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游戏》：平庸之恶从未离人们远去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有句名言：所谓法西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法西斯，另一个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法西斯”。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占据所谓正义这一道德制高点，对他人施暴，古今中外都不少见，而道德狂热与受迫害妄想，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又如同孪生兄弟，经常出现在控诉、演讲的道德舞台上。时至今日，人们对二战的反思，早已不单单停留在控诉、抒情的层面，毕竟有理性思考的人都明白，审判是为了声张正义，而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复仇或展示自己的耻辱。今天人们会思考，在一个号称现代、文明的社会，法西斯如何会发生？人们为何允许它发生？其思想根源又是什么？恐怖主义与此是否有关？比如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论述，就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来分析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会卷入深渊般的恶而无法自拔：他只需要顺从、执行，根本不用动脑子，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下(不单单特指哪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杀人工具。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一年之初，由两大战胜国英国、美国联合制作的电影《模仿游戏》入围奥斯卡8项提名，在我看来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通常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又有谍战、密电码等因素的影片， 会被拍成英雄主义的故事，最后往往通过英雄壮烈牺牲，用他的鲜血来祭“正义之师”的旗帜。大多数好莱坞式主旋律电影都是如此，我们并不陌生。而《模仿游戏》却反其道而行之，讲述为战胜法西斯立下莫大功勋的“现代计算机科学之父”、被英国首相丘吉尔称作“二战胜利最应该感谢的人”却如何因为“道德问题”而被一群庸才实施化学阉割，从精神到肉体上被野蛮摧残、毒杀、毁灭的故事。这部电影完全抛弃了战胜者对自身的高大想象，而是进行向内的反思、检讨，检讨以理性著称的大不列颠如何也同样有着法西斯意识形态，亦即法西斯作为一种反人类的意识形态，同样会盘桓在战胜者的脑海，在那里，智者同样被“反智”扼杀。与其他二战背景影片相比，这部电影也算是真正显示出了战胜者的自信：能直接面对自己深藏的污点，展开对法西斯的深度反思，正如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听证了对纳粹重要战犯阿希曼的审判之后，不认为法西斯之罪是针对犹太人或某一民族的罪，而是反人类罪。例如，在战后的巴黎，不少人以战胜者“惩治法奸”的名义对曾经和德军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家，包括对无反抗之力的妇女、老人进行洗劫、揪斗、游街……这在法国电影大师阿伦·雷乃的电影《广岛之恋》中有深入展示。他们所用的手段与德国法西斯无异，同样是兽性的发泄，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占据着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已。并且，实施这种恶行的往往是流氓和庸众，他们都是普通的法西斯。

　　基于这种认知，才有可能真正去理解《模仿游戏》的传记文学原作，才能初步进入图灵这个天才人物的世界，才能确认这部电影的认知价值所在。作为一个大众文化文本，这部影片并没有拍成“一个英雄的史诗”。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弱者，一个无法与芸芸众生沟通、情商低下、被自己的性倾向折磨的普通人。然而他却有惊人的数学天赋与洞察力，并知晓人性之恶，就像他说的，人们喜欢暴力，因为那会很爽，但爽过后就是空洞和虚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片具有怎样的先锋意识或艺术上的突破：《模仿游戏》反而是欧美电影市场的一部标准主流商业电影，对于图灵传奇而悲剧的一生，电影只是致力于虚构最能讨喜观众和奥斯卡评委的部分。主人公图灵的性倾向以及因为这身份所受到的迫害，令这部电影完全符合欧美主流价值观的“政治正确”、“道德正确”；编剧、导演都在致力于渲染高智商的图灵生活中的低情商，以至过于夸大了这种反差，用力过猛。这也与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有很大差距，过度的戏剧化冲淡了本来应该冷静呈现的影像。其实生活中的图灵没有那么“弱智”，外形和行为都和健全“正常人”无异，他甚至是一个体育健将，他的无性婚恋也没那么戏剧化。本来他的人生完全可以拍成一部冷静、理性、更为深沉的影片，而从现在的电影看来，从演员到音乐、美术，一切都在致力于迎合奥斯卡评委。所幸“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有一张看上去聪明而略显神经质的脸，和主人公相近的文化背景，更何况据说他们之间还有真实的血缘关系。他也确实将“这一个”图灵演绎得深入骨髓，令人痛心。“卷福”坦白自己在拍摄最后几场戏时哭得停不下来，并经历了一场崩溃。他说那是“作为一个演员或一个人无可救药爱上了这个角色，想着他都承受了怎样的痛苦，而那又怎么损毁了他”。可以说，他让图灵活了过来，作为演员他很成功，无可挑剔。或许，艺术家与天才科学家的思维还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今日，一部电影作为商品，要符合大众文化的审美与期待，不过这并不是我们要解读的重点。

　　然而我们无需批评这部影片的大众文化属性。作为一个标准大众文化文本，它的表现已经算优秀；并且在反智、泛娱乐化电影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样的题材本身就有相当的意义。挪威导演莫腾·泰杜姆的构思可以概括为庸才对天才的堵截、窒息和戕害，虽然这种对立略有二元论之嫌，并导致影片略微显得脸谱化、图解化了。我们不难发现，电影中智者和庸人显然属于两个阵营，而导演显然完全站在智者一边。在电影中，图灵无疑是数学天才、英国的骄傲。童年阴影(严重口吃、被收养)对他的心理、人际交往、性取向造成很大影响。从小他便受到坏孩子(崇尚暴力的庸人)的欺凌，他们把他钉在地板下面，只有与他一样聪明的同学克里斯托弗懂得他的奇思妙想。影片中图灵发明的用于破译德军情报的机器就叫克里斯托弗(实际上图灵发明的机器并不叫这个名字)。图灵的未婚妻子琼·克拉克智商与情商都很高。图灵的整个团队，包括开始与他心存芥蒂的休·亚历山大，都是当时英国真正的智者。没有露面的丘吉尔(图灵给他写了信请求支持，正是丘吉尔的回信起了作用)、露面的军情六局局长斯图亚特，都属于智者这个阵营，他们的精神是平等的，理解图灵这样一个天才的意义，也并不认为性取向不同是什么十恶不赦之罪。琼在得知图灵的性取向后依然大方与他做朋友，并且是他真正的灵魂伴侣，休在关键时刻也为图灵仗义执言。但正如庄子所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真正的有德之人并不会去占领道德山头，道德和精神都很平庸的人反而需要以此作为自己的武器。 在《模仿游戏》中，阻碍图灵、戕害图灵的人都属于“反智”的阵营。这个阵营的组成主要是军棍和警察，亦即国家机器的执行者。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把国家机器比喻成怪兽利维坦，在这部电影中，图灵被化学阉割，便是国家暴力机器这个利维坦毫无顾忌的吞噬，即便他只想活在“模仿游戏”这样小的格局中，即便他给出了“机器会思考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改变不了“严重猥亵罪”这样的罪名。比起化学阉割，这个罪名对他的毁灭更直接，不是吗？直到2013年，在英国司法部长的提议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才给予图灵“皇家赦免”： “图灵晚年生活一直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定罪而深受困扰。现代思想认为，这种判罚是不公正的，因此现在摘掉这项罪名……图灵博士对战争的卓越贡献和在科学界留下的遗产应该被后人铭记和认可……赦免令是对这位不同寻常之人受之无愧的致敬。”对于欧美大多数观众来说，女王赦免令和太阳报上的英国王室丑闻一样可笑，图灵罪从何来，何须谁的赦免？这个表态如此迟来依旧令人深思，人们意识到，平庸之恶从未离人们远去，依旧需要警醒，恐怕这是《模仿游戏》更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