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带出的生成空间——评剧《红高粱》的叙事构成

　　一

　　对于70多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始终带有浓烈的、原生的民间色彩。王光东教授在《民间的意义》一书中曾写道：“这种价值意义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文化的、情感的、生命的。”甚至视之为“民间大地在1980年代文学中的苏醒”的真正标志。当我们回眸电影《红高粱》展示出来的鲜明个性和蓬勃生命力时，与其说色彩和影像赋予其恣肆张扬的情绪情感，倒不如说“民间”本身就提供了原型支撑。

　　天津评剧院推出的评剧《红高粱》，由贾璐编剧、张曼君导演、曾昭娟主演。就像从影视改编遥相呼应的狭长廊道中走出，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民间和历史两个维度。在抗战框架下，这个野性张扬、弥漫着死亡与抗争的故事，对于评剧相对活泼、自然、充满生活气息的叙事语态，挑战是明显的。它是一个浪漫传奇，是原生形态的民间，已然不能简单地用直观的生活形态去规范。它不单是题材的拓展，很可能也预示着掀开轿帘后的另一幅民间的画面——与直观的、平面的生活情态迥异，有蓬勃原生的气质，有雄浑有力的脉动。这样一个开放又包容的空阔地带，对戏曲是有创新和生成能力的，其融入评剧的创作视野，意义不言而喻。

　　在众多戏曲剧种中，评剧是很独特的存在。它用本嗓演唱，通俗易懂，唱念口语化，生活气息浓郁。它热衷于描述，对于环境氛围、人物相貌及穿戴打扮的评书式铺陈，这对于刻画人物、解说剧情均功不可没，因此也长期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然而，它相对静态的表意结构，多少弱化了叙事推进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讲，评剧《红高粱》的题材开掘和舞台形式，把内蕴、激荡于民间大地的精神气韵盘挟出来，是十分可贵的。

　　二

　　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一场注定失败的对日本人汽车的伏击，是高潮和终点，是血色浪漫，却无法终结隐伏于高粱地里的旺盛生命力。评剧并不以激越高亢见长。这显然给作品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让生活化的剧种风格和语汇，较好地结合题材可能带来的创新或生成空间。评剧《红高粱》讨巧地对小说原著进行了叙事的转换，以九儿为中心人物，替代十八刀(原著为余占鳌)去展开故事，让剧情有了更便于展开的生活基础和带入传奇的腾挪空间。

　　饰演九儿的，是曾昭娟。九儿何许人也？在小说中成为“女中魁首戴凤莲”之前，是16岁就被父亲用换一头骡子的价格许给麻风病人的小脚女人。她的小脚，她的婚姻方式，她挑着酒桶出场的娇俏模样，都给这个角色设定了一个从传统走来的浓重底色。恰恰是这层底色，让苦难、抗争磨砺出来的九儿有了一种独特的气场——她性情刚烈却又人面桃花、娇俏可人；她成了烧酒坊的女掌柜，却又坚定着一种野性蓬勃的、蔑视礼法的活法。九儿的刚烈奔放，绝非乡野村姑的苦大仇深，而是民间自在的精神。她的美是经高粱发酵的、借烧酒发散出来的，或者说是一种有现代转换的古典美。

　　曾昭娟的气质，是古典的；她嗓音甜美、唱腔纯正、音域宽广。饰演九儿这个角色，她的形象、嗓音，都是极有塑造性和富有神采的。较之以往的题材，评剧《红高粱》叙事上的宏阔，使之有条件跳出家长里短，从而以声带情，更好地塑造新的人物形象。这种转换，在鬼子来的前后，一波三叠，荡气回肠。

　　对表演来说，评剧《红高粱》是很有拉伸弹性的。从民间生活内容到血色浪漫，九儿就像被苦难拽出来的、被死亡酿出来的高粱酒。这个拉伸带来的成长，正是塑造人物的关键。曾昭娟的古典气质和宽广音域，可谓在拉伸中不断突破的两维。必要的、传统的娇俏，借由唱出一个斗转星移、三生悲愤，让人物本身就成了一个传统的现代化典型。当然，或许因为文本自身的原因，演员的舞台实践并没有达到各项优势的最大公约数，还有打磨的空间。

　　三

　　张曼君是一个很有现代剧场意识的导演。作为导演，她对评剧《红高粱》强化的是仪式感。不管是宏大背景的交代，还是开场的“抬花轿”、九儿与十八刀缠绵时的高粱酒、罗汉受刑时的悬吊以及最后九儿一身红装挑着酒坛走向战场，那种仪式感带出的视觉冲击力，堪称杀伐果断，却透着颤巍于广阔高粱地的荒凉与凄美，从而使作品标识鲜明。

　　戏曲的现代剧场实验，往往是较受争议的。但基于评剧《红高粱》的宏大叙事，张曼君对“高粱”的意象进行了充分发挥，从而赋予作品极有质感的舞台氛围。其中，红不单是一种颜色，是高粱成熟的表征，更是人物性格的外化，是广阔大地的精气神。“抬花轿”出场，那种民间狂欢的野性释放，一开始就红红火火地把人们带入胶东半岛广袤的高粱地里，为全剧奠定了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心脉相连的基调。高粱叶片的造景，适时地围拢和打开；灯光造成的高粱酒，荡开黑幕天穹，无不彰显出高粱和高粱地里的人们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这种铺张的、恣肆的舞台样式，在宏大叙事中有其自然选择的需要，同时在大的剧场中，也可以避免演员表演过于孤零零、过于平面展示带来的场压。从这个角度讲，张曼君是很有魄力的。

　　更大胆的处理，是罗汉受刑时让演员直接被悬吊在舞台中央。这种对悲剧力量的挑拨、强调，简直让人窒息，其优劣也相当明显。从现代剧场的角度，它给出了戏曲舞台样式的另外一种可能，或许还不完善，却自有其力道；而且，它实际上也丰富了文本的悲剧内容。相对于以演员的唱念做打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曲舞台，似乎又有点喧宾夺主。对此两难，张曼君选择了前者。我以为，如此选择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此处主角的唱腔必须极度高亢、张扬，不留回旋余地。唯如此，方能夺回气场。看到这里，我在想，倘若换一种方式，演员该怎么演？评剧传统的表意方式，似乎不够激发情绪。或许，在没更好的方式之前，如此也有它独特的味道。

　　倘若说此处是于力道中见悲愤，那么高潮处九儿的红装出场，就是于壮烈中见美。这美，见诸于枪林弹雨，奔赴于战火厮杀，于惨烈中更见娇俏。在这里，演员有大段的唱，百转回肠；导演给出了一个慢镜头式的、于激烈中见静谧的场景，对比强烈，为最后抛出酒桶的爆炸蓄力。这是很有舞台控制力和想象力的。这些颇具现代剧场意识的尝试，对戏曲整体发展都有所启发。

　　总体来看，评剧《红高粱》是一个在题材上有开拓、人物上有突破、舞台样式上有探索的作品。它的创新，可能还在起点上，尤其是剧本还有待提升，因此也不是尽善尽美。比如孙路阳饰演的十八刀，他的下跪和哀求，显然背离了这一形象的草莽英雄汉气质。这看似抬高、凸显实际却是拉低了主角九儿的形象。部分场次，过于强调宏大叙事，稍显凌乱，都是可以打磨的。不过，既然这是一个创新的开始，这个题材带给评剧的新的生成空间，依然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