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面对失独悲伤，我常常责备自己太残酷

　　专访作家杨晓升

　　面对失独悲伤，我常常责备自己太残酷

　　杨晓升 广东潮汕人，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现任《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失独，中国家庭之痛》 杨晓升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近日，一部关注中国百万失独家庭的长篇报告文学，由北而南、从西而东，触痛了那些不幸遭受灾难的家庭，也拉紧了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的神经，这就是著名作家杨晓升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

　　这是有史以来我国第一部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全景式采访实录。杨晓升通过对一系列遭受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艰难而伤心的寻访，将一个早已潜存、却尚未被普遍重视的问题，血淋淋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近日，杨晓升接受深晚记者专访，披露他在长达十几年的采写中，体会到失独父母的绝望与悲伤，以及一个作家的危机意识与责任担当。

　　1 我想揭示 失独家庭的真实困境

　　深圳晚报：您从何时起开始了对“失独”问题的关注，为何决定写这个题材？

　　杨晓升：我对“失独”这个问题的关注，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十几年前我还是个记者。记者的职责之一就是发现并反映社会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重视、帮助问题的不断解决，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是促使我对此问题关注的重要条件。我非常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我尤其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憨态可掬或天真无邪的孩子，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频频注目，胸中无限温柔地涌动着喜爱之情。

　　现在大家都处于一种和平环境中安居乐业的状态，但是，搞文学的人似乎有一种通病，也许是受小说的影响，我常常想，这种幸福生活一旦被打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从力学原理上讲，三线三点所构成的几何结构由于三点的互相支撑成为一种最稳固、最稳定的结构。但这也是最脆弱、最不牢固的结构，因为一旦失去其中一点，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便不复存在。

　　事实上，我这种联想绝非空穴来风。当我接二连三地从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看到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消息时，便不寒而栗，内心深处随之感觉到难以名状的痛楚与同情，进而产生强烈的生命危机意识。这又进一步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关注这个群体。

　　深圳晚报：失独之痛，也经常见诸媒体。您在写作这部书时，着力点是什么？如何区别于平日我们见到的报道？

　　杨晓升：互联网时代或者说全媒体时代，信息的全方位快速传播的确让“失独”的新闻不时出现，人们对失独的家庭大都会感到痛惜与同情，但对于绝大多数忙于生计的人来说，这种同情往往会稍纵即逝，而失独家庭在新闻背后所承受的巨大创伤与长时间的痛苦，是一般人包括只满足跑新闻的记者所难以体味到的。表面上看，失独的痛苦似乎只属于失独家庭，而实际上却时时威胁着所有独生子女家庭甚至全社会，因为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的独生子女家庭，谁能说哪一天防不胜防的天灾人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所以，写这本书，我的着力点就是要揭示失独家庭面临的真实困境以及他们心灵深处刻骨铭心难以愈合的痛。虽然这很残酷，实际上我也很不忍心；但如果不揭示出这种真实的残酷，就不可能振聋发聩，也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而报告文学特有的感染力和情感介入，无疑能使作品所揭示的问题更加深入人心。

　　2 对失独家庭的采访异常艰难

　　深圳晚报：听说您的采写过程大概用了10年时间，为何会用时如此之久？书中前面提到了6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其中采访过程应该尤其艰难吧。

　　杨晓升：之所以用了十几年时间，首先是对失独家庭的采访异常艰难，作为当事者，失独的打击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致命的，近乎山崩地裂天塌地陷。失独父母精神已经崩溃，内心伤痛未愈，谁愿意接受外人再揭伤疤？再则我本身是职业编辑而非专业作家，日常工作忙碌，公务缠身，即使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失独家庭，采访也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

　　此外我还要对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的状况做深入细致的宏观研究，以便客观评估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是非和功过利弊，这样的研究方向异常敏感。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是中国现行国策，对国策向来只能是无条件服从与执行，任何人都不能说三道四。而中国失独问题虽然日益严重甚至已经触目惊心，但对此问题的全方位公开报道无疑与现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左，到底该不该集中反映正面、客观正视，许多出版社都认为不好把握。虽然大多数出版社都认为《失独，中国家庭之痛》是一部好书，却因为题材相对敏感迟迟不作决断，这也是这本书的出版一拖再拖，迟迟不能与读者公开见面的原因。

　　深圳晚报：书写这个特殊题材，其间有难以支撑、想要放弃的时刻吗？

　　杨晓升：放弃？从来没有！作为文学工作者，自从捕捉到失独这个重大而又迄今尚未有作家触及的题材，我不仅一直涌动着创作的冲动，而且有一种骤然降临的使命感。尤其对于作家来说，发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没有对生活的敏锐捕捉与独特发现，文学创作便失去存在的理由。冥冥之中，我觉得失独这个题材是上天对我的垂青，完成这个题材的创作虽然异常艰难，但我将责无旁贷、义无反顾。

　　深圳晚报：我很想知道，也很关心，失独父母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可否为我们讲讲您的观察和感受。

　　杨晓升：这么说吧，对每个失独家庭的采访，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是在悲伤、抑郁乃至绝望的氛围中度过的。俗话说往事不堪回首，尤其是悲伤的事。但每次采访，受访者却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旧事重提，泪水不停地伴随着他们的讲述，

　　那种痛不欲生的悲伤与绝望让我时常不由自主责备自己的残酷，但使命感却让我欲罢不能。无论是受访者还是我自己，都是带着使命感进行着这项残酷工作的，因为受访者也希望得到社会尤其是政府的同情与关爱，他们愿意以自身的遭遇唤起社会尤其是政府对失独家庭的重视。

　　3 真正的作家必须有社会担当

　　深圳晚报：您说，最大的悲剧在于把伤疤揭开。但您却做了这样一件揭人伤疤的事情。您揭示的失独之痛，不仅触痛了那些不幸遭受灾难的家庭，其实也触痛了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我有点担心，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不惜代价生二胎。这是您的本意吗？

　　杨晓升：这绝非我的本意。我的本意只是通过对失独家庭生活困境的深度揭示，对现行独生子女政策隐含的巨大生命风险以及对现今中华民族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科学审视与理性思考，唤起全民族的危机意识，促使社会和政府关爱失独家庭的同时，更加科学理性地审视已经持续了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使计划生育政策沿着更加科学、理性和健康的方向发展。在继续控制人口规模的同时，尽可能尊重公民最基本的生育权利，放开二胎生育权，以保持中国人口结构的均衡。至于公民生育二胎与否，那是每位公民的权利，每位公民都会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具体情况作出生与不生的决定，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在书中也有详细的探讨、论证与描述，读者可以一目了然。

　　深圳晚报：有书评人评价：关注“失独”这么沉重的话题，本来应该是社会学家的责任，现在由文学家来做了。您觉得文学家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杨晓升：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艺术映射，古往今来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证明，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除了本身具备优秀的文学品质，还必须是特定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与生活映像。

　　真正的作家必须有社会良知和社会担当，必须深入生活体味百姓疾苦，必须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感知与发现乃至为百姓奔走呼号，从而体现作家应有的社会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作“失独”这个题材并非越界抢了社会学家的活，而恰恰是做了作家分内的事。

　　深圳晚报：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制造了“失独之痛”？在您调查过的案例中，有避免的可能吗？如何避免？

　　杨晓升：事实上，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把一些不幸归结于命运的安排，并以此排遣自己心中的诸多失落与无奈。其实，有些不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我采访的6个失独家庭中，就有3个失独家庭是因为孩子遭遇了车祸，而车祸原本是可以尽最大限度避免的。就社会防范而言，如果我们每位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再强一些，我们的城市综合管理尤其是治安、交通等方面管理得再好一些，全体公民的文明程度再高一些……

　　同样，有些不幸也是可以在某些程度上修补的。假如我们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如果比较健全比较公平比较有针对性一些，比如说如果能对那些遭受不幸的独生子女家庭提供及时的、理所应该的关爱与救济，那些已经发生了不幸的家庭多少会受到及时的抚慰，不至于那样绝望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