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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题材诗歌:鸣鞘声里绣旗红(王凤英)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1月30日09:42 来源:中国作家网王凤英

  回顾2014年度军事题材诗歌,试图用聚焦强军梦、文化强军等高频词来概括其文本呈现是不尽准确的,毋须过多强调在驳杂的诗歌生态空间里如何要面对众多角度的路径分支和差异性的观感,便可轻易发现用迥然不同和意料之中作年度综述母语,竟然有着不必言说的默契和神识。喜乐与担忧、成长与矛盾、坚守与悖离同时生长,生命与情感、使命与英雄主义、赞美与痼弊一直在场,而成名诗人创作呈显而易见的散落状态,名不见经传者诗作却往往频有惊喜且颇可期待,这些均成为过去一年军事题材诗坛富于烙印感的诗歌秩序。正如评论家殷实对写诗的描述:“这既关乎社会历史,也关乎语言与文字本身,关乎我们对诗以及原于诗本身的力量的信仰。”(《新诗如何继续成长》) 军事题材诗歌也概莫能外。面对姓“军”的诗歌,姓“军”的诗人们关涉不可覆盖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使诗歌题材指向有了特别选择,纪念性征文、红色历史诗章占据不少篇幅,属于文本本身的诗歌意义在美学的前提下起起伏伏,这就使军事题材诗歌在“身世感”与想象性的存在中必然要被打开、自审。

  一

  就总量而言,军事题材诗歌写作者比从事其他文体写作的人数要多,其中包括军人身份写军事题材诗歌和非军人身份写军事题材诗歌,后者在军事网络写手中更为常见,且在烹文煮字的不同演绎中很容易发现诗人的个性形象。诗无达诂,军事题材诗人在诗里构建起某种力量以展示或对抗来自某种强大的、超拔的存在,是其出发的元气,在用个人的视角和富有温度的生命渴望规定出一个无比理想的秩序来时,注定会在军队“现实感”的图景中融注不谋而合的存在体验。刘立云的《边关苍茫如铁》中写红其拉甫边防官兵“那儿空气稀薄,青草爬不上高坡/但住着一群爬冰卧雪的人”,这种细节开笔无疑为抒写高原“无人区”特殊的地理物象,以及官兵们身心在此环境中遭到怎样的粗暴冲撞、践踏和蹂躏提供了想象。对于小众化、背对时代和胶着春愁秋绪的某些军事题材诗歌写作,也是一个重要启示。诗人一泻千里的澎湃激情和“燃烧的心”,让人想到老兵的《回望营地》、马萧萧的《谁在逼我种惊雷》、东来的《英雄仍在,才有开不败的春天》、赵艳文的《诗意连队》,个体面对地域面貌和军营现实气息生发想象,是以其相似的情怀关注为评判前提的,调门虽有高低、直迂之别,却是一种试图“把亿万年的时光坐成天老地荒”的“雄性的声音”。郭海峰的《高原,那盛开的格桑花》和蓝野的《高原铜像》都是以写高原特殊的地域常见的“雪”、“蓝天”为意象的诗作,因为前者的军人身份与后者的非军人身份使然,呈现的是高原官兵不同视角观照下的表象冲撞与内心体验。赵艳文的《女兵》与兰草的《女兵》共同抢注军营中特别风景的女兵这一热词,展开了迥然不同的情绪刮擦。“枪的呼吸,炮的呐喊/在高原粗犷的血管中奔涌”与“连长的烟刚掏出来/就被烈焰般的空气烧着了”,甚至打量“番号像一组音节/狠狠甩着鞭子”这样充满细节动感的诗句,便粗可知晓诗人是否在剪切基层部队生活的经验抑或有深浅不一的情感观察。一般印象而言,沉溺于自说自话或天马行空是为数不少的网络军事题材诗歌写作者目前的状态,背对生活和时代,面朝个人化心灵鸡汤,几乎可以判定已游离了部队现实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赫义英的《我的2049》将诗人的思路以异想天开的方式打开,保持了诗歌可贵的天真与纯粹的部分,自然生成的玄想空间里拓殖了诗人“连同星星的媚眼和月牙的身段一起献给黑暗之城”的超验体悟。马方方的《马兰,马兰》,通过探究关涉生命意义的动因,纯正了让我们在过往的岁月里欢愉的光辉。商震、朱零在抒写军事题材时保持了对军人传统美学上的敬意,他们均以互文性意义上的密切关联指涉了天然相近的“呼吸”方式。

  二

  程步涛、刘立云、王久辛等已成名的诗人秉承了军队的诗歌精神和气度,依然用诗歌的高度垫高写作的纬度和军事题材诗歌美学的尊严,不放弃更新已成型的诗歌美学观。当然,他们最应当引起关注的不是描摹军事题材世界的表象,而是让“存在现身”。他们摒弃式反映事件,而潜入对象的内部使之“从它自身中解放出来”,让笔下所创造的军人世界替他唱念做打,达至思与境偕、情与心发的天地同参之海拔。他们没有制造更多的玄妙冥想,只对军人这个具象倾注所有可能的心机,直到所描摹对象朝着自己走来,并自行在字句的形神匹配中生长自己。“连石头都被冻伤冻裂了/土壤因冻大面积坏死/而需要给它换一个肾,需要从远方/运来新鲜的泥土/给它们透析,清除血液中的毒”(刘立云《三亩江南》)。在无限扩展感知的边界与人的内心发生了巨大感应与契合,以痛不欲生的文字刻意蹦落一般意义的“修辞”技巧,而营葺内外自然的“相遇”,接通自身延展出来的一条神经纤维,其效果远胜那些颂歌式赞美和浮光掠影式的众多大词汇堆放,远胜歇斯底里的干吼和对气候特征的简单絮叨。诗歌不仅仅传释情感、经验、智识,应有属于诗本身的情感、经验和智识。

  这意味着军事题材诗人的质量有多高,军事题材诗歌的质量就有多高,从老一代的诗人到年轻的诗人都在耐心地刻画或挖掘生命中经久而内在的经验的纹理——不想用“70后”、“80后”或者“90后”这样从生理年龄来界定诗人年龄的划分法,这样划分于诗歌评论者来说省力许多,但并不合适——许多军事题材诗人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保持了语感、语速的奔逸性,不再缩手缩脚,轻松和自由许多。比如康桥、郭晓晔、东来、马萧萧、杨献平、笑伟、纵华政、军中雨巷、赫义英、温青、胡松夏、堆雪、大兵。在现代叙事诗学和军事题材现实基本主题的长期拉锯中,诗人需要保持一个基本主题的基本骨架,而在装饰、对位、音型、速度、调性等方面提炼出比较个人化的节奏和口气。这是军事题材诗歌具有强烈辨识度的标签,诗人只有关心自己以外的军事题材生活和生命观察才是有意义的,国际局势与战争、军队反腐与政治任务、文化与经济所构成的多元化时期,都给军事题材诗歌创作以丰富的题材和热情。如王清涛的《我在等一道命令》,透过军人整装待发奔赴战场的“壮怀激烈”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看到有杀戮、牺牲、流血、仇恨和豺狼这些传统意象。这种写作范式优长在于处理材料时以单一的视点和明确的态度清晰地告白个人的道德标准、价值立场、情感趋向,这样的诗歌表面看起来清晰、明了,直指矛盾的核心、对象的正面,能够很快消解吊诡与奇异的心灵陡峭,获得了诗歌的“统一性”。但这种诗歌的写作缺陷往往会变成简单的誓词,在不期然中标榜所有正义和真理在手,以慷慨激昂的方式粗暴取消了诗歌本身的多样性和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可能。保罗·策兰说过:“诗歌从不强行给予,而是去揭示。”实际上那样做的后果就是破坏了读者沉思、提问与二度创作的可能,遮蔽了事物固有的复杂内容,加速其“揭示”的自我萎缩。这种写作越煞有介事损害越大,且会导致过于关注表象景观在抒情方式和词语上仿写的泛滥。

  在军事题材诗歌的检视中还会相遇一些政治跟进和近代史关键节点的大量吟述、回忆、诉说和抒写,在观照当下、贴近军队当前形势任务中用诗歌的创造力去重新塑造军队新形象。比如宁明的《甲午:历史凝视的眼睛》、郭晓晔的《阳光下的审判》、胡松夏的《甲午》等。他们集体回头触动历史痛感神经的诗歌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反思、比对、痛楚和历史烟云的清晰结合处,制造了堆积如山的沉吟和惊谔的理由,血性充溢的勇士尚武精神、硝烟驱离、文化分检和家国命运搭建出时代情绪、民族精神理想的新图景。想到“火焰吞噬着英雄/邱少云的牙齿快要咬碎/此时 我痛恨敏感的神经/想从身体的内部关闭它/所有的闸门”(康桥《燃烧的歌唱》)的肉体之痛,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个体无以复加的疼痛体验,接受关乎生命与战争、忠诚与价值的可贵坐标。诗人没有了人道尺度,就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精神,没有对同类遭遇不幸、苦难的强烈伤痛之感,自然缺失标示正直的力量和互爱。在这些诗中,个体的经验世界和想象空间得到了有效重叠。

  三

  诗歌虽非单纯理性的产物,不可能取代思想和哲学,但思想哲学的高度却是诗歌应该有而且必须有的高度,对语言文字的诗性追求应该有一种高度自觉的意识,我们在反观军事题材诗歌的历史时,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军事题材诗人最先应该解决语言关,然后才谈得上意象、意境之类。因为从感到的世界到笔下写就的“诗的世界”需要对语言作艰难的提炼、酝酿的考量,必须从普泛的人类感受中提取出真正属于诗的特殊的元素,在现实经验与美感经验中谋求到美妙的平衡,这便是加入审美观照的感性,使诗在“可言之境”找到如歌行板的“无言之境”。好的诗歌会像一把尖锐的锥子扎进人惰性的血管,使之震动、惊奇,获得一种对生活的超常感受。可惜,这样的诗并不是普遍存在,相遇在军事题材诗中颇觉可喜——“在比歌声更远的地方,有一簇火焰/在喊我,有一支枪在喊我/有一段汗水浸泡的岁月在喊我”(刘立云《回到队列中》)。这些诗歌语言的不可复制性使个体生命和语言瞬间打开了,呈现了一种奇妙的心灵震颤。如此看来,诗的含混价值必须有内在的精敏做基础,而直接明白必须有“光明的神秘”,使用复杂感受力带来的诗歌的特殊语言“肌质”,源于对确切表达个人灵魂及感情的关注。这样不能为其他语言转述的言语才是个人信息意义上的“精确的言语”,显然这是带有个人特殊感受力在内的个人灵魂的独特体验。

  有秉持技巧在军事题材诗歌中无用论者,提议诗必须直白一些,对军队和军人的认识或洞察力仅需建立在既定图景描摹和直感的可能性上。但诗歌不是分行的口水句子,它需要变化,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它是艺术,艺术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到的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做到这样,就要有意识抛弃惯常化的照搬,而要从惯常化的围困中突围出来,创造一种陌生化的选择。陌生化体验对军事题材诗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有一部分军事题材诗歌语言一眼就可望到底,如生硬处理政治语而未有艺术转换的过程,激情少见掩饰或克制的态度等。军事题材诗重视语言,融入技艺,使诗歌可供心灵反复体验而不至于在“达意”之后感觉到浓度发生磨损,精敏有效,并无匠气和板滞。比如说军犬的警惕是“目光里长出两枚钉子”,说山峰的高是“已高过天堂/高过神话和诗歌的屋脊”,说重要性就是“坐到我胸前大红花的红上”,“长”、“高”、“红”传达的是诗人生命和情感的涌动,其超拔的力量超越了词语本身。如果还原其表达的原始性,诗的意义便无法从狭隘、琐屑中超脱出来,情绪便少了某些连续性和陌生化效果。语言是有个性的、有温度的,还应该是有生命的,需要用精准的词汇传达出无限的情感可能,它又不只是在词语的选择上,还应遍布于意象、叙述等诗歌元素中。

  真正的军事题材诗永远是超越身份的,更淡化身份,他所关注的应该更广阔、更深刻,比如战争和人性、生命和存在等。但不能回避,甚至还应鼓励的是,军人写诗的庄严感永在,人背叛自己是最难的,但活动半径不能总在庄严上,应化蝶为鹰,飞到天空俯瞰大地,要在天地间建立联系,歌颂应放在跟天地的关系上,跟大爱的关系上,细小的感怀敢于放到更广阔的时代空间里生发。是故,诗人把直觉到的组合成有意味的形式,而没有生命真气的诗歌不可能有语感,没有灌注生命的诗即便致力于语言的精确选择和甄别,一样无用。

  四

  是否有能力将情绪、境界、思想融为一体,抽离无关诗歌的部分,让文字从生命深处以舒适的样子生长,这是诗歌绝不是“到语言为止”的深层动因。军事题材诗歌中词语的密集交锋往往失去并迷失必要的诗意“呼吸”出口,好诗应该在诗歌的主要要素如韵味、意境和情思上呼应读者心灵情感诉求,能够产生共鸣,而军事题材诗歌最大的问题是能否以一种散漫的匠心去经营诗歌,包括意象、声音、节奏、韵味,而不应写得拘谨或三心二意。但不容回避的是撑起一首诗并稳稳地站立在那里的是诗的意境。意境对于一首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卡尔维诺说诗要写得像鸟一样轻,但不要像鸟的羽毛一样轻。军队诗人获得普遍诟病恰在诗的思想清浅、想象贫乏、情感泛滥、意象陈旧及视角模式化、题材同质化。

  重大题材与个人之间如何达到一种诗性平衡,诗须写得舒展、松弛,用毛茸茸的、蓬松的感觉捺到心里去,再长出来,让它有饱满的感情在里面,这样的诗人为数不是很多。比如有程步涛、朱秀海、刘立云、峭岩、郭晓晔、谌虹颖、马萧萧、杨献平等。赫义英诗“醒来却叩不开一块青砖上/被掩埋的剑影刀光/也复原不出一道砖缝里/被尘封的凄凉悲壮/但总有一种情绪/自由蔓延,越过垛口/高高站在风的双肩”(《长城之上》)。“青砖”、“垛口”、“砖缝”这几个意象,在诗人看来并未表达出绝望,他反而用历史的深空意识寻找依稀致敬的震惊,以现实介入能力连线当下军人的使命、责任和精神,传达对历史和现实世界恰当的描述和精确透视,这有别于军事题材诗歌常见的面对内心的感受在更确定对文字进行对应选择时的力不从心或茫然不知所措。

  当然,诗人的思想境界、文化品位、情感素质也是其中非常关键的部分。

  五

  与此同时,在一些军事题材诗人那里感受到比非军事题材诗人更多的担当,这在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相抗衡的决定性力量之外,承担着要为时代和部队建设传播正能量的使命,而不只是个人的行为和个体的精神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题材诗人更应该为诗歌构筑一种应该有的尊严,写自我背后有忘我的视角在里面,要发现美、反映美、传播美。很多时候,翻遍众多军事题材诗人的海量诗篇会发现,有一部分军事题材诗人竟然有着相近的表达方式以及相同词语复制的密切关联。这份巧合正是诗人所面对的共同的军队生活图景所致,但这种结果注定是有害的,军人的兵质、血性的阙如,使一部分军事题材诗人转而关注自我、个人的日常情感和心灵冷暖体验为主体的小情调。但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势必要转换一个足够大的视野,装下关乎整个国家的、时代的命运与军队大题材意义上的密切关联。军事题材诗歌之所以充斥那么多浅显的、直白的、无诗意的、陈旧的、干巴巴的句子和词汇,是无法诗意地处理政治与军事生活,即缺少一种诗意地艺术处理的能力。政治语汇不是诗人的话语系统。无处不在的国家、民族、军事、战争、打仗等词语是需要艺术转换的出现,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诗意入口达至触动人心,最后熔炼为行气贯穿浑然天成,则需耐心和信心。同样写英雄写保家卫国,写能打仗、要打仗的主旋律和爱国的主题,如《那些岛礁》以不容回旋的口气表明立场;而有些诗却如白开水一样,手法单一、直白,用词陈旧、生硬、无意义,直抒胸臆,没有超脱事件本身的叙述,活动半径就是母亲、家人、战场,甚至摒弃或忽略了基本修辞的存在,这种情况在不少军事题材诗中最为常见。再如《那些岛礁》让“所有杀伐之气”毫不示弱,而且“美酒饮尽”的是“最后一次盛宴”,以及“用锦瑟的五十弦填词够不够”壮行,“鼻炎”这个比喻惊世骇俗,诗人巧喻钓鱼岛历史的搁置争议格局被日本单方面撕毁,为战争埋下了祸患;而有的诗情感假、口号大、内容空,以及莫名其妙的矛盾情感转折和不合情理的生硬形象,包括流露出的悲观色调,使一个明朗的主题被轻易地消解了,而且充满了矛盾。总之,语言必然要为诗歌中的比喻提供素材。

  当然,以文害意的表达是可怕的,而诗歌表达的合理性是诗人心灵体验的真正意义,毋须启动与诗性无关的伪情感、伪修辞、伪意境、伪想象以组装诗歌的骨架,它应是心中镜像的勾画并可进入感性阶段的精彩航行。

  军事题材诗歌姓“军”,不意味着可以放低诗歌的标准,诗歌的气蕴,对诗意的发现和表达在于留白,在于粗粝,在于细节演绎和空间感,在于崭新的诗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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