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依流平进中“眼前一亮”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谈2014年长篇小说——

　　依流平进中“眼前一亮”

　　A　对世情人性的透视有新拓展

　　羊城晚报：回顾2014年文坛，长篇小说总体上似乎不及2013年的成果丰厚，“50后”和“60后”作家交出长篇小说的不算多，这固然和作家创作长篇的周期有关，但2014年背后是否有一些新的特点呈现？从数量、题材等方面来看，有何相对明显的特点？

　　白烨：2014年的长篇小说，我觉得跟2013年相比没有什么明显差距，不好说“不及”，至少是依流平进。年底的时候集中出版了一批作品，感觉是个上扬的收尾。从国家书号中心的统计数字看，2014年的长篇小说约有4100多部。这个数字比之2013年的4800多部，数量减了不少。但长篇小说数量的增与减、多与少，主要为网络长篇小说转化纸质作品出版的力度所左右。我估计，属于严肃文学倾向的长篇小说，每年大致保持在1000部上下，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占四分之三的3000多部，多属于流传于网络的又转换为纸质的通俗类作品。

　　据我一年来的跟踪阅读来看，在题旨营造的花样翻新上，在艺术表现的力求出新上，2014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可圈可点的作品都不在少数。总体来看，作家们不仅看取生活的视野开阔，视点下沉，而且普遍关切热闹现实背后人们的心理现实与精神境况，许多作品在人的心绪与时代情绪的探悉与把握上，更见深度与力度。同时，怎样营造与所要表现的内容桴鼓相应的小说形式，从而对自己既有的小说创作适度更新，许多作家也更为上心和精心了。长篇小说在2014年值得关注的焦点现象与重要收获，是围绕着世情与人性的多维透视的总取向，在多个题材领域都表现出了新的拓展与进取。

　　B　“圈内”叫好的几部作品

　　羊城晚报：在2014年长篇小说领域，是否有让您眼前一亮的“新生力量”？

　　白烨：从“新生力量”的角度看，有两本作品出自尚属文学新秀的作家，确实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就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庞贝的《无尽藏》。

　　羊城晚报：在2014年，有没有存在一些局限在圈子内的优秀严肃文学作品，虽然口碑很好，但圈外读者较少，未能进入大众阅读视野？

　　白烨：在2014年的长篇小说写作中，有几部在圈子里比较叫好的作品，而且也以学人、文人为描写对象，我以为值得更多读者加以关注。如刘醒龙、阎真、徐兆寿的长篇。

　　刘醒龙的《蟠虺》，基本上是用悬疑小说的手法虚构了曾侯乙尊盘失而复得的故事，以及围绕着曾侯乙尊盘展开的政治权力博弈。小说中，刘醒龙一直在思考“君子”和“小人”这个古老话题在当下如何回应遥远的传统，又以何种面目存身当下，并追问“君子”和“小人”这两个词的当代意义，也正是在这种追问中，作品为我们塑造了曾本之、马跃之、郝嘉、郝文章这样一些堪为新时代的君子的知识分子群像。

　　阎真的《活着之上》，与之前的《沧浪之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次的主人公——历史学博士生聂志远，遭际的是弥漫于当下高校的学术腐败。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聂志远不仅被同窗学友蒙天舒处处挡道，而且总是要借助蒙天舒之力来获得进取；因为这个蒙天舒更懂得趋势附炎，巴结权贵。而由此显现出来的，则是当下的高校的行政干预学术，资本侵蚀权利的体制，以及关系左右进退的规则与风习。

　　徐兆寿的《荒原问道》，在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书写上，以老师夏木、学生陈子兴两代学界怪人为主人公，在他们各自离经叛道又彼此相互交集的故事里，既精心描绘了他们特立独行的个人形象，又悉心展现了他们不主故常的精神追求，通过他们殊途同归的命运转承，探悉当代社会的精神现实及其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境。

　　C　贾平凹第15部长篇小说依然“老辣”

　　羊城晚报：从题材上来说，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题材是否渐渐式微，或者说是换了一种面貌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白烨：乡土中国在变异，乡土伦理在替嬗，这种变异与替嬗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呈现出来的，是传统农业的转型，田园生活的解体，而隐含内里的，则是置身其中的人们的情感的迷惘，精神的困顿，这种巨变之中的隐痛，明丽背后的暗流，正是具有人文情怀的作家们所格外关注，着意探悉的。2014年间，在这一方面发见新风景、写出新意趣的作品，不在少数。

　　贾平凹的第15部长篇小说《老生》，表面看来，是把《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作为故事的引子贯穿其中；并以某老生的吟唱丧歌作为主线串结作品。但认真读进去之后，又会发现，他真正在意的，是由此托出普通乡民在社会转型期的生死歌哭，及其由民间视角看去的乡土社会演进中的必然与或然的相互杂糅。艺术上的浑圆与意蕴上的浑象，显现了贾平凹的老到与老辣。关仁山的《日头》显然含带了更多的批判性，从乡民的世仇难解到乡土社会的听天由命，作家对于农人与农村的前途与命运的如酲忧心，不仅忧深思远，而且溢于言表。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让人有两个意外，一是表述手法的寓繁于简，一个是故事营构的小中见大。孙慧芬的《后上塘书》，从叙事的手法到揭现的内容，都与之前《上塘书》有许多不同，不仅揭示出乡村变异带来的巨大震荡，而且揭悉出人们精神状态的悸动与不安。刘庆邦的《黄泥地》在乡土现实的审视与状写上，由故事与人事的相互牵扯，对浸润乡土的民性文化，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循序探悉。

　　羊城晚报：近年来，不少作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当下社会，不少作品从现实切入，注入作者自身的观察和思考。在2014年，在关注现实方面，有哪些作品值得留意？

　　白烨：我觉得2014年有两部直面军旅现实又写出了新意的作品，特别值得人们留意。一部是苗长水的直面当下军旅现实的《梦焰》，既立足于军队，又超越了军队，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与教益。另一部是刘克中的《英雄地》，作品以主人公戈向东的人生历程为主线，讲述了改革开放后一位平民英雄不计个人得失，践行承诺的故事。

　　D　王跃文、笛安

　　“转型”中的变与不变

　　羊城晚报：2014年，不少作家推出了“转型”之作，比如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就不再是官场小说，比如笛安的《南方有令秧》也进入了历史题材写作领域，对这两部小说您怎么评价？

　　白烨：对于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创作，人们一般多用“官场小说”来给予定位。王跃文本人不喜欢人们给他戴上这样一顶帽子，事实上这样看待他也有失公允。从《国画》到《苍黄》，王跃文确实写了官场，写了官人，但他真正在意的，是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坎坷与纠结，困惑与迷离。王跃文在2014年拿出的长篇新作《爱历元年》，照那些题材论者来看，似乎由“官场”改“情场”了。其实，场景变了，内核没变，王跃文依然以他察人观世的特别功夫，揭悉了现实中的人，尤其是婚恋现实中的男人与女人在爱恋中之的纠葛，在纠葛之中的反省，在反省之中的成长。

　　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是她首次从现实题材转向历史题材的小说。在这个作品中，笛安精雕细刻地描摹了一个名叫令秧的明朝节妇故事。小说既以肃杀环境里的柔美女性，构成绝大的反差，又以明代的风俗人情与明人的价值理念，以自己的方式触摸了明史。可以说，由令秧的“孤独、性爱和梦想”，笛安也借以表现了自己偏于稗史与心史的“意识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