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碣之祖——石鼓文

石鼓原物

　　唐朝初期，人们在岐州天兴县郊外(今陕西凤翔)发现了10个刻有文字的鼓形石块，遂命名为“石鼓”。10个石鼓大小、形状相近，均为圆顶平底的馒头形，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石质为花岗岩，可能是选取形状相似的天然石块稍作整治加工而成。每个石鼓上分别刻有一首四言古诗，字体古奥难识。经研究确认，石鼓上的字体与史籍记载的西周宣王时期的“籀书”特征相符，为先秦时期秦国所刻，后世通常称为“石鼓文”；10首四言诗的内容则是对秦王出游、田猎活动的记述和歌颂。原文整篇应该超过700字，现在仅存270余字。收藏于日本的北宋拓本则保留了近500字，是研究、临习石鼓文的重要依据。按照古代石刻的分类，这种利用天然独石刊刻的石刻称为“碣”，再加上其内容有关狩猎，所以后人也常常称石鼓为“猎碣”。

　　石鼓被发现后，曾被移入凤翔孔庙中保存，五代战乱时散落民间。到北宋时，经过地方官员的多方寻找，又重新收聚，但其中一石已被截去上部改凿成石臼。宋徽宗喜好搜集古物，于是石鼓也被运到都城开封收藏在皇宫内府。金兵攻破汴梁后，石鼓与其他战利品一道被劫掠至燕京(今北京)，历经元、明、清数百年，一直保存在北京。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故宫博物院文物又被运送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至今仍保存在故宫。

　　作为先秦时期的珍贵文物，石鼓及上面镌刻的石鼓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学、文字学及书法价值。从唐初开始，一些论述文字和书法发展演变的著作就都已经把石鼓文作为重要材料依据来运用，唐代韦应物、韩愈和宋代苏轼等人都以《石鼓歌》为题作过长篇诗歌，吟咏石鼓文的历史意义和书法艺术。北宋以来，历代学者、书法家对石鼓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到了20世纪，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以及大量相关文物的出土，对石鼓文的研究形成一个新的高潮，近现代著名的考古、历史、古文字学者如罗振玉、郭沫若、马衡、唐兰、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等均有专门的著述。

　　由于石鼓距今历史久远，而且文字残损厉害，不能提供清楚信息，所以后人对石鼓文的研究也是聚讼纷纭，争论激烈，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石鼓文的书写和镌刻时间，石鼓文的字体属性，石鼓文的内容背景以及石鼓文的书法价值等等。

　　关于石鼓文的年代，清代以前的学者有多种传说，从西周、战国到汉代、魏晋，皆无确证。现代学者结合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与考古成果，基本确定其为春秋晚期秦国所作。其字体则属于从金文向小篆演变的过渡形态——籀书。至于10首四言诗，叙述了秦王率众出游、射猎、捕鱼、渡水、修路、祭祀以及天气与自然景物等内容，体例、内容甚至某些句子都与《诗经》中“小雅”、“秦风”中的某些篇章基本相同，大概是当时秦国宫廷诗人奉王命所作，而在孔子整理、删定《诗经》时没有收入。尽管不见于《诗经》，然而这组长达700多字的诗歌依然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其中对秦王出行时骏马雄壮，车驾威武的赞颂，对射猎、捕鱼丰富收获的罗列，对自然景物，天气的描述，都使人有身临其境，如在眼前的感受，对后人了解春秋时期秦国的强盛国力以及繁荣的经济、文化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石鼓文的书法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从先秦甲骨文、金文及战国古文等纷繁的大篆向秦朝规范、典雅、统一的小篆字体演进的过程中，石鼓文占有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因而受到书法史研究者的格外重视，并对后来的篆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鼓文的字形结构还保留着较多大篆的繁复和象形因素，但从书写技法上看，行笔稳健流畅，分布均衡优雅，镌刻坚实准确，已经开启了秦朝统一天下后小篆的先声。清代以来碑学兴起，篆书艺术大放异彩，擅长篆书者几乎都从石鼓文中汲取营养。尤其是清末成就卓著的书法篆刻家吴昌硕，一生专门临摹、研习石鼓文，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独特面目，遂成一代大家。

　　尽管早于石鼓文的石刻文字在考古发掘中还有其他的零星发现，但以形制的成熟、篇幅的规整、字数的繁多而论，石鼓文则是最早的代表，堪称是碑碣之祖，也是名副其实的国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