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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独裁 详略自异——评傅谨《中国戏剧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2月12日09:51 来源:北京日报 赵建新
    《中国戏剧史》 傅谨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戏剧史》 傅谨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针对历史编纂之学,章太炎先生曾有这种说法:“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这里所谓“旨在独裁”,并非指史书编纂者的武断偏激,而是指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不为旧史陈规所束缚,也即要有“独识”。这种治史观,远追西汉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唐代刘知几的“独断”之学,近宗清代章学诚的“别识心裁”等,都主张治史要有独立见解,不能人云亦云,淹没在既有的历史判断之中。

  一般历史学研究如此,而专门史的研究也概莫能外。在笔者看来,傅谨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戏剧史》,就是这样一部秉持“独裁”之史识写出的别具风格的戏剧史著作。

  该书共六个篇章——序幕:中国的戏剧源流;奇峰突起:宋戏文和元杂剧;精致典雅:明清传奇与昆曲时代;百花争艳:缤纷多彩的地方戏;波澜起伏:戏剧市场的发育;峰回路转:面向未来的中国戏剧。它全面概述了绵延千年的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借此,我们既可以知晓中国戏剧自诞生至今的发展演变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可领略闪耀其中的著名戏剧艺术家的风采和经典戏剧作品的精髓。

  作者的“独裁”之史识首先表现在其尊重传统的现代性意识。在“戏剧本体的再发现”一节中,作者借用《骆驼祥子》、《曹操与杨修》等新编剧目指出,古典戏剧美学向现实题材剧目创作与表演的延伸,是1990年代出现的民族文化主体性回归思潮在戏剧界的重要表现。不难看出,作者在书中通过大量史料和对当代戏剧创作的现状分析,力图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中国戏剧要充分地融入世界,就必须理性地回归传统。真正的现代性是立足于传统的,是在尊重传统基础之上的文化充分自觉。创新发展的根基如果不是建立在对历史传统的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传统的深知与自信,那么这种创新发展必然不会走远。这或许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但如果它是建立在艺术自律的基础之上,就会必然拥有最具现代性的美学精神,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一部相对完备的戏剧史,不只是戏剧文学史,还应该是戏剧演出史,它在展现剧本文学创作实绩的同时,更要梳理出舞台实践的演进路径。把舞台表演提到与剧本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剧本创作与舞台表演两相映照,这是傅谨先生撰写《中国戏剧史》时遵循的另一个重要原则。

  严格地讲,戏剧包括戏曲和话剧,所谓的“戏剧戏曲学”是一个混淆了内涵和外延的学科名词,把“戏剧”与“戏曲”并列,把戏剧等同于话剧,反映了学科界定上的混乱和模棱两可的状态。很多治戏剧史者也沿此思路,把戏剧史要么写成话剧史,要么写成戏曲史,只有徐慕云一个人,在其1940年前后出版的《中国戏剧史》中,首次把话剧和戏曲并列于“戏剧”这一概念下,试图用现代的眼光和意识去分析当时中国戏剧的现状,其学术视野无疑比同代人乃至后来者更为开阔。傅谨先生延续了徐慕云的治史之路,又对徐氏《中国戏剧史》之后七十年间更为复杂的戏剧现象做了新的梳理,把话剧和戏曲作为中国文化共同的有机组成部分,视野更显开阔。同时,他又坚持戏曲始终是中国戏剧主流的历史事实,在戏剧史的撰写中凸显戏曲的核心地位,相对客观地还原了戏剧史的本来面目。

  几十年来,很多戏剧史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主体就是话剧,而话剧的主体就是左翼戏剧,而最能代表左翼戏剧的就是问题剧。之所以说“有意无意”,因为研究者们都集体无意识般地把意识形态领域内形成的戏剧运动作为自己的期待视野,遮蔽了更多更丰富的非意识形态的民间戏剧生态。例如,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戏剧舞台上,不仅有慷慨激昂以宣传鼓动为目的的国防戏剧和抗战戏剧,还有李健吾、陈绵的改编剧,费穆、顾仲彝的佳构剧和神仙剧,周贻白的历史剧,姚克和杨村彬的清宫戏等等。这些戏虽然很多都游离于政治革命运动之外,但在沦陷区的演出却非常红火,形成一股新的商业剧洪流。但即便如此,它们也从未取代过戏曲在演出市场的主导地位。仅以北平为例,正如《中国戏剧史》中所言,如果仅从京剧班社的数量看,抗战时期无疑可谓北平京剧发展的一个高峰。对于沦陷区的戏剧繁荣,说它畸形也好,正常也罢,但它确实就发生在不过六七十年前的既往历史中,这是根据无可辩驳的史料所得出的不争事实,是个历史“常识”,无需做精深繁杂的考据和爬梳。而恰恰是这个“常识”,我们以往的戏剧史却对它熟视无睹。这种熟视无睹反映出治史者的微妙心态:不喜欢或不愿承认的就忽略它,以偏狭的史识随意裁剪客观的历史。这也算治史中的一种“独裁”,不过这种“独裁”是独断偏激的削足适履,而非客观理性的价值判断。

  章太炎先生的原话是这样的:“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傅谨先生之所以能做到“详略自异”,行文来去自由,无不是建立在对整个中国戏剧史了然于胸的基础之上。史料是固定的,而史识常新。治史者就要在不变的史料之上,悬起现代性的目光,以“独裁”之史识,不哗众取宠,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撰写新历史、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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