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坤：批评家的隐含读者不是小说家

——对话“80后”批评家刘芳坤

　　《都市》杂志“同步成长”专栏，2015年第3期

　　刘芳坤，1982年生于山西太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12年7月起，供职于山西大学文学院，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讲师，硕士生导师。2014年9月起，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文学批评散见于《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名作欣赏》《山西文学》等刊物，其中部分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摘引。

　　我和芳坤是微信好友，能经常看到她发的照顾孩子的信息，以及读书研究的情况。能深切感受到她对孩子的爱，在访谈中她说，“很珍视自己生命里有段岁月和奶牛一样，睡起了就喂奶，两小时一次，这种‘动物本能’和‘动物’的生存状态，也曾激发了我的想象是否可以是文学‘超验’的来源，而在小宝宝的成长中我真的有神性的升华感。”作为一个也有孩子、且愿意将精力和时间用在陪伴孩子的男人，我认同芳坤的说法，以此引知己。有小爱方能大爱，有大爱之人，必成大事。我想，芳坤的文学研究事业和文学批评之途，必将伴随着她儿子的成长一同茁壮成长。

　　芳坤有北方女人单纯直爽的性格特征，亦有北方男性一般豪气的。一日半夜刷微信，看到芳坤所发：夜半三更，披头散发(胸罩都忘带)披上一袭风衣，科研间隙忍不住好奇去瞻仰了《黄金时代》首映。竟笑了起来，感慨此女果真厉害。

　　虽至今仍未有缘一睹芳坤美貌，也无缘在酒桌上和芳坤一决高下，访谈也只能用邮件的方式隔空交谈，但作为同龄人，我们彼此对文学的热爱，对孩子倾注满腔的爱，却是没有时空距离的。

　　一路“考来”，斑驳的痕迹是文学的

　　周明全：你博客首页上的自我介绍是：女酒鬼&死文青&假名流。这个介绍很有意思，呵呵。喜欢喝酒啊，那我们是同道了，得找个时间，拼拼酒量。

　　刘芳坤：谢谢明全兄的关注，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我其实从不酗酒的，也就微醺而已，呵呵。芒克的小诗《酒》说：“那是座寂寞的小坟。”当时舍友出国了，一个人蜗居在人大品园四号楼最高层“憋”毕业论文，同学朋友有时候来看一眼：我披头散发的，酒瓶子横横竖竖搁在书架上，这串子外号是他们起的。有时候，酒是打通我和文学空间的机关吧，所以很愿意和兄一起喝酒、分享文学空间。后来想一想“死、假”这些形容词难道不包含了这一代人的“反抗绝望”么？于是索性写在博客里留念。

　　周明全：你的通用简历是：“生于八零后，浪游川蜀、关东、京城，巧合戴学士、硕士、博士三顶高帽，现诚惶诚恐任教于晋阳城。”很多批评家都在访谈或自述性文字里，介绍过自己的求学之路和批评之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对话，首先就请你具体介绍一下你的求学之路和因何走上批评之路的？

　　刘芳坤：我就是“标准化”升学之路的那种，从小当好学生，一直到了博士后，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伴随着一次考试的发挥正常。当年为之骄傲、流泪、激动万分的小情怀，放在一代人的生命过程里，反思一下，也不是说悲哀吧，总之有种骤然失语感。但唯一可说的是，回首一路“考来”的生命中，斑驳的痕迹却是“文学”的，以至于从祖国的黄土高坡去往西南腹地，在川师大读完本科；又杀了个对角线闯关东，在东北师大获得硕士学位；最后在首都获得博士学位。都说山西人恋家，可我从自己主事起，就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如果问，是什么让我开始研究文学，究其本质就是对于“远方”的希冀，原来这个向往，文学会很容易就给予我了。随着求学之路的深入，当初的一腔热情逐渐地平静下来，而对于文学的热爱还在，加之多年来受到这么多良师益友指导鼓励，自然而然就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

　　周明全：我访谈过十多位“80后”批评家，他们都谈到了自己的导师对自己为人为文的影响，看来导师对你的影响也很大吧。

　　刘芳坤：是的，有劳马和程光炜两位当导师，我真是很幸运的，一个是创作个性鲜明的作家，一个是敏锐而严谨的学者。马老师的指导是那种微言大义、一针见血型的，就和他的小说是一个风格。而他对我做人做事的影响更大，他其实非常性情，我可以感受得到他珍惜我叫他“马老师”而非“马书记”，读博三年中他从没有让秘书接听过我打的电话，不管再忙也要定期见见我，甚至人在国外还要发短信督促我多读书。我给马老师写过一篇评论，我绝对没有因为他是我的老师而通篇吹捧，但他看了以后还是让我删去了一些字句，比如：“他的小说被介绍到国外”，他觉得可能说得太好了吧。去年他获得蒙古国颁发的最高文学奖，而前两届获奖的是谷川俊太郎和高银，这个事实岂不是比我说的厉害多了。有一次，我看到他办公桌上放着的两种名片，一沓是“作家劳马”，另一沓是“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俊杰”。我嘴上笑他“分裂”，内心真的非常钦佩他，他在文坛默默耕耘二十年，一点也不想让所谓的“领导”身份介入到他的文学写作中，这十多年的坚持一定是有纯粹文学情怀的人才能做到的。至于程老师，知遇之恩终生难忘。考博之前对他甚至只能远观崇拜，根本不曾也不敢和他对话。考博试卷上有一道题是论张爱玲《半生缘》，我是个张迷，汪洋恣肆写了一堆，提交了一份最不像正确答案的答卷，居然破天荒地得了90分！复试是第一次面对面谈话，他非常亲切地告诉我分是他打的，语气就好像认识了很久似的。当时只有马老师名下还有招生名额，据马老师说程老师复试结束后就极力向他推荐我，说：“收下这个女生吧，保护她对小说的感觉。”我当时想，这么“高高在上”的大学者，普通考生一份答卷还能有如此记忆，世界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的黑暗和潜规则，程老师也是有纯粹文学情怀的人。于是，我才有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后来每周跟随他的课堂讨论，这个意义不啻为我学术上的脱胎换骨。

　　周明全：是的，此前我也和杨庆祥、黄平聊起过程光炜，他们都对你程光炜老师赞叹有加，能谈谈程光炜老师对你从事文学批评的启发吗？

　　刘芳坤：首先，是做学问的思考方式，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明显是感悟型选手，学问是要有扎实的功夫和高度的提炼哲思。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但“门”是首要条件，程老师给我的敲门砖就是英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学派或曰后现代历史叙事的研究重视的是历史的可变性，认为历史是一种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不断对话。因此，我明白了必须去重新“发现”记录之外的那些小说的“细节”，用卡尔的话说，就是“在另一个时代发现的一个时代的值得记录的东西。”而科林伍德也认为所谓“历史思维”，其基本点就是反思，“因为反思就是在思维着思维的行动”。而“门”是文学社会学，又让我明白了作为“事实”而存在的文学，作为一种现象的剖析是具体的生产、传播、消费，而非单纯的感兴、蕴藉，文学批评也不是从一个抽象到另一个抽象的概念。现在已经难以形容我在能找到门和路时候的兴奋了，有时候就是这么一点点，没有达到就是打不开格局。虽然在硕士阶段我就发表过批评文字，但文章的格局是在程老师的指导下才打开的。其次，程老师非常注重文章的历史感，为文质地是厚沉的。我有时候会打开自己的邮箱重温和老师的通信，博一阶段，程老师真是“手把手”在教，大标题、小标题、字句上……总之，都提点我少一些花哨的，做到平易而深刻。我一篇篇读他的文章，甚至偷偷亦步亦趋地“模仿”。我越来越意识到，写批评光靠文学感觉不行，文学批评需要建构的能力，程老师的“文学/社会/历史”研究法，姑且这么总结吧，对我是亟需的综合。大家都说程老师是一流的学者和批评家，在我眼中，他更是一流的教师。

　　周明全：在你从事文学批评中，还有那些老师对你产生过影响？

　　刘芳坤：我是比较关注文学批评的，家里的批评书籍比小说多。这点我十分自信地说一线批评家的文章都会看，他们身上的养料确实丰厚，我满满地汲取成长了。从学术传承上说，东北师大和人民大学的老师对我的影响肯定更大。比如从硕士到博士后，已经当了我十年导师的张文东先生，是他把我引进了学术之门，我觉得他就是所谓的“侠情”之士。再比如孙郁老师身上永远散发着君子之风，他文笔的流畅，是不喝酒也会醉的啊。总觉得君子之风的东西可能有涩味，但孙老师的文章里是适宜的，他的回味是淡的，是生命里必须的那种适宜的味道。例如，孙老师在比较张爱玲与汪曾祺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人应当安于小，不被俗谛所拢，如是才能日有所进益。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超俗只是一点幻想，在漫长的人生之路，谁都无法免俗。”因为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我很幸运地和当下许多知名学者、批评家有过交流，我得出的结论是，上一代的老师们，真是行文与气质皆具品味，内外兼修才是大家风范。

　　小说不仅是虚构，也是史料

　　周明全：这十年来，因跟随程光炜老师做“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而崛起了很多的青年批评家。那么，你在人大跟随程光炜老师主要研究那块？

　　刘芳坤：我在人大读博期间，正经历了我们课堂研究的转型期。我作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诗意乡村的发现》，另外一个是《女知青爱情叙述的失效》。前者谈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1980年代文学批评在思潮裹挟之下对它从知青写作到文化寻根的认领。后者谈的是张抗抗作为一个知青，跨越了“文革”和“新时期”的“跨界作家”，这一身份特质对1980年代文学的起源性意义。在继续“重返八十年代”的过程中，我们发现，1970年代作为1980年代的“前奏”是很重要的，这就必须打破从前的文学史“成规”，重建1980年代与1970年代和1960年代的历史联系，希望从这段史前史中分辨出潜伏在1980年代里面的多重思想脉络，继而重新勘探1980年代文学的边界。以程老师的《八十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和《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为标志，我们做了三个学期的讨论。程老师开玩笑叫我是课堂上的“知青研究专家”，想想真是的，我以前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似乎都是关于知青一代的。对于父母上一代人的记忆追溯兴趣，开启了我学术的领域。毕论选题时候，因为我的家庭原因，着急毕业。程老师建议我先写作家论，把这个复杂的论题留待以后慢慢充实。我就选择了王安忆，她也当过知青嘛，而且是海派作家，和我的硕士论文张爱玲联系到一路了。

　　周明全：你博客上有句你妈妈说的话：“你一个‘80后’，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文革’，居然要研究‘70年代’，还批了课题！？”作为一个没有直接经历过“文革”的“80后”批评家，你在研究“文革”时，有隔阂吗？

　　刘芳坤：是啊，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毕业后，我就真的按照当初的计划，立志于把未来的学术道路献给1970年代。当我怀孕4个月正在家里躺着犯晕的时候，我们副院长给我打电话非常兴奋地说：“芳坤，你的《1970年代小说研究》中了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不怕人笑话，我当时居然失声哭了。什么是文学的经验呢？它与日常生活经验存在区别，再说，即使作为亲身经历者，其文学经验和表达也并非完全相同的。“文革”和我并没因为直接经验而阻隔，在我的家庭里充斥着大地主、大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知青等一系列文革时期的历史角色，历史何必执着于从岩层、骨架、墓穴中去清理？历史在“当下”甚至“未来”都可能被复现，在一代代的讲述传承中，向来都能较为清晰地显于眼前。我觉得“文革”是我们这一代部分人的某种经验，可惜，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它的有效文学表达。

　　周明全：你如何看待那一时期的文学？

　　刘芳坤：开始进入真的太难了，因为我们长期接受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你怎么一下子能接受千篇一律的“高大全”？后来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给了我启发，王老师说：“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小说不仅是虚构，也是史料。文革中许多长篇小说和“事件”有莫大关系，是“事件”的“指示”呈现，这一点无疑是整个“当代文学”独特的构成。上个月我去东北博士后开题，张未民老师又给了我意见，他说他们那代人并不觉得这些小说只有史料价值，当年很震撼，肯定有审美价值，浩然的小说多好看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框架，还是一句话，充分历史化的基础上给予客观的文学性定位。

　　周明全：这段研究对你从事当下文学批评的启示是什么？

　　刘芳坤：庆祥师兄在接受你的访谈时说过，文学批评应该有向后看的功能。小说要经受历史的筛选从而确立经典。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更建立在广博的历史视野中，甚至要站在历史之上。文学批评也是有隐含读者的，我觉得在文革小说的研究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批评家的隐含读者不是小说家，他指向历史和自我。

　　周明全：你在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讲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其中有一章是讲“东南亚华文文学”，这个很有意思。我和很多人聊过，大家对欧美、日本、俄罗斯等的文学是非常了解的，但对东南亚的文学却显得很陌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东南亚的文学整体情况？

　　刘芳坤：世界华文文学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当时院里提出让我代课，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的，一旦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就会发现收获真的不少。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大陆介绍很少，有的介绍也要多谢台湾的中介，马华文学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留台的，比如李永平、张贵兴、陈大为。再如，对于我们的领邦越南，因为戛纳电影节缘故，就只知道陈英雄导演的电影《青木瓜之味》《三轮车夫》。博士同届有位来自越南的同学，我曾特意向他请教过，他解释说陈英雄有点像中国的张艺谋，而越南文学的发展有点像中国的七十年代末。我所涉猎的这方面的书籍中，200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包括了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这些有代表性的马来西亚代华文写作者。另外有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东南亚文学简史》恐怕是国内唯一一本系统的梳理专著。要总结整个东南亚文学态势，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说一部分感受。第一，东南亚与中国在地缘上接近，受汉文化的影响更深，例如鲁迅的作品就在那个区域内被广泛的翻译介绍，而汉语写作在他们的文学构成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东南亚文学受殖民主义以及后殖民思潮影响较重。第三，内容上掺杂了各自民族传统的口头文学、传说等等，例如，缅甸、越南都各有不同，这些小说中还时常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前不久在微信平台上看见有介绍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她的小说《山瘟》、《夜行》等是写马共英雄传奇的故事，其风格就很典型。可能由于语言文化等原因吧，希望未来我们能看见更多的东南亚地区的文学作品。

　　周明全：我看你这几年每年都写山西的评论综述，这不仅需要海量的阅读，还需要在阅读中找到共同点加以概述，这个工作对你了解山西评论的整体创作实力帮助很大吧。通过这一工作，你的收获是什么？

　　刘芳坤：从我博士毕业回到太原，可以说得到了省作协所有领导、老师的支持，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受到的重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我注意到你之前的访谈，恐怕在“边远”地方上的批评家只有咱们俩人？地方批评实力有待强化，这也是批评发展存在的问题之一。省作协每年都组织出版各文类的选集还有就是年度文学报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为研究山西文学留下一笔珍贵的资料。评论综述这块，由省作协评论委员会承担，本来大有我包圆之意，后来因为哺乳期写到头发掉得很厉害，段崇轩老师说不敢再交给我了。这个工作使我一下子对山西文学批评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又因为批评的对象很多是山西的创作，对创作也有了了解。更重要的是，在与以往的知识域和全国视野的碰撞当中，我切实感受到家乡文学发展的脉络、价值和问题。地域文学一定不能因为边远而边缘，百年之后留给我们文学史的作品不能没有地方的。现在就有个趋势，所有作家批评家都住在北上广，这太悲催了！

　　周明全：年轻教师都抱怨在高校很辛苦，而且你孩子又小，是“双重苦难”啊，工作、生活上的繁琐，影响到你做文学批评吗？

　　刘芳坤：俗话说的好，苦难出文章嘛。思想不会被摧毁，影响可能是具体在时间上的。我电脑里有好多未完成之作，没办法的事儿。

　　周明全：我一个女性批评家朋友常和我说，为什么那么多女博士在读博士时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但一旦工作后，反而默默无闻，是因为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洒脱，必须照顾家庭，自己没办法精心做学问，是这样吗？

　　刘芳坤：嗯，这是相当大群人的心声。说来也奇怪，母性和文学难道是相斥的吗？在我的阅读里，居然没有一个女性小说告诉我小婴儿是需要一天哺乳十次的。你回忆一下张爱玲、萧红，一直到当代，母性经验似乎必须是一个扭曲了的形象表达。即使冰心，她的母爱也是很抽象的。看过无数女学者、女作家，要不就是没孩子，要不就是没有纯母乳喂养，要不干脆把孩子送到别处，但我很珍视自己生命里有段岁月和奶牛一样，睡起了就喂奶，两小时一次，这种“动物本能”和“动物”的生存状态，也曾激发了我的想象是否可以是文学“超验”的来源，而在小宝宝的成长中我真的有神性的升华感。不能洒脱是很具体的，比如孩子只要有妈就不跟别人，怎么办呢，那只有等他慢慢长大，和我一起学问，还有就是挤出时间吧。

　　周明全：在中国，女性批评家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在质量上，却属上乘，比如说梁鸿、张莉、岳雯等，都是批评界的翘楚。你觉得女性批评家做文学批评有优势吗，比如说在文本细读上，可能比男性批评家更加细腻，还有，可能在批评上，也比男性批评家更柔和。

　　刘芳坤：原来如此啊！柔和与性别无关。如果说女人的细腻是相似的，男人的细腻却各有各的不同……

　　周明全：你对你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规划吗？具体的规划是什么？

　　刘芳坤：我要做什么内心非常清晰的，就是“前后掘进，上下求索”，在知青一代和“80后”两个向度上思考批评方向。但对我来讲，目前具体规划恐怕是，写下去，写下去，一定要写下去。

　　“独立之人格是第一，甚至是超会享受孤独”

　　周明全：你的批评文章，学院派那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很少见，读起来很舒服，作为在学院经受严格训练出身的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学院批评的？

　　刘芳坤：好惭愧啊，上到了博士后也没有个严格学术规范，没有办法，个性使然。我觉得你说的“学院派”应该不是以身份划分的意思，“学院派”的东西也可以很“舒服”的。问题是，你所指的“不舒服”是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八股”，千人一面，说了和没有说是一样的。要不就是套些理论，不知所云。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批评分为作协派、媒体派和学院派呢，文学批评难道不是因为风格而分类的嘛？所以，这种分法本身就应该警惕，什么时候我们的批评又分为性灵派、社会剖析派、逍遥派、天马行空派……是不是更好点？

　　周明全：你个人追求的文学风格是什么样的？比如文体上，语言风格上。

　　刘芳坤：文学风格的确是一种私人化的追求，所以你的提问方式我很喜欢。在文体上，我近来喜读中篇小说，短篇是那种需要智慧的，有时精巧未必过瘾。长篇应该过瘾了吧，但经常会发现铺排很多，大有把中篇拉长的架势，结构、故事、人物这三个维度还需要我们思考的。长篇小说也确实有精品，近三十年来的杰作频频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我仍非常不客气地说，“长篇小说热”背后的部分心态和机制、运作、价值等等是需要反思的。我读中篇正正好，过瘾而且有余味和想象空间。至于语言，我是反“鸡汤”的，喜欢有质感、有力量的，甚至劈头盖脸砸晕我的。但力量不是那种在叛逆张狂的表壳里，而是有修养、内涵的力量。都说我们这代是“文艺腔”，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但有对生命和时代深刻思考的东西，我想一定不是这样的腔调。

　　周明全：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或者说，你认为当下的批评存在什么问题？

　　刘芳坤：倒不是完全没思考，我并不觉得文学批评式微，文坛还是有些“热闹”了，余秀华的事情上就是表现。我就算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周明全：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芳坤：在我心目中，好的小说不一定是“好看”的，它可能会疙疙瘩瘩，有的认同障碍还比较大的。但好的批评一定要“好看”，张文东老师这学期就想开设类似诗话批评的讨论和专栏，不规定批评文章必要有多少字数。他再度强调文学批评的诗性，是指文学批评与我们的生命体验和心灵发现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审美结构，这很有道理。因为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这一本质体现为人对自身存在的全面观照、深刻的生命体验以及隽永的心灵感悟，并在同样的意义上呼唤着诗性的文学批评，我说的“好看”正包含这种诗性的特质。好的批评是不能“注水”的，我们应该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些，说字字珠玑也差不多。

　　周明全：我看你对“80后”作家的关注也很多，写过孙频、曹永等人的评论，你如很看待“8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

　　刘芳坤：首先我还是想说说作家群体这个概念，如果以代际来组成一个“群”这无疑自然忽略了文学本身的要素。在文学社会学上，“世代”与“群体”有交叉，但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说“东北作家群”“七月派”“山西新锐作家群”，现在这个“80后”到底是不是一个“群”、一个“派”？既然是一个“群”了，那么它的审美特征、作品的共性思想旨归是什么？虽然，我毫不怀疑同代作家会创作出好的作品，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史的好作品，但目前看来，个体体验式的写作还是多些。有时候想，确实也是的，上一代经历的是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在壮烈的情怀下萌动、激扬、凝滞、忏悔。我们是不是就站在他们过后的瓦砾下了？完全虚无呢？

　　周明全：你觉得“80后”作家和上几代作家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他们相较其他几代作家的优势又是什么？

　　刘芳坤：刚才说的个体体验和时代体验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但这恰包含另外一面：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变化的一种说明。没有历史的背负走向个体，不也就意味着走进心灵的知识？优势是还年轻，大家慢慢来吧。千万不要停止“试错”，不能认一条道。省作协的老领导杨占平老师说，没有了作家的持续探索，那么批评家就成了玩“空手道”。

　　周明全：近三年来，“80后”批评家也受到了主流的关注，逐渐为外界所认识，你认为，包括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馆以及《南方文坛》《名作欣赏》《创作与评论》等主流刊物集中推介“80后”批评家，你个人觉得这些推介对“80后”批评家的成长有益还是有害？

　　刘芳坤：首先，我们还是必须得感谢主流的关注，我们不能永远“非主流”的，推介是必然的。其次，在这其中我们也确实喊出了自己的声音。但任何的“围观”都值得研究，头脑要冷静。而且我特别不希望到了最后一代代都是如此轮回：我们来了，闹了，累了，我们慢慢老了。

　　周明全：同辈批评家的文章你平时看得多吗，你觉得他们的水准和上几代批评家相比，主要优势是那些？劣势又是那些？

　　刘芳坤：非常虚心向诸位学习，同辈有时候还更有认同感，和很多朋友都是因文“神交”。至于你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我到省作协开会时候，基本都是一个“80后”对n个“50后”，大家自然觉得我发言是要新锐的，甚至尖刻的。有次有位老师直接鼓励我：“80后必须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其实，发言风格是个人的事儿，不关乎是哪年生。那我也想啊，是否我这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呢？不然大家怎么一下子就把我化成了“80后”代表，而不是以女性代表、博士代表之类的名头。那么，我就姑且代表一回“80后”，说一说别人“印象”或者是被“塑造”的优势和劣势统一体：自我，懂得自己的骄傲；风格化，懂得逆向思辨；虚心接受，死不悔改。还有一例，相当多人和我聊天时候说：“杨庆祥，是你师兄？开玩笑，他不是60后嘛？”两个例子说明了全部。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你一下，你认为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芳坤：独立之人格是第一，甚至是超级会享受孤独。接着是对文学的真爱，有天特别难受了，能想起用文学来自我抚慰。于是就在那一天，拿起了手中的笔，懂得怎样来表白真诚，后来，一个好的批评家可能就诞生了。

　　周明全：谢谢芳坤。得找个时间，拼拼酒量，呵呵。

　　刘芳坤：酒桌上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