推动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大的合法性。在这里，衡量历史和社会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断裂，一种以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的历史观转变为了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历史观。正如被学生所戏称的“欧洲、亚洲、非洲”的新等级制，中国也从世界革命的中心重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实际位置，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一世界，中国还处在贫穷落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因此，“平凡的世界”建立在这种新的世界观和世界图景之上。

　　相比那些合作化小说把农村表现为“开天辟地”的新天地，如《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路遥则清楚地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命名为平平淡淡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个普通人要过普通生活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与社会、历史等大主题没有直接关联。尽管从高度组织化的革命年代转型为个人奋斗的新时代依然被路遥书写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但是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集体化、革命化的伟大事业解体之后的“平凡的世界”里，如何重新安置个人的意义，就成为路遥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

　　很多人把路遥的小说解读为一种成长小说，能够起到人生励志的功能。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可以读出这些农村的知识青年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断奋斗和抗争的故事。但是，与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中常见的个人奋斗或成功励志故事不同的是，路遥赋予“人生”故事以强烈的道德感和精神力量，他赞美的恰好不是一种人生的物质上的成功，而是迷恋于这种对现实和命运的不满所激发的奋斗精神。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农村青年为何要离开农村，回到农村为何会成为人生的噩梦。城乡差别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农村在上世纪50-70年代并非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一种使农村完成现代化、工业化的方式，这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缩小城乡差别，并把农村变成现代化新田园的根本动力。

　　到了“平凡的世界”，贫穷的农村已经成为落后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来说，离开农村到外面的世界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就是小说《人生》的核心情节。尽管路遥在这篇小说中反复赞美劳动和土地的伟大，但是对于高加林来说，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动是一种失败的人生，而到县城做记者则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也就是说，农村不再拥有现代化、工业化的远景，只有城市才是给予现代文明的地方。因此，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文艺作品完成了把农村重新变成五四时代落后、愚昧之地的功能，这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文化支撑。

　　其次，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为何具有更好的人生价值，这是路遥作品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说在《人生》中，路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新等级、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诱惑来论述进城的合法性，那么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则借知识青年孙少平的人格魅力来呈现“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平凡”之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孙少平都勇敢面对，并用自己的努力来化解危机。与电视剧中以孙少安为主角来讲述他作为农村能人勤劳致富的故事不同，小说版《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才是路遥所认同的新青年代表，因为孙少平向往外面的世界，并且愿意突破家庭和城乡的区隔，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就像孙少安不敢与田润叶结婚，而孙少平却勇于追求田晓霞。

　　相比一辈子呆在农村的孙少安，从农民变成矿工的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里最“不平凡的英雄”，而在这个过程中，孙少平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变成了一名合格的工业劳动者。在这里，劳动依然是路遥所坚持的正面价值，正如对孙玉亭等“造反派”的批评是不爱劳动和懒惰。这种对劳动的正面肯定依然与上世纪50-70年代有着密切的精神渊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路遥笔下的“平凡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道德感的精神世界。孙少安、孙少平等青年虽然已经变成一种原子化的个人，个人寻找自己的出路是新的人生之路，但是路遥世界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市场化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高度伦理化的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这突出体现在路遥对于爱情的描写上，田润叶在李向前残疾之后才爱上他，田润生对郝红梅的爱也是一种怜悯，而孙少平最终选择惠英嫂则带有对师傅报恩的意识。从这里可以看出，除了城乡二元身份带有社会的意义之外，其他的人生遭遇更多的是个体性的灾难，如李向前的残疾、田晓霞的死亡等。面对这样一次次人生的灾难，唤起孙少平的是一种个人的拯救意识和亲情互助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与其说来自于农村的传统伦理，不如说更来自于孙少平所接受的《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牛氓》等革命文艺或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与上世纪80年代在现代化视野中把农村叙述为一成不变的“黄土地”不同，路遥依然采用了以农村和农民作为主角来叙述的“工农兵文艺”的传统，这种农民作为历史和社会主体的想象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开始，这种以农村、农民为精神主体的“平凡的世界”也随之瓦解，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路遥的意外辞世，这种来自于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传统及其社会改革的想象也彻底终结了。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