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寻访邓友梅

本文作者与邓友梅合影

　

　　一

　　邓友梅先生将他的虎皮鹦鹉带到北戴河创作中心，每天把鹦鹉挂在院子里的一棵茂密的核桃树上。正是夏日，核桃树绿荫披纷，结果无数，以至于枝条弋地。

　　我和邓先生聊天的窗子正对着那棵大树。透过窗子可看到挂在树枝上的鸟笼。谈话就从鸟儿开始吧。

　　“这是只什么鸟？”

　　“虎皮鹦鹉。”邓先生笑：“放在家里没有人照管，我只得把它带过来养。”

　　“每天都挂到外面？”

　　“晚上，或者下雨天收回来。被雨淋了，易生病。”

　　“我知道鸟也会感冒的。”

　　“是的。着凉了，就会生病。”

　　二

　　我手头有一本《那五》。在访问前，我先把《那五》这本小说集里的《寻找“画儿韩”》、《那五》和《烟壶》等小说，通读了一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小说刚发表时，也读过。可那时年轻，所写生活又离我们较远，因此不易记住。

　　我选择中心一侧的小花园高大柏树下的雕花铁椅上去读。午休时分，那里十分安静。花园里有十余株柏树，已十分茂盛。碎石地面十分洁净。

　　极喜欢这座小花园。刚来的时候，我就相中了这座花园。心中盘算：在未来的十天里，我会每天下午坐在那里，静静地独坐，并趣说，“是我家的客厅。”我有时整整坐一个下午，读书，读《那五》，眼睛酸了，就抬头听蝉鸣，听风声，听水声(有一个小小的流动的水源)；看花，不远处一荷池，极小，有荷几枝，开花几朵。

　　下午三点多钟，小花园里的柏树漏下斑驳的阳光。阳光是强烈的，而树的阴影下，是阴凉的。我坐在镂空的白色铁椅上，头顶上蝉鸣如嘶。一只近处的老蝉，长鸣聒噪；稍远的一只，则短促吟唱。整个花园，空无一人，只一女清洁工在擦拭着一切：石凳、木椅、灯柱及地上起装饰作用的彩石……院门外，不时有汽车驶过。花台上的美人蕉和太阳花，开出浓烈的彩色。我坐在花园中，享受这午后的一个人的寂静。

　　头顶上的蝉又嘶鸣了。夏日的一切的昆虫进行着它们的吟唱。

　　我读着《寻找“画儿韩”》，再次重读的感觉依然饱满有趣。甘子千、画儿韩，以及盛世元几个人物都极其鲜明生动。特别是关于假画卖、烧、赎，一波三折，妙趣横生。实在是一篇让人叫绝的短篇小说，堪称短篇之典范，也是京味小说之代表作品。说到京味小说，我对邓先生说，评论界一般认为，新时期邓友梅、林斤澜、汪曾祺为代表作家。其实，严格地说，您才是正宗的京派。汪出生于江苏高邮，写的生活多以高邮为主，语言也不是北方方言，而林呢，温州味也重，虽然汪、林也写了不少以北京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而您，出生在天津，十几岁就到北京来混，笔下是北京味最重的作家。

　　邓先生认真听着。对这个观点，我自认为他基本认可的。

　　三

　　决定访邓先生，纯属偶然。

　　到北戴河，才知道邓先生也在此。因有写《汪曾祺传略》的计划，邓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一直与汪在北京市文联同事交往甚多。之前林斤澜等没有访问，已成遗憾。

　　午后我见到邓先生，先送给他一本《忆·读汪曾祺》，在他的小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说，想写《汪曾祺传略》，有时间请先生谈谈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与汪的交往，及“文革”中汪从张家口回来的情况。邓先生说，可以，只是年纪大了，许多事情记不清楚，不知我想了解些什么？我说，到时候我列个提纲吧。

　　晚饭后，我坐到核桃树下。过了一会儿，邓先生从外面散步回来，也坐到树下的铁椅子上休息。又有人围过来合影，先生尽力配合着。之后先生说，一个下午都在看我送给他的书。我想，是汪曾祺这个老朋友在吸引着他。他对我说，要是访问，上午十点钟之后，下午三点钟以后，去时先打个电话更好。他又说，年纪大了，许多事不记得了，不知道具体要谈什么？我说，我会拟个提纲的。又有人过来合影。过了一会儿，邓先生起身走了，说，我回去了，马上来人又要照，我受不了。我知道，年纪大了，相机一照，闪光灯一闪，眼睛受不了。

　　邓先生拄着拐杖，一步一步上台阶，回房间了。

　　四

　　“您在书中写道，酱豆腐肉，这是一种什么做法？”

　　“用臭豆腐的卤子，炖肉。”

　　“放臭豆腐卤吗？”

　　“也说不好，可能要放一点。不会太多，至多半块吧。”

　　“什么样的肉？五花？肋条？”

　　“这得是五花肉。肥瘦都得有。”

　　邓先生在《再说汪曾祺》中写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次他从东单过，顺道去住在三条的汪曾祺家坐坐，进门一股酱豆腐味。原来汪曾祺在做酱豆腐肉。汪说：“按说晚上坐上沙锅炖最好，可夜里怕煤气中毒，改白天做试试。”邓友梅后来问过一位高人，过去王府做此道菜，是有讲究的，一般都是二更天开炖，沙锅边还要糊上毛边纸，锅下点着王八灯，要第二天中午才能开锅。而汪曾祺住在大杂院里，一家只住两间小房子，没事整这种高雅的玩意儿，也可见其可爱、可笑。之后有一次，我见到汪朗，说起这个事。汪朗也是个吃货，他告诉我说，做酱豆腐肉，根本不用放臭豆腐卤的，只用豆腐卤的一点点汁即可。

　　聊到当年划右派的事，邓先生自己兴趣先上来了。他说，反右之初，一天恰巧遇见王蒙，王蒙特地下了自行车，把我拉到路边，小声对我说：“你最近讲话要注意，风声紧。你跟我不一样，我比较谨慎，你喜欢乱说。现在反右了，我提醒你，你要注意一点。”没想到没过半个月，王蒙自己倒先被揪了出来。

　　之前不久，中宣部召开过一个青年作家座谈会，找几位有点影响的青年作家座谈。散会后，几个青年人聚在一起，包括王蒙、林斤澜等，刘绍棠说，我们这些人不会有事的，我们都是先进分子。结果不久，刘便被打成了右派。而在北京市团委礼堂召开的揭批刘绍棠大会上，邓友梅上台发言，他说刘绍棠搞特殊化，下乡还自己带白面馍，不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下面群众热烈鼓掌，认为他讲得有血有肉。他在台上正得意呢，这时主持人接过话筒说了：“下面不要鼓掌。邓友梅也是右派分子。”

　　邓友梅对我说，这时他在台上，完全蒙了，因为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台下忽然又是一片乱糟糟的人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就在台上也不用下去了，接着开始接受别人的揭批。

　　邓先生说完，他咧着嘴，就这么坐在沙发上。表情是笑的模样，短短的白茬分布在上嘴唇上。我们都没有接话。我知道，那些年，对他这一代伤害是惨重的。他的心中有痛。

　　这些，其实我已在他的散文集《八十而立》中读过，现在由他亲口说来，虽已当成陈年旧事的笑谈去说，可仍是十分无奈。

　　五

　　核桃树下的雕花铁艺的桌椅，经常坐满了人，作家们饭后聚在一起聊天，高谈阔论。大树下面好乘阴凉。这真是一棵大树，覆下的阴凉近小半个球场。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家的沙龙”。

　　有时我们聊着，见邓先生窗口的灯亮着。房间有人影晃动，邓先生正在工作；有时他也走近窗口看看。晚上九点多，邓先生出来拿鸟，我给他取下，递给他，我说：“我们在外面说话，吵了你吧？”他说：“不吵，愿意听你们说话。”早晨，邓先生出来挂鸟，我正散步，接过邓先生的鸟笼子，给他挂上。邓先生嘴上一溜小胡子，花白，他说：

　　“在北京，我把它放出来，随它飞。它的一个伙伴，飞出去，回不来了。”

　　我说：“它的小脑袋还挺聪明。”

　　邓先生说：“是的。”说着用手伸过去，给鸟去啄，鸟并没有过来。邓先生转身走了。我也试着把手伸过去，小鸟转来，伸出小嘴啄我的指心，有点痒痒的，还挺舒服的。

　　六

　　那天晚饭后，邓先生从餐厅出来。一个湖南的作家问他：“还写什么吗？”

　　邓先生摆摆手：“写账还写错。”他边走边摆手：“除了写账，别的不写。”他笑着说。

　　过一会儿，他又说：“账，还总是写错呢！”

　　我想，这是邓先生的托词。写什么，一句话说得清么？又有必要说么？所以，别人问，干脆说什么也不写。

　　虽已是83岁高龄，邓先生肯定不会放下他手中的笔。一个作家，他只要拿起笔，就不会再放下了。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

　　也是有一天，在小花园，一个作家问他为什么选择写作？

　　他说，那时年轻，自己又没别的本事。一个人活着，总得有点意义，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自己的工作又在文化单位，就估摸着写点先进人物，这样就慢慢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了。

　　我想，邓先生是会有自己的计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