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伊达》：寻亲、安葬与抉择

《修女伊达》电影剧照

《修女伊达》电影海报

《修女伊达》电影剧照

　　1962年的波兰，年满20岁的安娜被院长告知，宣誓之前她务必要去见下她世上惟一的亲人——姨妈旺达，安娜只得暂别从小生活的修道院，踏入从 未见识过的俗世。可姨妈旺达见到她却丝毫没有惊喜，只是淡淡地告诉她：你的本名叫伊达·莱宾斯坦，是个犹太人……犹太女孩伊达就这样在茫然中重新诞生在世 上，走上了因寻亲而开始的试炼和抉择之路。

　　旺达抛下了这几句话后，就匆匆打发走了伊达，然而“波兰的犹太人”和“死于纳粹统治期间的父母”，背后怎么都会有故事。再次见到伊达时，旺达又 把她请回家，聊起了自己的妹妹、伊达的母亲。伊达想在回修道院之前为父母扫墓，可旺达却说他们和其他犹太人一样没有坟墓。伊达执意要去，旺达意味深长地 问：“要是你到了那里，发现没有上帝呢？”

　　真相果然是残酷的：德国纳粹肆虐时，波兰人希蒙向伊达一家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希蒙的儿子，很可能是害怕犹太人连累全家，杀害了伊达的父母以及 正在参加游击队的旺达留下的小儿子——只因那个男孩是黑发，且已受过割礼，而年幼的伊达因看不出是犹太人这才得以保全性命，被送到修道院。

　　齐泽克在用拉康的理论分析《安提戈涅》《哈姆雷特》乃至通俗文化作品时曾谈到，死去的人之所以不断来困扰活着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妥善的安 葬——在拉康看来，没有得到妥善安葬的人，虽然在生理上已经死去，但在符号或者说象征意义上还活着，他们会不断归来，直至妥善的安葬给予他们符号仪式上的 死亡，同时带来某种和解。而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正是20世纪历史中这类逝者困扰生者的重大、典型的创伤性事件。

　　伊达的父母并非死于德国纳粹之手，而是死于普通波兰民众之手，这使故事与通常意义上的大屠杀有了区别。二战初期，波兰受到了苏联、德国的同时入 侵，国土也被两国瓜分，德国人占领了华沙，让无数波兰人沦为亡国奴；但苏联也制造了卡廷惨案，清洗了波兰领导阶层中无数精英，波兰受到双重伤害。为了生 存，波兰本地人对犹太人进行告密、劫掠乃至谋杀的情况，也绝非个案，甚至有很多蓄意的屠杀，死者逾千人。二战结束后，波兰也仍然存在着排犹的倾向，短时间 内竟然发生了50余起针对犹太人的谋杀，波兰的犹太人成了受害者中的受害者。如果电影也算一种符号仪式，仅以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伊·瓦依达为例，就已经有了 “战争三部曲”和《卡廷惨案》等电影，分别给了抵抗运动以及苏联清洗活动中的死难者一个妥善的安葬。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自认为受害者的波兰人，恐怕 很难接受同胞也曾经迫害犹太人的事实。

　　从杀人者角度来看，幸存者旺达和伊达就像逝者的“幽灵”，不与她们达成和解，就难以安心如常生活。二人一个是前检察官，一个是修女，其背后代表 的法律和宗教，怎么都隐含着审判的味道。不过杀人者选择了信奉上帝的伊达，加上其提出的保留现有房屋所有权的要求，他要的不是审判和忏悔，而是宽恕和保有 既得利益，这也许更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现实。这也说明了“重新认识波兰本土人曾经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还给被害的犹太人一个妥善的安葬”，也许是创作初衷 之一，但绝非全部。

　　考虑到主人公犹太幸存者的身份，本片显然有意减弱了戏剧冲突：两人分别登门寻找希蒙父子时，对方都不在，与其说是给探究真相制造障碍，不如说是 反高潮的延宕；直至尸骸被挖出的一刻，也没有抢天呼地的哭泣控诉和忏悔辩白，更没有对事情经过的完整陈述，一直强悍的旺达只是抱着儿子的颅骨默默走开，伊 达也是冷静地追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埋在这里。

　　二人作为死难者的家属，更牵涉到安葬的问题，然而在伊达和旺达讨论葬礼找牧师还是拉比之后，却只是悄悄潜入家族墓地中，静默地挖好坟墓，葬下骸 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天主教徒和无神论者之间妥协折衷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二人不论是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为信仰或为生存，都在某种意义上部分放 弃了犹太人身份，很难以纯粹犹太人的身份，给亲人妥善的安葬。

　　不同于伊达，旺达一直都知道亲人已死，而且以她前任检察官的身份，一定是有能力追查到真相的。为何在伊达到来之前，她始终没有去追究。若是一般人猜到至亲已死，又岂能忍耐住不去追查死亡的原因以及葬身何处？也许旺达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从旺达的嚣张态度以及她葬礼上政府官员的悼词，不难推断她曾经的风光。可即便是战后的波兰也不断涌动着排犹浪潮，而一贯的排犹倾向甚至成为后来 波兰加入欧盟的重要阻碍之一。也许正是因为位高，旺达也更难在波兰政府内，以犹太人身份去追究谁该为亲人的死负责，也因此变得自我放纵。然而在埋葬了幼 子，伊达回到修道院之后，旺达翻看家族成员的老照片，却更加感受自己的无力和生活的无望。

　　电影中对焦的画面不时被切割掉一部分，人物往往只留头颈或一侧，只占画面中甚少的局部，而更多布满画面的背景，是留白，也是某种隐喻：既可以理解为相对于那个时代和当时的国家，人是多么渺小无力；又可以理解为电影中很多避而不谈、任凭观众去猜想的空白。

　　回到女主角伊达身上，如果说她是旺达探究真相的驱动力，那么驱动她的，无疑是修道院院长。从她曾和旺达多次通信的事实，和旺达“她们什么都没告 诉你”的疑问来看，旺达的社会地位、伊达犹太人的身份甚至父母被杀的真相，院长可能都知道。她对此保持沉默，也许是因为不愿过多介入世俗的纷争，也许是因 为天主教与犹太教的信仰冲突——波兰的排犹也与其坚定的天主教信仰有关。但我以为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院长希望孤女安娜知道身世成为犹太女孩 伊达后，自己选择是否还要成为修女。

　　与旺达不同，伊达似乎并没有被犹太人的身份和亲人被杀之仇所困扰，埋葬父母之后，她回到了修道院。而真正让她感觉措手不及的，是她忍不住在同伴 洗浴时留意那些身体的曲线，吃饭时突然有所思的失笑，晚祷时没有跟随同伴一起诵经。自小在修道院长大的她，也许之前从未有女性意识的觉醒，姨妈对她脸上的 酒窝、美丽红发的赞美，她与青年流浪乐手的相互吸引，在她寻找真相的过程中逐渐影响着她。当她对着镜子审视披散开的红发时，当她默许乐手亲吻她以示告别 时，作为一名俗世青年女子的生活，对她而言也就充满了诱惑。当初院长让她在外面待多久都可以，可能早已包括了默许她经历世俗爱情和生活试炼，同时也折射了 导演在关注历史民族创伤记忆的同时，又想探讨个人信仰和抉择问题的雄心。

　　借着旺达的死，伊达重回俗世，穿上了旺达的衣服和高跟鞋，尝试烟酒，甚至再会流浪乐手。事毕，在伊达的不断追问下，乐手计划起了两人的将来：伊 达陪他继续演出，他则陪她一起逛逛从来没去过的沙滩，然后他们买只狗结婚生子买房子……要注意，起初乐手说自己之所以做流浪乐手，是为了逃避参军和“宣 誓”，后者甚至包含结婚。然而伊达显然没有被他的计划打动，“平常的生活”不能让她忘却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不能让她真正放下家族甚至民族的伤痛。最重要的 是，姨妈旺达没有在俗世中寻找到的幸福，她又真的能找到吗？相比之下，修道院虽然清心寡欲，有遁世逃避之嫌，却能给她生存下去真正需要的东西——信仰。

　　电影的结尾，重新穿上修女服的伊达，离开了尚未醒来的乐手，毅然踏上了返回修道院的路，一辆辆车与坚定前行的她背道而驰、渐行渐远，就像她决定 抛在脑后的族群纠葛和世俗生活。但即便回到修道院，她也不会是准修女安娜了，而将会是修女伊达。影片也可视为孤女安娜如何成为犹太女子伊达，又如何告别这 个身份，成长为修女伊达的故事，此时的伊达清楚地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追寻的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