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菜花》作者冯德英对读书报忆旧

　　网络时代读者心里的“三花”，江青眼中的“毒草”：

　　《苦菜花》作者冯德英对读书报忆旧

　　冯德英，193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牟平县(现乳山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入解放区抗战小学，9岁当儿童团长，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学员、报务员、电台台长、专业创作员。1980年转业回山东工作，历任济南市文联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等职。　　

　　1958年1月，他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苦菜花》，其后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迎春花》、《山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中短篇作品选集》，电影文学剧本《女飞行员》等，作品被译为俄、日、英、朝、越、蒙、罗等多国文字出版。(照片由冯德英提供)

　　早年写《苦菜花》的时候，冯德英是把纸夹子放在膝盖上用铅笔写；而到了90年代，他的写作工具已经换成电脑，他可以在键盘上熟练地用五笔输入法写作。平时，他也会上网浏览下信息，主要是想借此多了解下民情民意，收发邮件，几乎不在网络上看作品。“我看文学作品，还是看书。”冯德英说。

　　虽年近八旬，他依然精神矍烁，镜片后的双目炯炯有神。

　　“炯炯有神”这个词有点俗，但是用在冯德英身上，最为贴切。电话接通后，他并不希望接受采访，但因我自北京专程到了青岛，他还是答应了见面。

　　我从没想过自杀这条路。我要看看烈士奋斗过的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我希望这个社会能真正走向光明。

　　《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每一部作品后都带着神话般的数字。单一部《苦菜花》，出版50年来已翻译成十种文字畅销1000万册。作为与杨益言、罗广斌、曲波、金敬迈等同时期的重要作家，冯德英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年他写完《苦菜花》初稿时，还不满20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冯德英又创作长篇三部曲《大地与鲜花》；进入21世纪后创作出了“炼狱中的天使”三部曲《天堂之约》、《地域之吻》和《人世之哀》(与阿真合作)。作品中，冯德英以深沉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二战背景下的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通过普通人的遭遇，揭示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

　　他告诉我，“三花”中，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山菊花》，因为较之先前的作品，各方面的准备和认识更为充分。

　　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华丽模仿还是真正有艺术地创作？现在谁去深入生活，谁去考虑现实问题？为什么有些作家趋炎附利追求个人利益？体制有问题。

　　1982年，《山菊花》被改编拍成电影，成为倪萍的成名作。

　　莫言曾在《难忘那戴着口罩接吻的爱》中评价《苦菜花》：“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莫言说，《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冯德英“确实把装模做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莫言说，两性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十七年中我们还有一部《苦菜花》，何况现在，何况将来。

　　《苦菜花》原名叫《母亲》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萌发了写作的念头？

　　冯德英：1950年春天，我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第二年，偶然看到一本封皮已经被搓烂的《洋铁桶的故事》。读着读着，我被书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小说，我这才知道，自己熟悉的生活能用来写成一本书。从此我爱上了文学，如饥似渴地读书。

　　第一次开始练习写作是在1952年，我把自身经历过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一页页记下来，一口气好几万字。可是越写越觉得自己水平太低，表达不出想要表现的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貌。但是思想上又放不下，一想起来心里就非常激动。之后的几年，我压抑着自己的创作冲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和学习。直到1955年，我在执行海防任务的间隙中，对着南海，把纸夹子放在膝盖上，动笔写这部长篇。

　　读书报：您之前并没有其它作品，一出手就是长篇，而且非常成熟。《苦菜花》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版的？

　　冯德英：《苦菜花》是我的处女作，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我出生在山东昆嵛山区的贫苦农家，和其他穷人一样受着地主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当时震憾人心的英雄事迹遍处皆是。我虽然年幼，但是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生长在被敌人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窝”、我党干部谓之“招待所”的家庭里，我接触和交往的干部和八路军战士很多，那些平凡朴素又崇高伟大的人民战士的英雄事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苦菜花》就是以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写成的。

　　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1955年写成初稿后，我寄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给陈沂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指导。后来他批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我很快收到他们的来信，说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但是之后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拖了一年多。在反右运动前夕，才在编辑部的帮助下，完成了修改工作。1958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书报：《苦菜花》的出版，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事件，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冯德英：当时出版后一片欢迎，50年代那批作品，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作家写的，比如马烽、魏巍等，很多人以为我也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我当时回答读者最多的是：你怎么那么小还有这么多生活，能够写出这样的长篇小说？

　　作家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我所在的昆嵛山区，在抗日战争中期基本成了根据地，在战争环境中耳濡目染，童年的印象比较深。这也是我为什么小说中基本上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写母亲、写抗日战争时期妇女经过战争的磨难积极参加到抗战中来的缘故。

　　读书报：为什么那个年代很多人大致相同的经历，只有您写出来了？

　　冯德英：我9岁就参加抗日战争儿童团，只上了五年小学。但是我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听民间故事，好动感情，也比较认真。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大进军时我在电台工作，上了业余的初中，后来到同济学校，慢慢将读书和经历结合起来写作——开始只是爱好，后来就变成追求。我只有一个思想，要写就把整个经历写出来。我感觉写短的东西没法表达完整，后来下决心写了长篇。

　　读书报：写得顺手吗？

　　冯德英：写得很慢。因为文化程度低，想写的表达不出来。我反复地学，读了很多书。虽然没上大学，文科的东西包括社会发展史，历史通史、中国通史都自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准备比较充分。我的信条是，读书破万卷，没有做不到。写作的过程也很曲折，部队的工作很紧张，要执行战斗，我只能用业余时间写，还要背着人，怕被别人指责不安心工作、好高骛远。一开始创作，我就是想表达自己熟悉的生活，此后就一直沿着这个路走下来。

　　读书报：您的作品出版前的修改多吗？

　　冯德英：总政有个创作室，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军旅作家，有徐怀中、白桦、公刘、彭荆风等，王愿坚是我邻居。我的责任编辑是杨昉，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水平很高。编辑部对我帮助很大，他们给我提的意见，我也能很快消化。那时创作氛围很好，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

　　当时我的初稿名叫《母亲》，他们问我能否改个名字，因为已经有高尔基的《母亲》了。我考虑了几天，小说里有关于苦菜花的描写，含义也深，比较新鲜，就改成了《苦菜花》。修改的内容主要是对原稿进行充实丰富，加强描写和人物的刻画。他们认为我描写战争的复杂性写得真实大胆。

　　成名后想盖茅草房

　　读书报：《苦菜花》使您一鸣惊人，给您带来了什么？

　　冯德英：我想回老家盖个茅草房，和百姓生活在一起。可我是当兵的，要服从命令。在部队，我就是写作。给我时间写作是最幸福的事情。《苦菜花》出版得了8000块钱稿费，也是我第一笔稿费，我全部捐给了军烈属。

　　读书报：那时您创作势头很好，因为第二年就完成了长篇小说《迎春花》。

　　冯德英：《迎春花》的写作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新华书店征订要100万册，但是纸张紧缺，只好先印40万册。出版后，这部作品引起了争议，有一种批评，认为我的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

　　读书报：《山菊花》(上、下集)曾获解放文艺出版社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听说这部作品的出版最为命运多舛？

　　冯德英：1963年我写完《山菊花》上册，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看了后说感人肺腑，可是编辑说写得太悲惨，要求改。我说改的话干脆不发，结果书稿在文革前被抄。其实我的小说不是写过了，而是没写够。我是想告诉人们，生活是怎么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的邻居在抗战时期把两个儿子送上战场，儿子们一直没有音信，老人最后上吊自杀。我听到这消息一天没吃饭，写了一百多行的诗，后来在肃反时被搜出来好一顿挨整。

　　直到1972年，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等待“复查”落实政策，单位里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在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不知是不是我的。我一看熟悉的白布旧包裹，泪水夺眶而出。

　　读书报：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怎么评价“三花”？

　　冯德英：写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吧！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也很不满意自己的创作，有些写得太简单了些，生活比小说更复杂。但是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任何作品，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有审美价值，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文革时江青点名批评写了《迎春花》的作者，将“三花”判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以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我也被戴上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对江青发了不少牢骚，在文革期间受了很大灾难。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有三个文化部长都自杀了，我父亲也是文革中在哈尔滨自杀的，我当时在北京，还不能去见他。我从没想过自杀这条路。我要看看烈士奋斗过的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我希望这个社会能真正走向光明。

　　有一位河北大学的教授搞比较文学评论，拿莫言的《红高梁》和《苦菜花》作对比，比较《丰乳肥臀》和《苦菜花》中的两个母亲。不论从风格还是其它方面，两个母亲没有可比性。但是《红高梁》我看了后是基本肯 定的。

　　不违背良心写东西

　　读书报：《雾锁寒冬》(冯德英策划、阿真执笔)是怎样一部作品？怎么想起来自己创作一个剧本？

　　冯德英：这些年我对反映战争的影视剧不满意，一是假，二是胡编乱造，不严肃。我不大接受利益驱使改编影视剧，追求收视率也能理解，但要符合那个时代的基本要求。我希望能从生活出发，认真写一写。后来这几年，我写了电视剧本《雾锁寒冬》。这部作品反映胶东地区抗日战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写出了各阶层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斗争。

　　读书报：您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厚，很多作品都是以家乡为蓝本。

　　冯德英：我很小的时候离开家乡到部队，但是家乡给了我创作的激情和原料。我有幸生活在那片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在我看来，那里满眼都是烈士墓。所以每次回胶东，无论是不是清明节，我都赶去看看。身处顺境时，我想到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想到离家时父母的叮嘱；身处逆境时，更想到家乡父老的期待，心里就充满希望。我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很大，骨子里的人文思想很强烈，创作时总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对苦难乡亲的同情，对各种反动势力的痛恨。1980年我想法回到山东工作，就是为了能时时刻刻接触家乡的土地、天空，常听听乡音。

　　读书报：您对当下关于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有何看法？

　　冯德英：我们现在写的反映战争的作品太脱离生活。文艺作品不能当成单纯的宣传品，也不能违背历史胡编乱造。有些作品老同志看了不满意，明明是老八路开辟的战场，写成土匪。反修时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作家草明说，作家要有良心。大家听了都笑。草明的话在当时不合时宜。但是现在看，不光作家，做人也要讲良心。作为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要有自己的立场，应该重视历史，重视自己出生的土地，不能随便丑化歪曲她。

　　读书报：我们一直没有经典的战争题材作品。您怎么看？

　　冯德英：对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留下来的文化传统继承得太少。我们那个时期的作品，方向是正确的，真实反映了时代，但远远不够丰富不够深刻。像苏联的《第四十一》等，我们现在还是写不出来。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华丽模仿还是真正有艺术地创作？现在谁去深入生活，谁去考虑现实问题？为什么有些作家趋炎附利追求个人利益？大家不满意现状，但这不是群众造成的，是体制有问题。

　　读书报：《雾锁寒冬》是不是一部与时俱进的作品？

　　冯德英：我从小跟着母亲反扫荡，对战争深恶痛绝。为什么我们在艰苦的战争中能坚持下来，我不写英雄壮举，而是想通过《雾锁寒冬》挖掘人性的复杂性。

　　我不是锋芒毕露，但我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写东西。文艺创作应该提倡有骨气。过去鲁迅是我最崇拜的作家，最近我在看苏东坡。古代有些文人当官不成，多发牢骚，苏东坡和百姓骨子里结合在一起，很多名利都置身度外，不为权势折腰。我希望能真正像苏东坡一样百折不屈，到哪都是为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