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一代大家启功的书艺道

启功为陈启智书写的例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革”那个动荡而不安的特殊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青年学生陈启智因仰慕和好学开始悄悄虚心求教于启功先生，启功先生回以悉心教授这个难得的弟子，并由此开启了一段长达36年的关于为书、为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情缘。1月22日，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启功教我学书法》一书正式推出，该著作是中国书协会员、书法家陈启智断断续续用两年时间完成的，由此将那一段不为世人所知的故事首次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在启功先生已经离开大家十年光阴的今天，这些故事看来尤显弥足珍贵，也让人们又一次深刻感受到一代大家启功的书、艺、道人生情怀，亲切平易而高山仰止的学者风范。同期，“回报恩师·陈启智书法展”暨《启功教我学书法》签售会举办。

　　把握住字的结构，什么字都能写好

　　对于最初的相识，在书中陈启智这样回忆到：“1969年秋天，学校工宣队、军宣队命令一批‘挂起来’接受群众监督改造的老知识分子和我们这些‘有问题和不求上进’的学生去北郊清河农场参加收梨劳动。一天收工回来，我将草帽挂在窗户上，正准备洗脸，忽听得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说：‘这个‘启’和我名字的那个‘启’一个样。 ’一回头见说话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上前请教名姓正是我们中文系的著名教授、书法家启功。当时师生20多人挤住在一间大破屋里，我和另一名学生睡床铺，所有老师都睡地铺，一个紧挨一个将自己的褥子展开放在麦秸上。我走进屋里发现启功老师的地铺正在‘风口’处，踞大门不足半尺，当即决定将自己的床铺与老师交换，老师初时不肯，说这是工宣队定下来的，私下调换不合适，但在我的坚持下，老师才同意。 ”由此，陈启智每每想起总是对于老师启功深怀一片感恩之心。他说：“也许我对老师的帮助，只有多年前的那么一次换床，但老师对我的帮助却是一生的。在书法上他手把手教我，还旁及古典文学、历史学、诗词等。同时，从生活上也从各方面对我关怀有佳。现在，我写下老师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将我从他那里所学的知识，我的所感、所想都写出来，这是我一生的夙愿。我是用心写出来的。 ”

　　当时，既然认识了启功老师，陈启智便与另两位同学，商议向他学书法，启功也欣然允诺。从此，每天晚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三个书法爱好者围坐在他周围，听他讲课，没有桌椅，师生就都盘腿坐在麦秸垫子上；没有毛笔，就用钢笔或塑料笔；没有写字纸，就遵师嘱去小卖部买小学生用的方格本或横条本；没有教材，全凭老师的言教和示范。几十人拥居一室，漏窗残壁，咳嗽声、打鼾声、洗漱声……但启功却毫不在意，讲得兴致勃勃。陈启智说：“他告诉我们，写好汉字的关键是结构。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只是书写工具不同，把握住字的结构，什么字都能写好。 ”

　　后来启功居住在西直门里南草厂街小乘巷86号期间，陈启智继续在休息日定期悄悄去他家学习，这也是因在那个人人自危、动辄得咎的社会环境中，去学书法什么的，如被发觉，很可能会给启功和陈启智带来麻烦。1976年地震时，启功曾为这所陋宅写了一副对联：“四壁如人扶又倒，一身随意去还来。 ”上联因启功当时患了梅尼埃病(俗称“美尼尔综合征” )总头晕，地震时的墙壁恰似他的状态一样“扶又倒” ，下联则反映出他达观的生活态度。而启功的书法创作高峰也是在这里出现的。“那时，启功老师的许多亲友怕受牵连，纷纷离去，他的居处门可罗雀，冷落异常，每次学习结束，我向老师告辞，他都亲自送我到院门口，依旧是双手抱拳，笑容满面，并且叮嘱我‘下次再来’ 。 ”“当时入室学书法的只有我一个学生，每次我都会带上自己写的字登门求教，老师的教学以鼓励为先，找出一两个说写得不错，然后分析其他字的毛病，并在旁边写一个示范字以互相比较，先帮助我从直观上意识到优劣，而后边讲、边画，在字的左上方画一个小圆圈，这就是字的中心部分。其批改的重点还是结构，他说写字必须先考虑好这个中心位置，这个中心不像其他书法家所说的在字的正中央，而是在字的正中央偏左偏上的位置，就像人的心脏在人体中心的左上方一样，然后将中心部分的笔画写得均匀、紧凑，整个字就有了统领，有了韵味。 ”“那时，学生写出大字报或专栏草稿，也指派老师抄写。在休息时，大家围着老师让他当场写字，书写的内容五花八门，多是实用的，自己的名字、家庭地址什么的。我也请老师为我写几个字。他爽快答应。我首先请启功老师写“蘭亭”二字，他提笔却先写“定武”二字，后写“蘭亭” ，还解释道：“ 《兰亭序》在历史上有许多种临本，冯承素的‘神龙本’最接近原貌，而据说是欧阳询所临的‘定武本’最能体现原帖风骨。 ” ……对于当时生活的点滴，陈启智一一记述着。天津市书协主席唐云来感慨道：“作者通过回忆启功、回忆自己的经历。可以生动鲜活地表现出那个年代的氛围，启功先生抱着怎样的心态、又如何去教他，这些更加深刻地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这段历史。 ”

　　反正这就是启功的书法

　　尤为难得的是，在《启功教我学书法》一书中还展示了几幅“大字报”书作。当年陈启智为了临习书法，曾涉险在晚上揭过启功于“文革”时期抄写的大字报，后将其带回家，关好门窗，在灯下用剪子把字剪下来，贴到小图画本上，由于仓促，所以剪贴多不成行，有的只剩单字。据闻，后来启功回首往事，曾戏称自己的字为“大字报体” ，还表示自己的胆量和气魄都是通过写“大字报”练出来的。启功学书“碑帖并重，尤重临帖” ，最初学智永的《千字文》和“二王”书体，后来又临摹赵孟頫、董其昌笔法，再后学欧阳询的刚柔相济，最后学柳公权，强其筋骨，而贯穿始终的则是“唐人写经” ，特别是“敦煌写卷” 。他自己总结说：“在临习各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融会贯通和独自创造，我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风。我不在乎别人称我什么‘馆阁体’ ，也不惜自谑为‘大字报体’ ，反正这就是启功的书法。 ”将《启功教我学书法》定义为“一本有趣、有料的书” ，该书策划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李勃洋说：“在陈启智记述的行文中，可以看到启功做人的豁达、乐观、幽默，其中透着人生智慧、做人之道。 ”

　　拥有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古典文献专家、语言文字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和诗人等诸多头衔的启功，声望远播、影响深远，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一面旗帜，践行中华传统美德的典范，其原因何在？启功一生尊师重教，曾多次强调：“社会给了我那么多头衔，但我首先是个教师。 ”因此，只要是为学校题字，诸如校名牌匾、学刊名称，他都会立刻动笔，而且分文不取。陈启智认为，启功对学识的认知超过书法，他从不收书法方面的学生，只有古典文学方面的学生。对于书艺方面的慕名求教者，他只是适当指导。“盖因老师认为书法不是单纯展示笔上功夫，而在于综合素养，特别是古典文学方面的功力。多年来，社会上摹写老师书法的人很多，但无一人得其神韵和书卷气，原因即在于字外功薄弱。 ”启功说：书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终写的是人生的感悟、阅历、文化；写字形容易，但雅不易，文化底蕴起决定作用。

　　对于书法，启功重视临帖，更重视自我的创造。启功曾说：“多临几种古代名帖，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就会逐渐改变自己现有的书法。学时人不会有什么出息，只有学古人并且融会贯通，才能大有作为。 ”对于老师的谆谆教诲，陈启智一直深以为戒。2002年，启功90寿辰，他为老师送上一首贺寿诗，启功看后欣喜地说：“你的字有变化，很好。你不想变也不行。你在老师的槽里，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出去了，走自己的道了。这是很奇妙的，也跟你的基因有关系，挺神奇。老师只不过是指道的，具体还要看你自己如何，是个怎样的人。自己奋斗才重要。老师好像雪，雪落下来，盖在石头上就是石头的形状，落在沟里就是槽，可是不能改变你本质上的东西。 ”

　　这是一片多么无私而高风亮节的情怀，其宛如灯塔，照亮人生的航程。天津市著名作家、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姜维群对此表示，“对于启功，从‘文革’初期到改革开放阶段这个独特时间节点的空白被陈启智亲历亲闻的记述有力补充上了，这不仅更加发扬了启功的书法艺术，透过其对人的真诚、对事的态度，亦展现了他做人的境界，更为文化界树立了丰碑。 ”天津市书协顾问王全聚认为，该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对于书法界、艺术界都大有裨益。“除了自身学术价值之外，其所具有的更深意义在于匡正时弊和引导作用。启功先生的故事中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深刻的哲学分析，但用事实回答了一切，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怎样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