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的悲剧言说——评话剧《台北上午零时》

　　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进行大陆首演的话剧《台北上午零时》堪称现代台湾人的心灵写照。该剧通过两代人的悲欢离合，构成了一种生存温情的悲剧言说。剧中弥漫着忧郁哀伤的情绪，恰是来自台湾民众内心难以言传的文化心理与情感模式。地理上的孤悬，历次的屈辱与抗争，多种文化的交融交锋，岛内不断的纷争与动荡，造就了台湾人特殊的心理特点：心灵上的落寞很难通过身份的认同获得充实，只能从对现实生活和情感的体认中得到些许慰藉。因此，现实中琐屑幸福成了生活的本真内容与价值。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具体在《台北上午零时》中，就铸成了两层悲剧内涵：铁工厂老板曾有朴素的正义感和对“美好”的执着，但在现实生活的极度焦灼不安中变成了泼皮无赖；阿秀曾是柔弱却能给人以情感寄托的女孩，最终却变成了烦躁泼辣的老板娘。而年轻一代希望青春美好一些的时候，生活的压力再次将他们逼上了铁工厂老板夫妻当年的旧路。不论人们如何挣扎，生活仿佛是一个魔咒，不断重复循环着。个体生命被迫向时代洪流屈服，生活自身的集体无意识无情地击碎了每一个感性生命的梦想。

　　该剧的第二层悲剧内涵更感人。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两三代人命运轨迹的轮回，无疑是对社会的戏谑与嘲讽。无论是阿荣的杀人行为，还是他和妻子之间的心灵隔阂，都印证着他是铁工厂老板的复制。当终场将近，阿玲的儿子上场，这种“复制”在戏剧中再一次被揭示出来。铁工厂老板饱受生活的压抑，成了“异化”的殉难者，但同时也是下一代苦痛的制造者。他所代表的“异化”不论遭到怎样的反抗，始终主导着现实生活；人们看不到尽头，只有通过选择对人情人性的回归，才能获得心灵的温暖。

　　在《台北上午零时》中，剧作的戏剧结构细腻紧凑，完整合理，尤其是伏笔的运用和意味的积累，巧妙且韵味悠长。三个男主人公在憧憬美好未来、各诉心曲时做出了不同的人生决断，其后体验了不同的生命历程，却获得了相同的价值归宿，反映的是深层文化对不同人格的微妙整合。阿荣所代表的是对感性生命的极端执着，却因为这种执着而忽视了身边朋友的心意，阿嘉也因此受伤，不幸随之而来。阿生则是理性的代表，对自我的隐忍克制，使人生决断总与心中的祈望背道而驰，他没能成就最初的愿景，而是成为记者，从职业到心灵都终生漂泊无定。只有阿嘉，连被打破了头都不反抗的人，却能够正视本心，从容坚守，在生活的屈辱中积攒起点滴幸福，在心灵上获得安宁。因此，尾声处，阿荣、阿生、阿玲坐在一起，而阿嘉则隐而不现，其意味是戏剧情感向阿嘉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与情感模式的回归。故事结束了，悲剧情绪也随之消散，人们获得的是对生活本质的透彻领悟。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在这种悲剧言说中，生命的温情得到了洗礼和升华。

　　没有精神的故乡，却要坚定地活下去，还要用温情来使人情人性和社会现实得到改变，一点点地美好起来。这是温情的力量，也是《台北上午零时》的艺术魅力所在。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