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曾国藩算账，给反腐败支招——访张宏杰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张宏杰著，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一版，38.00元

　　对曾国藩的研究可说是当下的一门显学，但人们对他的关注多集中在其事功和道德文章。而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从曾国藩的收支情况入手，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曾国藩，也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代京官经济生活画卷。阅读这本书，不但使我们对曾国藩有新的认识，也能引发我们很多其他的思考。围绕该书，本报对张宏杰做了专访。

　　十三年京官生涯，怎一个“穷”字了得

　　读书报：您的研究细致梳理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在研究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宏杰：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一家人从小拼命供他读书，希望他通过考学，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去北京参加会试，需要亲戚们东拼西凑才筹齐路费。后来曾国藩读书成功，被朝廷授以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相当于副处级，然而家里人却未曾沾到什么光。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了进士之后呢，曾经衣锦还乡，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临走的时候，他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跟他们告别。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比大舅强一点，也好不到哪去，三间茅草房，东倒西歪。二舅送他走时，对他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外甥你将来如果做外官，我一定给你做烧火夫，就是你让我跟着享几天福吧。曾国藩到北京整整当了五年的官，没有给两个舅舅寄过一文钱。这个二舅最后没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几年后贫病而死。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嚎啕大哭了一场。

　　曾国藩在北京做了十三年京官，十三年当中，他的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字，穷。

　　清代到北京作官，成本高昂，需要准备高额的路费以及到京后租房的费用，所以很多人进京为官前，都要想方设法筹集资本。曾国藩是通过一家一家“拜客”来获得“贺礼”的办法来筹资。他在老家湖南省花了近一年时间，奔走了近三千公里，拜了一千二百多家，其中不光有亲戚朋友家，还有大量无亲无故的商铺和官员，一共收到了将近1500两“贺礼金”。这种“筹资”方式，以前还没有人提及。

　　还有，曾国藩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时，为了保持翰林体统，带了整整七大箱官服上路，但是因为无力负担过高的购置费用，他戴的蜜蜡朝珠居然是假货。出京前，他要仆人买一个“小戥子”，用于称量路上地方官员所送银子的重量。

　　他老人家在做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那时曾国藩已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堂堂副部级，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

　　读书报：曾国藩的官为什么当得这么穷呢？

　　张宏杰：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两白银。清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如果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大致心里有一个数，我们用大米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当时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加上所有津贴换算过来就是25000元钱，每月2080元钱。所以曾国藩没钱的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第二个呢，也很简单，花费大。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全部的经济开支加起来为620两白银，也就是说他这一年的财政赤字是495两白银，相当于99000元人民币。做一年官，赔了这么多钱。

　　读书报：花费这么大！？他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张宏杰：曾国藩毕竟是朝廷命官。在传统时代，不管收入多低，官员都要维持他的尊严和体面。首先住房不能合租，必须是租一个像样的四合院，独门独院，门口挂块牌子，某某官宅。曾国藩房租年支出160两，仅这一项就比他全年工资都高了。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清代礼仪繁琐，随份子比今天多。另外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了之后，你也不能不回请。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给朋友婚丧嫁娶、朋友父母生日送的礼，加起来是70多两白银。他自己请客吃饭用了40多两。这两项加一起就是110多两。第三是买服装的支出。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非常琐碎。春夏秋冬，一个官员的帽子、衣服、鞋都有严格的要求。然而清代没有公款采购制度，你进京当官，这一套都置办齐了，至少得500两到800两。很多京官不得不长期租借官服。基于社交需要，曾国藩买自己的衣服、夫人孩子的衣服花了相当多的钱。另外，交通费支出也十分昂贵，却没有公车、没有交通补助。

　　读书报：这么大的赤字，如何弥补？

　　张宏杰：清代京官弥补赤字的途径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家族补贴。曾国藩家里没多少钱，刚才提到过，他中了进士之后，湖南各个州县几乎都走遍了，四处向别人索取贺礼，攒了1500两白银带到北京，作为他当官的资本。第二是冰敬和炭敬。地方官到北京办事的时候，都要给自己认识的京官送上10两、8两的银子，冬天就让你拿这点儿钱买点儿炭取暖，夏天就买点儿冰消暑，就叫炭敬、冰敬。这个严格来讲是灰色收入，但在清代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规则。第三个渠道就是借钱。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底，家里带来的银子花光了，借了50两才勉强过了年。

　　理学修养助曾国藩“保持清节”

　　读书报：当时很多官员都收灰色收入，为什么曾国藩不这样做呢？

　　张宏杰：曾国藩是理学家，追求道德修养，那么就不能肆意谋求灰色收入。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

　　我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有人送了我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道，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我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条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以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送礼金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发誓学做圣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于是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

　　另外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说服力。有一些京官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来源，就是给地方官在北京办事，谋取一些灰色收入。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钱财。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

　　读书报：通过细究曾国藩经济生活的细节，您有何收获？

　　张宏杰：细节中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这些细节是很有趣，我觉得通过这些细节，我完成了两个“穿越”：一是对曾国藩内心的“穿越”，另一个是对晚清社会的“穿越”。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另外，通过曾国藩，我们更可以直观地了解晚清的政治与社会。通过观察曾国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库”，如何拒绝和处理下属送来的礼品，我们可以观察晚清官场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这种观察常常可以澄清许多流传甚广的误解。比如所谓“陋规”，它的产生是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尽入私囊。事实上，它是晚清财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读书报：曾国藩之所以没有沦为贪官，他的理学修养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是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的。这给我们什么启发？今天官员的道德提升能否从中取资一二？

　　张宏杰：是的，中国古代官员和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古代官员都是三榜进士出身，浸淫于孔孟经典当中。儒学对他们的人格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明清两代清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理学信徒。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它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

　　晚清的曾胡左，都精研理学。胡林翼晚年皈依理学，“立定志向，在‘理’路上做人，不做不休”，有“人生晚节末路，不可一毫失著”之愿。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等人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所以官员有没有信仰，对他的人生选择是很重要的。没有其他信仰，那么只能信仰金钱了。

　　高薪能否养廉？制度如何反腐？

　　读书报：书中详细计算了清朝官员的官俸收入，指出官员腐败现象与收入低分不开。以此观照当下，收入低是否是国家公职人员贪腐问题的原因之一？收入低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贪腐？

　　张宏杰：低薪不一定导致贪腐。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低薪制，但是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会有个别清廉官员出现。但是，从大数据来看，收入过低，同时又没有朱元璋那样极为强硬的高压铁腕的反腐措施，则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登峰造极。这两者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巧合。如果合法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大多数官吏的选择必然是贪腐。

　　以曾国藩的收入为例，每月两千块钱，在北京能生活吗？不可能。我们今天在北京生活的人，一个月至少也花两三千块钱吧？而且，今天我们一个家族，男女双方都有收入，曾国藩一个月两千块钱，可是要养活老婆孩子一大堆人。做官赔钱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现象，这是当时京官的普遍现象。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低薪制，还有无薪制时代。官员们都是靠对老百姓吃拿卡要活着。这种低薪制和无薪制，反映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谋取灰色收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开足工资还要大。

　　读书报：近些年主张“高薪养廉”的呼声很高，那么，“高薪”真能“养廉”吗？“高薪”之外，“养廉”还有哪些必要的措施和政策？

　　张宏杰：高薪并不一定能养廉。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把薪水提高到让官员们光凭薪水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就行。

　　中国历代为什么大多实行低薪制呢？因为历代政府都想把控一切，导致官吏队伍人数过多，国家财政负担不起。所以高薪，或者说提高薪水养廉的前提，是政府放权，同时削减公务员队伍。如果把公务员队伍削减掉三分之二，同时每个公务员的工资涨上三倍，状况可能就比较合理一些。这是高薪养廉需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前提条件之二，是有效的监督机制。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但是不知道，新加坡与此配合的，还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治腐败。事实上，世界上清廉指数高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新闻媒体等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严厉的。比如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位于九龙塘的大宅内，涉嫌有面积接近两百平方米的违规建筑物。媒体接到报料后，一大早就把唐英年的宅邸包围得水泄不通。更有几家媒体居然租用多达9辆吊臂车从“高空”拍摄宅内情况，“直捣唐穴”。有这样无死角的监督，高薪养廉才会起作用。要不然，高薪只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一些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息透明。自1995年起，瑞典在“清廉指数”、“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环保成效”等国际排行中，一直名列前茅。原因是从1776年，也就是中国乾隆四十一年(那一年和珅被乾隆任命为户部侍郎，开始步入政治高层)起，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从那一年开始，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这个传统延续至今。任何人想了解国家领导和普通官员的收入，都可以直接给税务部门打电话咨询，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向你提供数字，并不查问你是谁。

　　19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先后制订了财产申报法规，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对于限制灰色收入，遏制公权腐败有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