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雄飞：食与年味

　　一日闲来无事，哥们几个在一起聊天。说着说着，就说到过年这个话题上。大家虽角度各异，但得出的结论却出奇的一致，那就是：现在过年，年味是越来越淡了。

　　是啊，现在怎么就找不回旧时过年的感觉了？

　　过年，是从过“腊八”节、吃腊八粥起算的。之后，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灶爷；之后，是扫舍、拆洗被褥、洗澡理发、置办年货、蒸馍、炸豆腐、煮肉等；大年三十贴春联，贴“福”字，傍晚上坟请先人、祭祀祖宗，吃团圆饭，除夕守夜；到大年初一，欢欣鼓舞的锣鼓声震天动地，大家穿新衣戴新帽，小孩子忙着鸣放鞭炮，欢欢喜喜人们忙着相互拜年祝福，大人还要给小孩发压岁钱；之后就是走亲戚：大年初二到初四，女婿媳妇这些晚辈要回娘家等尊贵长者家“纳礼”，此后，是像舅舅这些长辈到外甥等低辈分的人家走亲戚算是“回节”，回节时舅舅是要给小外甥送灯笼的，这“纳礼回节”的习俗出自周礼，是和古代中国对外国际交往中的“纳贡体系”相一致的；这一直闹腾到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之夜“一曲笙歌春似海，千门灯火也如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小孩子晚上要挑灯笼，人们要放烟火、放天灯、猜灯谜、赏月、吃瓜果、叙团圆之情，春节这出大戏到了璀璨华丽的高潮阶段。

　　一想起这些热热闹闹的“昔日重来”，对照现在多少有些冷清的过年光景，真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其实这感觉是错觉。我们在臆想过去的时候，多少有自我美化的倾向。不说别的方面，单说吃，想一想过去的过年，杀猪宰羊，以享口腹之乐，这是因为平常的日子中，大家吃得一般太过清汤寡水，油荤气就见得很少，一年也吃不了几回肉，所以，大小人对过年还是有所期盼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乡虽有差别，但在食品供应方面，城市整体上还不如农村，毕竟粮食是从土地上出产的，农民每家每户也是被允许作务一丁点的自留地，遇上好年景、好收成，近水楼台先得月，秋收冬藏，农民多多少少还是能有所作为的，至少会为过年早早筹划，一般预备三五斗粮食是没问题的。而城市，则紧巴紧地靠定量供应，这还需要有粮票油票等票证，而票证是定额配发的。那个时候，商品极其短缺匮乏，国家对城乡居民的副食品、布料以及耐用消费品等实行票证管理，对城镇居民的口粮实行粮票管理。所谓票证管理，就是你腰缠万贯，没有配发的票证，是购买不来商品的。当然，那个时候，大家几乎平而等之的穷，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月工资就四十二块五角，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也就没得人会多趁钱的(虽说那时工资的购买力很强)——就是你很趁钱，没有票证，你也啥都干不成。因为，第一是票证，第二才是钱：有票证有钱，你才能完成一次消费活动；有钱没票证，只能干瞪眼；有票证没钱，你基本上就别考虑买东西了；而且，票证可以私下换成钱，钱却是购买不来票证的。譬如，你没有粮票，国营饭店连一根面条、一点馍渣子也不卖给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的极大丰富，票证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像粮票，是1993年取消了的，现在都成为了“收藏品”。

　　那年月，城乡副食供应都很紧张。我曾见到生产队派社员从供销社拉回小小一架子车的副食品，稀稀地在车厢只码了一层子，有红糖、茶叶、廉价香烟等，这可是一村子近百户人家全部的“年货”，说实话，没有现在一户农家过年采购的量多、品种好。就是吃商品粮当干部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我曾就职的“三线”企业，老家是北京的过去坐火车探亲，常给工友捎剔掉肉的“鸭架子”，带回来熬汤喝，能得到馈赠“鸭架子”的工友一般感激涕零，会常常念叨起哥们姐们的“好”来。

　　细细品一品这过去的故事，你会有很多的感悟。

　　现如今，“紧缺时代”已经过去了，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习以为常，我们大家平常吃穿用，几乎和过年度春节没有太大差异，所以，也就没有“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样强烈的缺憾弥补感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大家舌尖上以及感官上的满足感下降，自然会觉得年味有些许的淡。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要过一个鲜秾的春节，就愿意再去过改革开放之前贫瘠苛苦的凡俗人生。现在的年味是有些淡，反观之，这可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征之一。

　　当然，现在过年年味寡淡，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如：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家庭替代了大家族、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娱乐休闲方式的转变、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沟通不足等等。但习俗也确实是在变化：网络拜年、短信问候、旅游过年、餐馆吃年夜饭……这些老辈人想也想不到的过年新习俗也正在大行其道。

　　年，还是热闹一些，温暖一些的好。亲戚朋友在过年时节多交流，多沟通，相互鼓励，相互祝福，忆往昔，赞改革，憧憬美好未来，这其实是我们过年要过出来的“大意境”。从古来之的过年老传统，实质也是“缘人情而制礼”，大大地喊出了一个“情”字。如果没有“情”，那年才叫真真过得寡淡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