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民族影像中的文化记忆

　　今年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将举办“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主题为“家园·遗产”，旨在以纪录片展映的方式，推动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历史记忆的典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这是电影节举办6年来的一次创新。

　　其实，用影像记录文化遗产、保存民族记忆，在中国电影历史中由来已久。作为文明古国，我国的文化遗产举世无双。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各个时期壮阔的变革，加上广大而复杂的地理版图，使中华民族孕育出了多元的文化。少数民族的服饰、建筑、音乐、歌舞、仪式、工艺等，作为中国民族电影中的文化要素，早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国电影中就被鲜明地表现出来。

　　特别是在1956年至1964年间，为制定解决各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措施，了解全国民族构成情况，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大批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语言的调查。这一时期拍摄了一大批纪录片，反映各少数民族正在发生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和行将消失的民族文化，这些纪录片都被后人称为珍贵的“人类学民族志”，是新中国纪录片诞生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第二个黄金期则是上世纪90年代，大批中国电影人开始自觉关注和表现文化遗产。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巨变，同时，全球化浪潮也在席卷着中国大地，很多固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两种巨变带来的焦虑，促使中国大地发生了历史上最为激荡的一场大变迁。“摄影机在变迁中的中国大地上摄录的一切社会和民族文化细节、特征都已成为人类历史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中的很多内容，就包括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在这个背景下，独立纪录片在中国迅速发展，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时期，很多优秀纪录片的镜头都对准了那些人口较少、文化独特的少数民族个体，通过关注和记录他们在时代变迁下个人命运的改变和遭遇，来折射在这个时代变迁过程中一个民族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正在消失的文化的命运。如孙曾田的《最后的山神》《神鹿啊神鹿》、郝跃俊的《山洞里的村庄》、梁碧波的《三节草》等。

　　第三个黄金时期发生在新世纪开始至今。越来越多优秀的人类学、民族志纪录片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非遗”文化的记录和保护，并成为影视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有内蒙古顾桃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云南郭净发起的“乡村影像”系列、新疆刘湘晨的《太阳部落》《献牲》及其最近完成制作的《帕米尔》《最后的阿希克》《开斋节》等。

　　纵观新中国电影史，表现和关注文化遗产的大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和纪录片。进入新世纪，人们对文化遗产更加重视，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具有文化忧患意识的电影人积极用镜头去关注文化遗产，出现了很多相关题材的民族电影。比如表现蒙古长调的电影《长调》，表现哈尼梯田的电影《诺玛的十七岁》，表现侗族大歌的电影《我们的桑噶》……类似的电影还有不少，法籍侗族导演朱小玲的《童年的稻田》，表现了侗族的稻作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壮族题材电影《天琴》则表现天琴乐器；藏族题材电影《马奈的新娘》关注藏族嘉绒文化；《迁徙》聚焦羌族文化等。

　　电影对于文化遗产的保存具有非常大的作用。2008年由韩万峰导演的羌族题材电影《尔玛的婚礼》，是一部首次使用羌族母语的电影。这部电影拍摄完后不久，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影片幸运地为人们留住了宝贵的镜头：羌族村寨、羌族史诗、羌族雕镂、羌族民间歌舞。这些镜头记录的都是羌族千年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消失在地震中。但今天我们还能在这部电影里看到——这也许就是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侗族导演丑丑2010年拍摄的《云上太阳》聚焦贵州省丹寨县，它共拥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0项。其中，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2项；“苗族蜡染”、“苗族锦鸡舞”、“古法造纸”等7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这里延续了1600多年的古法造纸术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活化石”……这些文化遗产都被表现在了影片的故事情节中。

　　2013年10月，国家民委、中国作协设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中国三大民族史诗电影——《格萨尔王之“霍岭大战”》《玛纳斯之“英雄的诞生”》《江格尔传奇》的创作已经被列入其中，将来也会有更多的电影聚焦民族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与电影的结合，必定能唤起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和智慧，创造出新的神话。无疑，在今天这个高度物质化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