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集《昨天的中国》出版

——阎雷：行摄中国30年

《昨天的中国》书影

1986年，北京 阎雷 摄

1993年，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梯田 阎雷 摄

　　谁是阎雷？

　　“阎雷”是扬·莱马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这位1962年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的摄影师， 1984年曾获准自由进出巴黎爱丽舍宫，对时任总统密特朗的政坛生活进行了一年的拍摄，成为法国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摄影师。1985年，他还曾远赴朝鲜，成为第一个进入朝鲜拍摄的西方摄影师。同年，阎雷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拍就是30年。到今天，阎雷一共拍摄了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专题，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著作。2004年，他的大型摄影集《中国》在全世界6个国家同步发行，印量达几十万册，这也使他成为在西方影响巨大的中国题材摄影师。2005年，他更因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

　　日前，阎雷的又一本摄影集《昨天的中国》刚刚推出，他与结识多年的好友、北京798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一道在后浪出版公司，以“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法国摄影师阎雷镜头里的时代激变”为主题，进行了一次对谈，分享自己对中国、对摄影的深情。

　　16岁，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梦

　　“与中国结缘是因为一个梦。 ”阎雷的中文虽不算字正腔圆，但绝对已经够得上流利的程度，他回忆起身为艺术家的父母将他的房间布置得像一个船长的卧室，墙上还挂着一幅4米长的世界地图，这让阎雷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向往到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去。“16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在中国的生活，非常神奇。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签发针对个人的外国人旅游签证。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学习摄影、学习中文，我要去拍中国。当然，作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我所拥有的资源仅仅是实现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强烈野心。 ”

　　为了圆梦，阎雷用了5年的时间学习摄影，并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进修中文。之后，他真的来到中国，开始了摄影之旅。1985年，北京八达岭长城上正在拍摄婚纱照的一对新人； 1986年，上海里弄里，堆砌齐整的蜂窝煤、晾晒在椅子上的棉鞋和忙着劳作的老人； 1987年，青岛的一片“自行车海” ，男子站在阳光下张望，似乎自己都分不清哪一辆是他的了； 1988年，沈阳苏家屯，女工们正在清理列车下壕沟里的积雪，灰蓝色的棉袄与大红的围巾相映成趣……30年的时间，阎雷的足迹踏遍中国的各个角落，记录了中国城乡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衣食住行。他并不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也从不自诩为艺术家，只遵从自己的所见所感，拍他认为很美的“故事” ——将镜头对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朴实无华，却又生动有趣。谈到自己钟爱的作品，他觉得是1996年他在绍兴东湖拍摄的一叶在风雪中行进的孤舟，“这张照片将我所喜爱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意境体现了出来，也代表了我不怕困难、追求美好的决心。 ”阎雷如是说。

　　“我们都有一样的眼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果你在北京某一条大街或者胡同里，见到一位身上挂着莱卡相机，脚蹬一辆破自行车，脸上扣着防毒面具的‘老外’在那儿东张西望，还时不时‘咔嚓’两下的，那八成就是阎雷。 ”那日松笑道。在他的印象中，第一次看到阎雷的摄影专辑《山的雕刻者》是在1995年，那会儿他们还不认识。“当时我在做摄影杂志的图片编辑，有关专业的训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国外的杂志，那组照片刊登在《德国国家地理》上，看过之后我觉得简直是如获至宝。 ”在《山的雕刻者》中，展现的不仅是云南元阳梯田的壮美风景，还有对当地哈尼族百姓日常生活真实而细腻的记录。这个摄影专辑以及同名纪录片为阎雷赢得了无数个摄影和电影奖项，也让他跨入国际级摄影家的行列。

　　活动现场，那日松还带来了珍藏多年的那本《德国国家地理》 ，阎雷一边翻看一边回忆说：“1992年到1993年，我前后4次到元阳采访拍摄，历时100多天。记得第一次见到大龙——就是照片中的那位哈尼族老人，他特别害怕，以为我是鬼，还要把他送到监狱里去。但慢慢地，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友善，友善就是最好的语言。之后我们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看到我喝可乐，说也想尝一尝，所以我们拍纪录片的时候，还特别在桌子上放了两瓶可乐。半年之后，我又回到那里把制作好的片子给村民们放映，设备在大龙家里搭了三天三夜，有几百人赶过来看，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被摄制成电影的影像，当看到认识的人时，他们就笑得特别开心。 ”直到今天，阎雷都对即将离开元阳时，大龙的一番话难以忘怀：“我记得他说‘我想感谢这些外国人，尽管外表不同，但是到最后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一样的鲜血，一样的眼睛，有一样的心能共同反思，协力合作’ 。与大龙的见面，也成了我在中国这么多年来最动人的回忆。 ”

　　摄影是瞬间的艺术，也是时间的艺术

　　此次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昨天的中国》 ，以阎雷的摄影集《中国》为底本，甄选并增补部分未公开发表的照片，重新编排成册。书中呈现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社会百态，在那日松看来，阎雷是用镜头为整个中国创作了一幅最鲜活、最富生命力的肖像。“看阎雷的照片就像在看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变迁的风俗画，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或者说几乎没有。几年前阎雷举办摄影展的时候，很多人看过作品都在感慨‘我们中国的摄影师都干什么去了？ ’ ”

　　阎雷则说：“中国的摄影家很多，也都具有相当的水平，但是真正关注当下现实的人却很少，大家总在问：拍这个有什么用？其实，越是看似简单、平凡的东西越有拍摄的价值，每一个画面都是一个故事。 ”之所以在《昨天的中国》中选取从1985年至2000年这15年拍摄的作品，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拍的是今天的中国，现在看着还没有什么感觉，但过了10年、 20年再回头来看，你就明白它的意义了。摄影是时间的艺术，我所依赖的就是时间和努力，一遍又一遍地去观察、去发现更多，同时抓住一切机会按下我的快门。当年的那些照片有记忆的温度，也能够把新旧交替时期人们的各种状态传递出来。 ”

　　当有读者提问“中外摄影家的视角有什么不同”时，那日松直言：“跟阎雷一起工作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其实视角并没有不同。2002年， 《中国》进入编辑阶段时，他曾经邀请我去法国帮忙挑选照片，因为他很担心自己拍摄的作品会对中国读者有所伤害。事实上根本没有，阎雷从不会带着偏见、猎奇的眼光，他的镜头永远是友善的、温情的。要说差别，只是在技术层面，构图、色彩或者捕捉瞬间的速度上。比如看到一个画面，我们想拍的时候，他早已经拍完了。阎雷也是我见过的意志最为坚强的摄影家，从2000年开始，他患上了严重的躁郁症，很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一直靠吃药维持。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尤其不适合长途旅行，因此他每次来中国都会非常痛苦，时差反应强烈，睡不着觉。但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放弃对摄影的执著。 ”

　　“我从来没有对当年的那个梦后悔过，因为在中国经历的一切比梦还要美。30年来，我发现了太多爱上中国的理由——如果把每个国家都比作母亲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深爱着那么多的孩子。在这里，我从未感受到有关人身或者财产的威胁，我总是惊喜地发现自己身处如此淳朴的氛围，充满了热情和欢笑。 ”阎雷说。而当有读者询问他，是否怀念书中所展现的上世纪80年代时，他的回答逗笑了全场：“会怀念，但我还是更喜欢现在，发展是一件好事情。1985年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除了友谊商店，就没什么商店了。而且无论买什么，售货员都摆手说‘没有没有’ ，现在他们说的都是‘你要几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