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那个飘着小雪的春节

　　我入写作这一行时，人已经33岁了。这之前，丝毫未曾有过文学创作的念头，甚至不知道有杂志社这样的部门，无知得真够可以的了。杂书倒是没少读，若以《世界文学》为例，当年一本杂志不过两三毛钱。而我一年订书报的费用就在一百多块。既然不写作，为什么读了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书呢？这一点可以对天发誓，绝对没有任何志向，也无任何理想与憧憬，就两个字：无聊。不过是用读杂书来遮避现实生活的乏味与无趣罢了。那么，我当年无聊到了怎样的地步呢？举个小例子，就连《怎样洗涤纺织品》《指挥入门》和《越南妇女》之类的书，都从图书馆抓来看个认真，居然还能发现其中的某个谬误，不亦乐乎。那么，为什么又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呢？说起来，这还真的和我33岁时的那个春节密不可分。

　　在众人皆知的那个时代里，居民所需的副食品，是要凭票限量购买的。若想额外获得烟酒之类，须有商业部门的批条才行。尤其是春节，这种事就更牛了。当时我在政府的机关开面包车。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飘着小雪的天儿，我拉着办公室的人去区商委，凭批件购买香烟白酒之类。区商委是一处 L形的平房，土黄色。屋子正中有一个俄式的小火炉。我无事，就摆弄炉火以为消遣，亦使之烧得更旺些。那些形形色色拿着批件的人，多是一些大机关的人，排队凭批件为职工购买烟酒。这样提着诱人的紧俏商品出出进进，引起了一个进城买年货的农民的注意。或者这个庄稼人家里有大事、喜事，正需两瓶好酒。于是，他也排在了干部队伍的后面。毕竟神色和衣着不搭，人亦不自在。很快就轮到他了，他便好着表情对里面那位留着老款分头的人说，同志，我，我买两瓶好酒。老款分头一眼就看出这是个“二货”，便将身子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玩弄地说，你想要什么酒哇？我们这里有茅台、五粮液、西凤……报了一长串子的酒名、烟名。在这明显的戏弄下，庄稼人也觉得自己八成是走错了地方，说，我只想买两瓶好酒。然后便说不下去了。那些排队的人几乎一律谄媚地向那个老款分头掐肩献笑。我很生气，心想，你不卖给他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耍戏他呢？在一片嘲笑声中，那个农民“狼狈”地跑掉了，仿佛做了多么丢人的事情一样。

　　……

　　说不清那些年自己为什么有写日记的习惯，虽然并不坚持，初一十五的，兴趣来了就写几行。所谓日记本，就是一个用铁丝串起来的大白纸本。平时就扔在桌子上，谁都可以看，没什么秘密可言。里面的字大大小小，祖宗三代，非常潦草，无不凸显着情绪的本意。那件事情也写在日记里了。忽一日，朋友韩先生造访。韩先生是中学教员，是我的一位清谈的朋友。我不在家，他便翻看我的日记，并顺手将这一页撕了下来，对我的媳妇说，写得不错，我带走了。随后，他把这篇日记给了他们语文组的组长，即当年哈尔滨第一个被揪出的大右派，解放前哈尔滨《小说月报》的主编王倜先生。都是一些“多事”的人哪，王倜先生呢，又将这篇日记转到了《哈尔滨文艺》杂志社，他的“右友”王和先生那儿。后因这篇小说被指过于揭露现实，没发。但他们认为这个作者似乎还有潜力，希望我再写一篇。消息传回，或是赌气，或是33岁还剩有一股子冲劲，不服输，就又写了一篇所谓的小说，发表了。

　　回想起来，若是当年我没经历过春节前的那件事，这辈子我也就不会从事文学创作了。然而，写作岂是易事？尽管读了不少杂书，又熟悉五四时期的那些文人、文章，但真要提笔写小说，还真的须从零开始。这样一直走了6年，才隐隐约约知道：“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是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紧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纳博科夫语)

　　说起来，自从偶然地被颠上了文学创作的这条路，这几十年来，真个是酸甜苦辣咸尝了个遍。每到春节，我照例会静下心来，回忆一下身后所走过的路，既然清者自清，也就问心无愧了。然而，在诸多的回放中，那个飘着小雪的春节，几乎成了我一个人的“保留节目”。是啊，我是从那儿来的。既从那儿来，便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滋味在心头萦绕了。是啊，不知道这条道走对了，还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