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在群山之巅眺望故宫

　　与一般的作家不同，在从事写作的这些年里，祝勇的身份一直在变化：从最初反抗传统散文机制的“新散文”作家，到纪录片撰稿人，为央视、北京电视台、东方卫视等电视台摄制的 《我爱你，中国》《辛亥》《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大型纪录片做总撰稿。再后来，他到西藏电视台做起了“客串”主持。2011年，他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几年“潜伏”下来，一本以文学笔法介绍故宫风物的《故宫的风花雪月》最近问世。

　　故宫里藏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风花雪月，但它蕴藏的故事又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这四个字可以概括。一位散文作家对故宫的书写，会是如今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戏说中国的爱情历史”，还是可以提供给普通读者一个窥视中国传统艺术的新鲜角度？

　　贺士起，北京重型机器厂退休工人，74岁。在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里，他与祝勇本来不会有任何交集。然而，在一个早上，他带着祝勇的作品来到故宫，目的只是与作家说几句话，表达一位老读者的阅读感受。贺士起甚至不会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只会说好。“他觉得这些作品非常不一样，他说自己对故宫太熟悉了，读完这些文章，他才发现故宫对自己来说竟是那么的陌生。”在文章中，祝勇这样写道。

　　“我至今说不清楚《故宫的风花雪月》究竟是怎样一本书。表面上看，它是一本关于故宫书画藏品的书，实际上这些艺术珍品只是我透视历史的一个‘视窗’，从那一扇扇美轮美奂的窗子望出去，我看到的是各种历史事件中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看到个人与时代的纠结，以及复杂的人性。”祝勇这样描述自己的作品。

　　在他眼中，故宫中那些沉睡的艺术品始终散发着迷人的生命芬芳：“一些艺术史的研究成果固然巨大，但它们几乎全部是把故宫收存的这些艺术品当作研究对象、当作一个历史的‘遗址’来进行解析。在他们眼里，它们都是死物；　在我眼里，它们却是活的，它们就像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说过的：‘我不会完全死去。’它们的神经和细胞仍有着生命迹象，所以才能与我们的生命进行交流。”

　　“初入故宫的新鲜感，经年未消”

　　记者：得知你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我感到十分惊讶。印象中，你的身份一直在变化，其中涉及的专业领域也各不相同。能否介绍一下你和故宫的前后渊源？

　　祝勇：能够进入故宫工作，得益于一个机缘，就是故宫学研究所的成立。这个研究所成立于2010年9月，第二年我就进了这个所。那一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正在忙于北京电视台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辛亥》，和导演们一起没日没夜地泡在剪辑室里，差点耽误了调动的事。

　　其实，我与故宫的渊源已久。到故宫工作以前，我的写作一直围绕着故宫和明清历史，其中包括2003年写《旧宫殿》，2011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 《纸天堂》《辛亥年》，还有也是2011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血朝廷》等，都是以紫禁城为视角的，只不过写作的方式是个人化的，而不是学术的方式。纪录片方面，题材涉及虽广，包括《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辛亥》，还有2013年的《案藏玄机》、目前正在制作的《历史的拐点》等，都没有离开过紫禁城，连《辛亥》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我也是以紫禁城为中心，从被革命者的视角来体验和审视这场革命的。这些片子，除了《辛亥》在表述的尺度上比较大胆，只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以外，其他均在央视、尤其是央视一套播出，也算是对故宫文化内涵的某种阐释和推广。我想，这些也可以算作是对故宫学的一种表达吧。

　　记者：对于一个善于发现的作家来说，故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所以就有了《故宫的风花雪月》。

　　祝勇：是的。进入故宫后，许多朋友说，这是最适合我的地方。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故宫的文化资源，我一辈子也挖掘不完。郑欣淼院长曾对我说，故宫是写不完的。现在我只恨人的生命太短，在有六百年历史的故宫，生命的短促显得更加明显。难怪老舍在《茶馆》里说：“有牙的时候没花生豆，有花生豆的时候又没牙了。”

　　我说故宫很合适我，这与我写作的类型有关。我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是一种“综合写作”，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其中涉及历史、思想、艺术、器物层面的内容很多，因此，故宫刚好可以成为我的“写作大本营”。而郑欣淼院长提出的“故宫学”，亦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它力主从“大文物”“大故宫”的角度去阐释故宫的价值，而不仅限于象牙塔式的研究。他甚至与我商量过，是否可以拍摄一部像《达·芬奇密码》那样的电影大片，使故宫的文化经典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他鼓励我说，故宫学的天地很大，不要怕，不要自己限制自己。单霁翔院长的视野也很宽广，数字故宫的建设、文创产品的开发，都为故宫文化的阐释与推广开辟了新的领域。当然，一切的核心，还是“故宫学”文化研究的水准。总之，我庆幸能有这样的机会，原因既在于故宫领导者的开明与开放，也在于故宫学的天地也很大，可以任我自由驰骋。

　　前面说到的那些作品，都可以说是对故宫的文学书写，但涉及到文物，还应从《故宫的风花雪月》算起。这本书写到的，全是故宫收藏的古典书画，这些真迹让我无比震撼。学者孙郁曾说我因为是初入故宫，所以对一切都新鲜。但这样的新鲜感，经年未消。每次面对那些古老的纸页，我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中国古典书画之美，美得无以复加，有人为它而生，也有人为它而死。尽管对它们的解读早已汗牛充栋，但在那一刻，我只想说出我自己的话。于是一篇一篇写出来，给《十月》杂志作专栏。作家宁肯看到它们也很激动。他是北京人，就在故宫边上的南长街长大，对故宫很熟悉。他说我的这组文章让他看到了另外一个故宫，一个完全超出自己想象的故宫。

　　记者：身份的变化，会给你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写作状态，又是否是你某种写作理念的现实践行？

　　祝勇：其实我的身份变化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大。我的写作，就像前面所回顾的，还是有连续性的。最初是一种大范围的行走，那时年轻，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喜欢背包远行，十年中，几乎踏遍南北。那些行走笔记，最近要重新整理，编成一部厚厚的《中国记》出版。那种辐射状的漫游，给了我厚厚的积累，因为纸页上的记载永远是扁平的，只有深入到每一个局部，从大地上飞过的岁月才有真实的质感，展现在我的面前。所以，不亲身体验，难懂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对于我的写作而言，那是一种铺垫，而所有的铺垫，如今都收束到故宫的红墙里。这使我在看待故宫的建筑、文物的时候，不仅仅局限在故宫本身，而是有了一个更大的视角。大部分在故宫里游走的人，都把故宫看成一个巨大的平面，但我觉得自己是站在遥远的群山之巅眺望故宫，它呈现的，是立体的图像。

　　“熟悉的艺术经典比陌生的作品更能引起关注”

　　记者：《故宫的风花雪月》 为读者了解深锁故宫的文物提供了一个文学的角度。而介绍故宫文物，显然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但在某种程度上，“专业”又是“不文学”的另一种说法，它们很难与文学相融，就像你在书的前言中所说，“这几乎是要把一份说明书写成诗歌”。那么，在这次写作过程中，专业性是否会成为你创造文学性的一种“镣铐”，会在某一个时刻成为写作的阻力。而散文文辞的铺张散漫，又是否会在某一刻损害到所介绍内容的专业性与真实性？

　　祝勇：这个问题就很“专业”，因为这是我时常遇到的两难。首先，专业的眼光是重要的，因为这是一部关于故宫文物的书，写得外行，必然丢人现眼，尤其我现在的身份是故宫内的研究人员，读者的眼光会更加挑剔(何况读者中还有许多专业人士)，稍不留神，就会损害到故宫的名誉。这是难处，但是我想，在所有的专业术语之外，这些古典书画作品在本质上是与每个人的生命相通的，它们不是为那些眼花缭乱的术语存在的，而是为每个人的生命情感存在的，也正因如此，在跨越千百年时光之后，我们仍然因它们而感动，这就使文学表达有了可能。

　　学术的目的是求真，而求善和求美则要交给文学。真善美三者并不矛盾，却各有分工。真是基础，尽善尽美才是终极目的。只有文学，才能触动人心。所以，以后者的方式表述这些古典艺术杰作，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视，那些古老的纸页才不会挡住我们的目光，而是相反，成为我们与古人交流的媒介。

　　文学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戏说”的同义词，因此，它也是要求“真”的。求真的文学，才是真文学。所以，前面提到的两难，实际上是都可以化解的。处理得好，那些“专业”的部分，不仅不会损害文学的表达，相反还会添彩。

　　记者：在《故宫的风花雪月》中，你选择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来进行书写，比如说王羲之《兰亭序》、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写大众熟悉的作品其实不易，如何在熟悉之外写出陌生，很具有挑战性。

　　祝勇：熟悉的艺术经典比陌生的作品更能引起关注，这当然是一种言说策略，但这也是一项挑战，因为那些耳熟能详的杰作都被反反复复言说过了，对它们的表达似乎已经穷尽了。从我个人的写作历程来看，我喜欢写熟题，因为它有难度，对于写作者来说，难度无疑是一种刺激，会激发出挑战的欲望，当然也会激发出一个写作者的潜能。像我过去写《辛亥年》，拍《辛亥》纪录片，都是在人群中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的名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玩儿命挤吧。

　　记者：你书写这些文物的角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您的一些历史观点？在你看来，文学和历史怎样交融，才是最完美的方式？

　　祝勇：发现细节，并透过细节，发现事物之间的隐秘联系。有人把这叫做“历史侦探学”。乍看上去，时间太久了，细节都跑光了，但只要静下心来，细节观察，蛛丝马迹仍在，而且越发现越多。像《清明上河图》，本来是一幅描述汴京繁荣景象的主旋律作品，但是仔细观看，会发现在人丛中，手推车上，有一具尸体，更令人惊奇的是，用来盖尸体的苫布，竟然是一些书法真迹。于是，北宋崇宁年间打击元祐党人的血腥事实，就这样在歌舞升平的市俗街景中显露出来。这样的内容无疑使《清明上河图》更加复杂，也诱使我们从这些蛛丝马迹出发，一路追下去。

　　其实，古代绘画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为我们提供历史的物证，像《韩熙载夜宴图》里，侍女端给韩熙载的洗手盆，浙江博物馆曾展出过器形相同的一只，尽管它们并非同一只，但在这只器物的背后，想必又有一番我们想象不到的风雨。在写《清明上河图》 的文章 《张择端的春天之旅》里，也有《金瓶梅》作者王世贞的影子闪过。

　　总之，历史本身是具有神秘性的，这些被时间掩藏的神秘，使我的写作有了悬念感。这样的悬念，是历史对文学慷慨的赐予，我不能不笑纳。这样的悬念，可能是故事性的，也可能是非故事性的、逻辑性的，比如不同事物之间的神秘联系。

　　记者：在你的下一本《故宫的隐秘角落》里，你将介绍故宫的“秘密”了。面对耳熟能详和不为人知的对象，你的写作的方式、姿态、笔调会有怎样的不同？

　　祝勇：《故宫的风花雪月》是一本将古典书画与历史相融合的书，表面上是写书画，实际上是写历史。相比之下，《故宫的隐秘角落》是一部通过故宫建筑———一些人迹罕至的深宫冷院，尤其是一些一直未得开放的“神秘地带”来书写人物遭际和历史风雨的书。主要篇目有：《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慈宁宫：艳与寂》《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寿安宫：天堂的拐弯》《文渊阁：文人的骨头》《倦勤斋：乾隆皇帝的视觉幻象》《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等，几乎可以连成一部另类清史。

　　之所以说“另类”，一方面是指取材，大多紧盯“历史的死角”。比如李自成在紫禁城里倒底干了什么，比如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以后，他和他的“红颜”下场如何，等等，都很少有人关注，历史学家不太注意，普通读者就更不清楚了。另一方面是我依旧坚持个人化视角，对上述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解读，比如最后一篇写慈禧，我认为是突破性的，因为我试图透过90年前在景阳宫发现的大量慈禧照片，写出慈禧的内心世界。这不是一个脸谱化的慈禧，而是一个兼具了女人和政治动物双重特点的慈禧。这篇《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差不多有七万字，快成一部小专著了。

　　“故宫是一个又端庄又可爱的地方”

　　记者：在人们的既定印象中，故宫博物馆应该是一个门禁森严之地，《故宫的风花雪月》让这些本被以为艰涩的文化大众以美和文学的形式呈现，让更多的非专业人士对故宫所蕴藏的文化有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普及的工作。在2014年，故宫各种“萌萌哒版”的动态图发布，也让更多人对故宫有了兴趣。其实，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你身在其中，能否再介绍一些故宫里的变化？故宫学研究所又是一个怎样的研究机构？什么样的人群组成了这个研究机构？

　　祝勇：故宫一直被认为是象牙之塔，其实故宫也是可以走群众路线的。即将在端门上建成的数字故宫博物馆，将在观众进入故宫之前，给他们奉献震撼性的视听盛宴，还有《十二美人图》《韩熙载夜宴图》的APP上线，能让喜欢故宫的人们从网上更真切地了解故宫书画，我也很荣幸地参加了 《韩熙载夜宴图》APP项目的研发工作，还被任命为“文学顾问”。故宫还开通了“微故宫”的微博微信，便于与大众交流。在北京的北部，新的故宫大厦(我们俗称“故宫北院”)，预计将在3-7年内建成，届时有望免费开放。在那里，一些大型珍贵文物(如家具、地毯、巨幅绘画、卤簿仪仗等)，会不再因场地局限而长期无法得到展示，更难得的是，观众会看到文物修复的现场。以后故宫会限制参观人数，在北院，观众会得到更现代化的观赏服务。

　　总之，在这个巨变的时代里，故宫自身也在变化。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博物院，而是变得亲切可感。我经历了故宫前后两任院长，都是可敬又可爱的。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立90周年，前不久杨澜采访单院长，摄影记者让他做一个“9”的手势，他丝毫没有犹豫，让我想起在故宫的文创产品中，连表情严肃的雍正皇帝，都做出了很萌的“V”型手势。

　　故宫是一个又端庄，又可爱的地方。在故宫，雍正的名言“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被做成了折扇，他喜欢的《十二美人图》，更是被设计成了阳伞，打着这样的阳伞，今天的时尚美女们，与雍正时代的美人相映成趣。去年故宫的文创产品销售额已经超过了门票收入，这是许多人想不到的，说明了大众对故宫转型的欢迎度。习主席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书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其实故宫里的每件文物都是有温度的，都与每个人的生命情感息息相关。

　　记者：在最初出现在文坛上的时候，你和“新散文作家群”中的一批人，是以“反叛者”的姿态出现的。经过那么多年，“新散文”已经被广泛接受，散文的写作理念和写作实践也已经日新月异。而“新散文”作家群的许多作家，似乎纷纷在其他领域发展得风生水起。你对散文写作的思考是否已经有进一步的发展？

　　祝勇：“新散文”并没有被广泛接受，排斥者还是很多的，当然，排斥的心态，各自不同。研究也相对滞后，当代文学史里几乎没有写，即使写到的，也三言两语，与对当代小说、诗歌的评述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怎样，“新散文”只有创新，才能进步。具有六百年历史的故宫都在转型和创新，“新散文”还不到二十年，如不创新，必定死路一条。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如果失去了创造力，从前激情勃发的写作者，就会沦为他们曾经痛恨的老顽固。穷则变，变则通，万物之理，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