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鸣：人艺不应该只追求高票房

　　最高票价从880元降到680元 平均票价近半年下行

　　任鸣：人艺不应该只追求高票房

北京人艺第四任院长任鸣

濮存昕出演北京人艺2015年新戏《万尼亚舅舅》

年轻演员班赞和王雷出演《理发馆》

　　每年1月中旬，北京人艺照例发布全年计划。1月12日，一份2015年演出计划新鲜出炉，此时距离第四任院长任鸣上任整整7个月。半年多来人艺舞台似乎并不“太平”，《雷雨》笑场掀起戏剧界“地震式”讨论，《公民》上演引发版权之争和家族抗议，这些纷争似乎至今无解，但任鸣在上任之初埋下的伏笔，却悉数在这份新年计划中一一解扣——减产转型管理；有原则有底线地做事；让演员不只是明星，让导演排想排的戏；经济干净，没有私心；人艺不应只为了票房，人艺话剧的高度就是中国话剧的高度……

　　人艺票价：去年下半年开始是往下走的趋势

　　北青报：记得上任之初，您表示为了院长这个新“角色”已经推掉了院外6部戏的邀约，而在人艺今年的演出计划中，您自己的新戏也只有和冯远征联合执导的《司马迁》，一年半部戏对于曾经在50岁时写下“万般与俺没关系，把戏排好便可以”的您来说，有没有遗憾呢？

　　任鸣：这半年来我确实有较大的调整，过去作为副院长我是以导戏为主，管理并进，但导戏多一些。可现在工作要求我加强管理，服务剧院、服务艺术家、服务观众，所以减少排戏是必然的，上任这半年又推了将近五六个戏。说心里话，人家请我排戏是抬举我，而且有些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从心底感谢。所以我坚持一个原则，如果人家请我帮忙提些意见，且前提是不给任何报酬，我都尽量答应，以此回报人家。

　　北青报：今年公布全年计划的媒体会就好像您一个人的单口相声，随口讲了很多幕后故事甚至是陈年旧事，仿佛每一部戏都在您的脑子里，作为一院之长，需要管得这么细吗？

　　任鸣：我从一上任就面临制定2015年的计划，就需要看很多剧本，一般一出戏如果决定排演，我会反复看很多遍。当然主导一出戏的还是导演，在充分尊重导演的基础上，包括剧本的修改、演员的确定，我都会帮他们去想，我也应该了解。

　　北青报：往年人艺发布年度计划时，都会同时公布前一年的场次和票房，但今年却破天荒地只公布了场次，回避了票房，之后您也强调，人艺今年不重票房重好戏，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鸣：我们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人艺的票价是往下走的趋势。我们已经将最高票价从880元降到了680元，而且这个区间的票也是少量的。人艺的目标是出好戏，更要让观众看到好戏。当然好戏是什么，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有一个标准是不变的，就是人艺不应该只追求高票房。

　　拒谈笑场：不希望因个人言语不当给人艺造成损失

　　北青报：去年《雷雨》笑场事件时，杨立新盛怒之下曾放言，“这样的公益场不演也罢”，而这好像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不知剧院今年会因此而减少公益场的场次或提高公益场的门槛吗？

　　任鸣：公益场更多的是针对学生，毕竟年轻的朋友是戏剧的未来。目前没有减少公益场的计划，依然是每出戏都有，现在票房非常好的《万尼亚舅舅》也设了公益场，这是人艺必须做的。

　　北青报：好像没有从您口中听到任何关于笑场事件的只言片语？

　　任鸣：其实过去我也说得少，现在有些事情容易被吵得很厉害，原来我是导演，说得少是不想被人误解，现在则是特别不希望因个人言语的不当给人艺造成损失。我现在的心态是服务还来不及呢，上任时我给自己六个字：稳健、务实、奋进，我希望自己不要急于求成，做事不要急躁，更不要浮躁，真正做到像曹禺先生说的“骆驼坦步”。我现在无论做事还是表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是人艺的最高利益，这与过去可能不太一样，一切以此为重。

　　B组之殇：我能理解观众看完B组后

　　可能不满足，但剧院必须这么做

　　北青报：杨立新、冯远征今年都将有导演新作问世，虽然您也说“演而优则导”是人艺的传统，但这样的“跨界”与人艺盛年导演的缺失有关吗？

　　任鸣：人艺历来有这样的传统，刁光覃、蓝天野、苏民、顾威等原来都是优秀演员，后来皆以导演身份为剧院导了很多戏。演员转行导演的优势是重视表演，对表演的要求高，这是一个应该继承的好传统。杨立新和冯远征首先是好演员，另外他们对导演也有兴趣，他们这些人其实不缺表演的机会，但兼顾导演可以让人艺的导演风格更丰富。人艺现在的导演大都是学院派，其实不单单只是学院派可以做导演，张艺谋、顾长卫都是如此，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开辟了这条路之后，只要有兴趣、有才华的演员都可以来尝试也未尝不可。这是从大局考虑，我希望人艺是一个好的平台，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在此充分展现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这也是人艺的责任。

　　北青报：人艺的“中生代”，比如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等人都已面临退休，虽仍有何冰、吴刚、王斑等人支撑舞台，但新的舞台中坚尚未形成，对此剧院有长远的规划吗？

　　任鸣：跨年演出的《我爱桃花》就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演员、去年才进入剧院的王佳骏接演了于震的角色。从剧院的角度，当然如何增加演员收入是很重要的一块，可为他们提供机会或许更重要，要让年轻人觉得这个事业可以有施展的空间。作为一个剧院，出人跟出戏同样重要。但人才如何培养，天天办培训班肯定不行，必须要让他们登台，给他们机会。包括青年演员中的班赞，他对小剧场导演有兴趣，今年就给他机会。当年于是之、刘锦云他们培养我，就是有外国导演来排戏，无论是《海鸥》还是《哗变》，都让我做副导演，甚至让连职称都没有的我进入艺委会，年纪小小就有参与和担当意识。正是这些做法让我受益良多，我也希望将其延续下去。当然有些体制问题改变不了，但能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

　　北青报：固然应该给年轻人机会，但《小井胡同》的演出，就有观众走出剧场后说这戏的演出效果低于舆论造势，实际上他看的是B组。对于观众而言，演出效果才是王道，至于剧院的考虑可能都是弦外之音。

　　任鸣：一定要给年轻人机会，你永远不让他演，他永远没有机会，人不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吗？就像运动员，他可能输了这场比赛，但这也是一个积累，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我能理解观众看完B组后可能不满足，但剧院必须这么做，并且一直是这么做的。观众看B组，其实看的是人艺的未来，我们会在售票时告诉观众哪场是谁演。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再研究，如何既培养了年轻演员，又不影响演出质量。

　　北青报：您自己当年独立执导的处女作成功吗？

　　任鸣：幸运的是我自己独立执导的第一个戏是苏联的《回归》，那是1991年，虽然演出场次不多，但饰演老太太的宋丹丹获了“梅花奖”。这当然不是我的功劳，是丹丹本身很优秀。后来虽然我的戏中冯远征、王斑都得了“梅花奖”，但《回归》中丹丹的获奖给我的触动和激励最大。

　　剧院招新：人艺缺大青衣，但这可遇不可求

　　北青报：人艺青年演员中的王雷、于震、谷智鑫等人的影视片酬其实已经超过了人艺中生代的这些艺术家，不是剧院子弟，也非学员班培养，如何能让他们像濮存昕这代演员那样，无条件地撑起剧院舞台？

　　任鸣：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在进影视前都演了大量的舞台剧，都有一种人艺人的荣誉感。去年王雷在繁忙的档期中出演了《理发馆》，他是非常珍惜人艺名分的，他们对剧院也是有责任感的。虽然很忙，但不管外面片酬有多高，人艺是他们事业起步的地方，哪怕酬劳与影视抗衡不了，但这份情感最可贵。

　　北青报：眼下人艺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演员招选，您本人也是从多年前开始就年年参与，人艺对新人的选择有自己特别的标准吗？

　　任鸣：人艺在挑选演员时确实有自己的标准，我们不是全招漂亮的，一水儿的小生，我们注重的是表演的潜力。另外台词要好是第一位的，但不一定非得是京味儿语言。一试考官是以知名演员为主，二试是老艺术家坐镇，三试时院领导才开始参与意见，而且每年没有指标说必须招几个人，去年就进了一个，也有一个都不进的时候，今年报名的就有150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人艺缺大青衣，但这可遇不可求，这些年我们招来的演员行当是很多元的。

　　寻找剧本：一拍即合最好，不能“包办婚姻”

　　北青报：今年的大剧场新戏中，《万尼亚舅舅》、《贵妇还乡》、《人民公敌》这样的世界经典占据了半壁江山，您也说作为国家级剧院是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的，这是否意味着世界经典将成为剧院今后的重要板块？

　　任鸣：这些戏都是世界戏剧文化的财富，经典中的经典是一个剧院不可或缺的，人艺在“文革”前也排过《三姊妹》。不过虽然经典必须有，但原创更难。今年三部大剧场原创新戏的作者，他们的作品过去都没在人艺上演过，他们中有年纪长一些的，比如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但《食堂》的作者苑彬只有30多岁，我们延请名家，也有责任培养有创造力的年轻编剧。

　　北青报：姜文为了好剧本，但凡碰见会“写字”的都不放过，您也是这样吗，碰到作家也是广泛邀约？

　　任鸣：我是广泛地寻找作者，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我都同样热情，今天他可能没名，但写完之后说不定就一部成名了呢。我只看好作品，不重名气，我们也碰到过名家作品拿来后不适合剧院的。剧本不是找就能找来的，有时也靠一些运气，但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前不久我在西安参加活动时碰到著名电影编剧芦苇，我们聊话剧聊得很投缘，我也向他表达了写话剧的邀请。莫言的《我们的荆轲》也是一次开会时碰到聊起的，这种事能不能成其实也是缘分。一拍即合最好，不能“包办婚姻”。另外，杨立新、冯远征导演的作品也都是他们约来的，再加上小剧场制作人制，人艺演职员都被调动起来了，一旦碰到感兴趣的题材，创作者所有的能量和热情都会燃烧。

　　北青报：前几年人艺启动了“诺奖计划(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或获奖作家的作品陆续搬上人艺舞台)”，但是近两年的新作中“诺奖”标签好像没有了？

　　任鸣：其实我们有个顾虑，就是怕被说成“诺奖”情结太重，或是盲目崇拜。我们可以排“诺奖”作品，但不用刻意贴标签。

　　文/本报记者 郭佳 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