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瑾:爱，让我重译《追忆似水年华》

　　徐和瑾，1940年出生，翻译家，复旦大学法语系教授。主要译著有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塞利纳的《长夜行》、莫迪亚诺的《地平线》等。自2004年开始以一己之力翻译现代主义经典巨著——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至今已出版前四卷。

　　印 象

　　优秀的翻译

　　作品是“磨”

　　出来的

　　如果你见到徐和瑾先生，恐怕很难会把眼前这位儒雅的老人同普鲁斯特、莫迪亚诺、左拉、莫泊桑等诸多法国文学家的名字联系起来。他就同大学校园中无数老先生一样，和蔼、谦逊，与人交谈时始终面带微笑。当得知他将无数经典法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人们不禁会发出啧啧赞叹，这赞叹有对老先生才华的钦佩，更有对他将这么多优秀作品介绍给读者而表示的感谢。

　　作为翻译家，徐和瑾先生习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对于他来说，书房就是“战场”。当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被翻译出版之后，拿到这本书的读者很少会想到，如此精美的文字，就是在这样的书房中被逐字逐句译成汉字，被读者争相传阅的。

　　徐和瑾先生今年已经75岁高龄，作为著名翻译家，他翻译了无数法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他独自翻译的法国文学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备受关注，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卷作品翻译完成出版。因此，徐和瑾先生也成为中国无数普鲁斯特的读者心中的偶像。他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读者写来的邮件，询问他作品翻译的进度，打探新一卷作品的出版时间。还有很多“追忆”迷，在网上建立了“普鲁斯特”和“追忆”贴吧，在贴吧中，徐和瑾先生独自翻译这部作品的情况，一直都是人气最高的话题。

　　“普鲁斯特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他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一直是中国文学界喜爱的作品，小说中很多优美的名篇佳句都已经成为经典。”徐和瑾先生认为，这也是这部作品令文学爱好者推崇的重要原因。

　　徐和瑾先生把独自翻译《追忆似水年华》视为自己翻译生涯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形容他的翻译过程是“磨出来”的，他把常年严谨的治学态度带到这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对原著中任何一个模棱两可的单词，他都要查遍资料，甚至在每一卷作品出版之前，他都要自行反复校阅通读几遍。如今，《追忆似水年华》已出版了四卷，剩下的后三卷还在翻译过程中，他希望自己翻译的全套作品能够早日面世，这不仅是他的心愿，更是读者的心愿。

　　法语教学成就了我的翻译事业

　　记者：作为资深的法语翻译家，请您向读者介绍一下，您如何走上法语专业翻译研究的道路？

　　徐和瑾：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那时候叫上海外国语学院。最初学俄语，后来又学了捷克语和匈牙利语，但这些语言都没能成为我的主攻方向。我毕业后进了复旦大学当老师，教了两年俄语。因学校要开设法语专业，又派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在“上外”，我第一年听一年级的课，一位教师说高年级教师配置好，建议我去那边，于是第二年我就到三年级听课。但好景不长，听了一个月，学生就被送去参加“政治运动”了，我只好回二年级的班里。一个学期后，参加“政治运动”的四年级学生回来，我就回到四年级的班上去学习。

　　1970年，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在复旦创办了法语专业，开始正式教授法语。1978年，我去法国进修，也由此确定了自己在语言研究和文体学方面的学术方向。当时接触了法国现代主义作家塞利纳和普鲁斯特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文体上独具特点，我也对他们的作品发生了兴趣。

　　记者：在当时那个年代，选择从事外国语言研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吧？

　　徐和瑾：我父亲过去在上海的美国公司工作，后来去了香港，又移民到加拿大。那个年代我虽说有这个“海外关系”，但对我影响并不是很大，还算顺利。我记得1970年在奉贤干校，我晚上躲在蚊帐里看勒布朗写的亚森·罗平探案集《813之谜》，这是著名翻译家陆谷孙教授送给我的，陆教授是《英汉大词典》的主编，这本书是他父亲的藏书。这种侠盗小说，在当时觉得特别好看。在干校时，系里的组长来跟我的邻床(现在是我楼下邻居)打听我在看什么书，还好他没有“出卖”我，否则我至少得挨批。1985年我出了第一本译作——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是三人合译；紧接着出的第二本译作就是《813之谜》，也是合译。其他很多法国小说我都读过，也正因如此，我在给大学四年级学生上精读课时，能够自己选编一些法国19世纪、20世纪作家的作品片段，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文，发表在《法语学习》上，共有十来篇吧。

　　记者：在您翻译的众多法国文学作品中，有哪些作品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和瑾：在翻译了《交际花盛衰记》之后，我又陆续翻译了米歇尔·代翁的《一辆淡紫色出租车》、让·皮埃尔·韦尔代的《星空：诸神的花园》和《思考宇宙》、芒迪亚格的《黑色摩托》、塞利纳的《长夜行》、安德烈·莫洛亚的《普鲁斯特传》、拉巴雷尔的《杜拉斯传》、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和《梵蒂冈地窖》、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左拉的《娜娜》、杜拉斯的《英国情妇》和加缪的《局外人》《鼠疫》等。

　　这些翻译作品每部都有不同的风格，很难说哪一部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我是法国普鲁斯特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也是法国普鲁斯特之友协会会员，从2005年开始，我同译林出版社合作，陆续翻译出版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新译本，应该说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很重要。

　　记者：普鲁斯特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法国作家之一，他所写的《追忆似水年华》也有很大影响，您如何看待普鲁斯特？

　　徐和瑾：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最早介绍普鲁斯特的人之一。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文字，那种连贯不断、犹如一个套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打开的文件夹的描述性语句，是他最令人着迷的地方。1982年，我曾经写过《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文发表在《外国文学报导》上，当时被视为有开创性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他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比如句子如何结构、意义表达如何既主观又精致有序，并非纯粹的胡思乱想。这些都是普鲁斯特的迷人之处。

　　普鲁斯特希望所写的就是读者所想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重译《追忆似水年华》？

　　徐和瑾：我觉得，普鲁斯特一生实际上只有这一部著作，其他作品都是在为《追忆似水年华》做准备。他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非常重要，而《追忆似水年华》更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我之所以开始独立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是缘于偶然。当年我给浙江文艺出版社翻译了《普鲁斯特传》，它的本名叫《寻找马赛尔·普鲁斯特》，翻译后改成《普鲁斯特传》。我对出版社的编辑说：是不是后面应该附一个《追忆似水年华》的内容提要？编辑同意了。我就把法国出版的内容提要翻译了出来，一共有五六万字。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变故，这五六万字的内容提要最终没能随着《普鲁斯特传》出版，而在翻译内容提要的过程中，我发现旧译本里面的译名有许多不统一的地方，因此，我萌发了重译的念头。我和推出第一版《追忆似水年华》的译林出版社沟通，他们专门把我拉去开会研究这件事，决定重新翻译出版。如果非要让我找出一个重译的原因，那只有一个字：爱。

　　记者：您现在重译《追忆似水年华》的进度如何，重译本与之前的译本有哪些不同？

　　徐和瑾：目前已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前四卷。当年的旧版中文译本由15位译者合译，我在翻译中发现，那个译本在对原文的理解方面有不少问题，语言风格也不统一。我在翻译中也有许多问题，好在我的法国朋友专门从事普鲁斯特研究，涉及一些不好理解的问题都由他来解答。另外，小说中的一些句子，如不加注释，就无法理解其含义，因此新译本增加了不少注释。由于这部小说内容十分丰富，为帮助读者理解，我又在各卷的译后记中作了详细分析。普鲁斯特希望他所写的也就是读者心里想的，我想读者看了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记者：这个过程中您觉得难度大吗？

　　徐和瑾：重译工作可以用“难得不得了”来形容，因为这部小说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具备较为广博的知识。比如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字面的意思，文中的句子应该怎么理解。比如翻译第三卷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诺查丹玛斯预言诗中的句子，如果你不了解，就很难翻译。其次是根据文字引申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人物、一些事情，要作注释，所以这两卷里面注释也非常多。比如第二卷中提到巴尔扎克对桑达的过分吹捧、尼采反对瓦格纳等，都有出处和典故可查，中国读者对这些可能不是很熟悉，因此需要加上译注。第三个问题就是对作品整体的理解，我并不希望读者都按照我的意思来理解，但希望这些工作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记者：您提到法国朋友对您的重译工作帮助很大，能具体谈谈吗？

　　徐和瑾：我指的是我的法国朋友米伊，他长期担任巴黎第三大学普鲁斯特研究中心主任，搞了十几年普鲁斯特研究，现在还在编《普鲁斯特学刊》。仅在翻译第一卷时，我就向他提了六百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是我把句子写出来，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而是写出句子之后，还要把我的几种理解方式写出来，由他来选择正确答案。当时电子邮件还不是非常普及，我每次问题写好后都要打印出来，寄到法国，米伊在上面回答好了以后再寄回中国。这样的信来来回回有十几封，确实是很苦。

　　记者：《追忆似水年华》在文艺青年中备受推崇，您对这种现象如何看待？

　　徐和瑾：这当然是好事，现在年轻人的品位比我们当年进步太多了。不过，我也发现有些非常流行的误解。比如，现在的读者和媒体都把《追忆似水年华》理解为一本美文荟萃，好像读它就是为了欣赏美文。其实读完第一、第二卷，读到第三卷你就会发现：头两卷里马塞尔回忆自己小时候对上流社会的看法，觉得一切都很美好，写出来又优美又浪漫，第三卷马塞尔长大了，对上流社会的沙龙文化有了怀疑和批判，他越是在社交界取得成功，就越是对社交界失望。此外还有大量篇幅是他对当时的艺术与文化的评价，褒贬现实的成分多，纯抒情的部分越来越少。

　　翻译家应该传达作者声音

　　记者：莫迪亚诺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是他的《地平线》的翻译者，您是否接触过莫迪亚诺，他对您翻译的作品有何评价？

　　徐和瑾：我本人没同他接触过。不过，我译的《地平线》的译后记，曾被译成法文，由法国出版社给莫迪亚诺过目，莫迪亚诺对我译后记中的看法没有异议。如我提出《青春咖啡馆》应该译成《迷惘青春咖啡馆》，就得到了他的认可。至于他对我翻译作品的反应，我就不得而知了。

　　记者：目前法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反响如何？您认为法国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徐和瑾：法国文学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至于最迷人之处，因作品各有特点，读者各有所好，不能一概而论。从我来说，年轻时喜欢情节曲折的小说，如《三个火枪手》，当时看的是简写本，后来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俄语时看了俄译本，还看了续集《20年之后》，到复旦大学工作后又看完另一续集《布拉热洛纳子爵》。《基度山恩仇记》也是情节曲折的法国作品，我当时是在上海图书馆看的，去了四次才看完。我译的小说中，《交际花盛衰记》和《漂亮朋友》就属于此类。1978年至1979年，我在法国进修时，又对塞利纳和普鲁斯特的小说发生了兴趣。因为从文体风格来看，前者使用巴黎郊区工人的大众法语，后者则是长句众多，而我当时正好把法语文体学作为研究课题。

　　记者：中国读者早前接触最多的是傅雷先生的法国文学翻译作品，您翻译的作品也有自己的风格，请问您如何看待“翻译风格”，又是如何给自己的翻译风格定位？

　　徐和瑾：傅雷先生的译作是读者十分喜欢的翻译作品，但他无论翻译哪位作家的作品，译出的都是他傅雷的风格。我因为研究的是文体学，因此觉得译文的风格应该尽量接近原作的风格。2014年上海书展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就曾经谈到，译者要有原作的行文节奏，翻译家是原著作者的声音，也就是说译文要表现出原作的风格。当然，与此同时，译文也应该通顺流畅。我觉得译作不应该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另外译者的情况各不相同，译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完全一样。

　　记者：您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一向追求严谨，包括地名、人名的考据，但是也有读者认为文学翻译只要把故事讲清楚就可以了，您为什么要追求这些细节？

　　徐和瑾：文学作品有虚构的成分，也有真实的部分。有些地名、人名，就应该如实译出。另外，法国不少文学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地点在巴黎，而他们所到的街道和活动的范围，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能马虎的。

　　记者：很多文学作品翻译者会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加工，作为文学翻译家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和瑾：我觉得翻译如同走路，能笔直走就直译，不能笔直走就转个弯，也就是意译，译出其意思。至于理解，只能是正确理解，而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作者。

　　徐和瑾自述 假如不做翻译，就去研究科学

　　我在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理科，如果不是进了上海外院学了俄语专业，我很有可能就是个出色的理科生。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组织制作过一架滑翔机。当时学校组织模型比赛，因为我在中学里曾经搞过飞机模型，于是就跟几个同学一起鼓捣起来，最后做了一个好几米长的滑翔机模型，放在宿舍楼边的操场旁，很多同学都爬到飞机上去照相。前几天，我找到了当时的照片，扫描进电脑，希望永久保存。当然，那只是模型，是飞不起来的，如果真的能造一架能够飞起来的飞机，那我肯定就会换专业了。

　　我对一些理工类的学科一直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给上海的《科技画报》翻译科普文章。那时大约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科技画报》希望找一些能够翻译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的译者，我就试着翻译了一些文章给他们寄去。很多同学都很吃惊，我一个俄语专业的学生，怎么能懂东欧语言呢？就连《科技画报》的编辑也不太相信。其实过程是这样的：我那时喜欢集邮，偶然一次机会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一本匈牙利出版的集邮杂志，上面有一则“征友”启示。我就拿起笔，给那本杂志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一名中国学生，希望结交一些国外的集邮爱好者。没想到杂志很快把我的联系方式刊登了出来，于是有几位东欧的朋友开始和我写信联络，交流集邮的感受。从那之后，我结识了不少东欧的朋友，大家互通信件的同时，也锻炼了语言能力，我也因此先后学习了德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

　　后来，《科技画报》的编辑了解到这个情况，给我寄了很多匈牙利的科普类杂志，让我翻译一些科普类的文章，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在翻译这些科普文章的过程中，也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很多理工学科的常识，让我更加喜欢科学。所以，我有时会和朋友们讲，如果我不搞翻译专业，那我一定去搞科学研究，科学实在是很让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