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批评环境应众声喧哗——访谈“70后”著名批评家张莉

　　张莉：河北保定人，文学批评家。2000－2007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出版学术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获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三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论文奖，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次获得《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2009，2012，2013)。

　　栏目语

　　2012年10月，《大家》复刊，将年近七十的《大家》主编李巍请出山，出山的李巍去北京组稿，回来后，很神秘地和我说，李敬泽向他推荐了年轻一代批评家中最优秀的一位批评家。让我猜是谁，我答张莉。他很神秘地看着我，问我咋知道？张莉我至今未谋面，但她的文章我几乎都拜读过，并写过一万字的长文《张莉：一个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我和她是微信好友，互相之间常为对方的文字和“心情碎片”点赞。张莉的文学批评之路，分为两大块，即女性文学研究和对当下文学的关注。但无论在那一个场域，都显示了张莉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才情。所以，我觉得李敬泽的评价甚是到位——她就是年轻一代批评家中最有才情、最优秀的批评家。

　　自2015年起，我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主持“青年批评家”栏目，此后将陆续推出房伟、霍俊明、李云雷、张丽军、张晓晴等“70后”批评家。

　　周明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从2015年起增设了“青年批评家”栏目，请我主持，其主要想法就是推出更多优秀的青年批评家。“80后”批评家这两年，在中国作协、云南人民出版社《“80后”批评家文丛》等刊物和出版的集中推介下，已经形成了集团优势，而“70后”批评家虽然涌现出谢有顺、霍俊明、梁鸿、张丽军、房伟、李云雷、张定浩、黄德海还有你等一大批优秀的批评家，但似乎在文坛没有形成一种整体性的优势，无法获得相对集中的命名，整体感觉是被遮蔽的。作为“70后”批评家中最为优秀的批评家，你是如何看待“70后”批评家被遮蔽这一现象的？作为其中一员，你觉得这个群体的整体实力如何？

　　张莉：谢谢明全。首先我要说，你策划推出的《“80后”批评家文丛》非常有意义，为“80后”批评家提供了重要机会。也正如你所说，“70后”批评家至今都没有形成整体性优势，这令人遗憾。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被遮蔽，也不是没有机会。相比于“80后”，“70后”批评家都各有自己为人所识的时间段，只是单独出现，没有形成“规模”罢了，贺桂梅、姜涛、谢有顺等批评家为人所识其实很早。而正如你看到的，我差不多要晚了10年。我做当代文学批评是从2009年给《信息时报》写“点击当代文学”专栏开始，每两周一篇，一整版。那个专栏在网上的传播率很高，我也因此被同行认识。当时只是练笔，但回过头看，我受益于那样的写作经验。我想说的是，每代人、每个人都有成长轨迹，只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便好。在传媒发达的年代，写作者被完全遮蔽这个事情已经不太可能发生。报纸有专栏，网上有微博、博客、豆瓣，一个人只要有愿望，完全可以尽情去表达自己。

　　不过，我也要承认，从2011年起，因为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的身份，我有了更多平台，这是事实。你丛书中的作者以及上面提到的很多批评家朋友其实也都受惠于此，这个制度在尽量给青年批评家创造机会。

　　我读期刊，并不注意作者的年龄。比如我念博士时就知道姜涛是很优秀的诗人和评论家，他是我们清华同学们的大师兄，但我当时觉得自己离他是很有距离的，虽然从年龄上我们被统称为“70后”。那个距离感太深刻了，所以关于“‘70后’批评家整体实力”这个问题我不知从何说起，这时间跨度未免也太大了。我只能这么说，每个批评家的实力到底属于他们个人，与整体无关。

　　周明全：陈思和在和金理的对话《做同代人的批评家》中曾说过， “70后”“80后”作家没有遇到好的批评环境。导致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批判，由这些表达出来的经验就得不到批评家的呼应，但这两年，“80后”作家和“80后”批评家同步成长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而“70后”作家才是真正没有遇到好的批评环境，没能和同代批评家相互呼应，不少人以为这是“70后”一代作家和批评家被遮蔽的一个主要原因。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莉：我非常认同陈老师的说法，也理解他的意思，同代人在很多问题上更容易理解，容易沟通，而这方面，“70后”批评家做得不尽如人意。这也是我最近两年偏重做“70后”作家研究的原因。但是，我也觉得，他的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是有适用范围的。

　　这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个作家会专门为他的同代人写作，也没哪个批评家只为同代作家而写。你看，陈思和先生的研究范围多么宽阔，他的“民间立场”、“潜在写作”的概念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很重要，并不只对同代作家有效；即使金理老师，他对年长作家毕飞宇、叶弥等人的评论也很贴切。所以，反过来我们可能也要认识到，如果某一代作家写得的确好，哪个年龄段的批评家都会去关注；反之，写得若是不好，即使同龄人热情关注过，慢慢也会被遗忘。魏微她们那一批“70后”作家出现时，李敬泽、郜元宝、张清华、施战军等人都写过重要评论，虽然没有同龄批评家集体关注，但她们当年依然受到鼓舞，创作力丰沛，今天看来，很多小说写得依然是好。

　　周明全：现在，不少人指责批评文章空洞，其实，这和书写者的知识积累有很大关联。而我以为，看一个批评家的实力和水准，可从其硕士或博士的研究方向为断切面探视，你博士论文是做中国现代女性书写写作的研究的，这段研究对你整个学术生涯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张莉：研究生经历直接改变了我的人生，怎么强调它的重要也不为过。我是工作多年后重回校园的，我很珍惜那个机会，并且我也非常幸运得遇良师，你知道，我在清华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旷新年和解志熙先生，在北师大读博士，我的导师是王富仁先生，他们都治学严谨，深具人文情怀，这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深远。那七年多时间我大都在图书馆里度过。从研一开始，我每天都去清华旧图书馆翻《新青年》、《妇女杂志》、《小说月报》，那儿的老师都认识我了。直到今天，我依然能记起旧馆窗外飘来的青草汁液气息，想到翻旧刊时细细灰尘的扬起。

　　在北师大也一样，我用一年多的时间去翻看民国女校教材，各种民国教育杂志，从早晨到晚上。这些阅读是写论文的必备功课；但有些阅读，比如研一用半年时间做萧红研究，读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传记；还比如研二去北大图书馆翻创刊以来的《文艺报》等是兴趣使然。我很庆幸自己当年兴趣芜杂，这使我日后谈论很多问题时有了基础，对百年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也是从那样的阅读开始，我慢慢明白什么是做研究，什么是做学问。博士论文是心血之作，我勾勒了从1895－1925年间中国女性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发生学角度还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出现的历史语境，那是一个挑战，但也是有意义的。整体来说，我的七年研究生生涯很寂寞，发表的论文也极其有限，但却是快乐和充实的，对我意义非凡，可以说，那样的学习使我受益终生。

　　周明全：你这两年对孙犁倾注了不少研究热情，《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孙犁》还获得了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一个批评家和我聊天时说，你关注孙犁，可见出你的志向。我想知道的是，通过孙犁研究，你获得了什么？

　　张莉：研究孙犁是情感使然，也是命中注定。我的老家在河北省保定市的曲阳县，孙犁在那里短暂工作过。孙犁笔下常出现的阜平、白洋淀，也是保定市辖区县。所以，孙犁笔下的山水草木，对我而言不只是风景。我到天津后，一度感到孤独惶惑，特别想知道孙犁如何融入这个陌生城市的，所以开始重读孙犁。我发现孙犁没有融入他所在的城市文化。他独自思考，独自写作。把晚年孙犁的批评文章放在一起，会发现他建立了他的批评谱系。不用当时的时髦词语，也不追赶风潮。作为批评家，孙犁有他的文学审美，他的判断尺度，他最终形成了他的批评风格，建立了他作为批评家的精神品质。

　　这让我思考一个读书人如何与他的时代相处，一个读书人如何成为他自身，一个批评家怎样确认自我等问题。好的研究对象对研究者应该是有滋养的，所以我很庆幸遇到孙犁。我把文学批评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也因此，我不随便写一个人的长篇作家论，也不会轻易跟踪某位作家的成长，我要看这位作家的创作对我的生命是否有滋养，看我是否认同他/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周明全：在中国，女性批评家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在质量上，却属上乘，比如说梁鸿、郭冰茹、岳雯等，都是批评界的翘楚。你觉得女性批评家做文学批评有优势吗，比如说在文本细读上，可能比男性批评家更加细腻，还有，可能在批评上，也比男性批评家更柔和。

　　张莉：我的个人经验是，作为女性批评家，写批评文字时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你知道，大部分时候，作为女性，她们会不自觉地为身边习俗与惯例所困扰。所以，如果一位女性批评家要确认自我，首先要打破外界加诸自身的诸多束缚，不能去考虑女批评家应该怎样，不能考虑这样写别人会怎么看怎么想，也要敢于在一个强大气场里说出格格不入的话。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我最近几年理解的写作的自由。作为批评家，我希望自己写下的文字能做到听从内心的声音；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秉笔直书，坦陈己见。可是，听从内心表达何其困难，我恐怕终生要与这样或那样的内心限制进行搏斗。

　　这也是我喜欢吴尔夫的原因，吴尔夫意识到女性的地位和成长环境会决定她们写作的局限，但她认为这是可以克服的。吴尔夫的语词的排列很独特，她擅长用形象的比喻、类比，读起来亲切，有节奏感。她从不用言之凿凿、指点江山的方式表达，相反，她的写作是协商的，是娓娓道来的，这属于女性的表达方式；同时，她又有非常强悍的一面，“不合众嚣，独具我见”，这更让我佩服。

　　性别没有优劣，只有差异，重要的是人尽其才。所以，我坦然接受女性这个身份带给我的所有优长、障碍和偏见。在我们最新出版的谈话录《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里，作家毕飞宇先生谈到他希望成为“雌雄同体”的写作者，我非常认同也非常欣赏他的看法。老实说，我渴望自己的文字能“雌雄同体”、“刚柔相济”。

　　周明全：当下批评失语、批评失效一直是媒体的热门话题，你认为这个批评失语、失效了吗？

　　张莉：文学批评只是批评家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文学批评或文学批评家并不拥有、也不应该拥有对作品生杀予夺的权力。说到失语或失效，很可能是媒体对批评的期待太一厢情愿了，又或者，只是一个说词罢了。什么是理想的批评环境？我以为是众声喧哗，是各说各话，不应该有一棍子打死的事情出现、也不能期望一种声音大到可以淹没其它声音。一部新作品发表，批评和赞美此起彼伏才是健康的，全是批评或全是赞美，都意味着危险。

　　周明全：你认为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张莉：好的批评应该深刻、有识见、有情怀，它能帮助读者重新理解和发现作家和作品，甚至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身在的这个世界。好的批评应该有文体意识，要写得生动细腻、缜密严谨，写得好看。我非常喜欢有见解的、锐利的、有文体意识的批评文字。吴尔夫的随笔是这样，本雅明、桑塔格的很多文字也如此。熟悉我微信的人也都知道，我喜欢李敬泽先生的批评，经常向朋友们推荐。你曾经说我是“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我很认同这个评价，谢谢。我排斥程式化的文章，渴望用“人的声音”表达。记得是桑塔格说过，世界上一切伟大著作都“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迹；它以人的声音说话”，说得多好。

　　周明全：最后，想请教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张莉：不同阶段，我对好批评家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依现在的我看来，好的批评家肯定不是“好好先生”，他不能面面俱到，也不会令所有作家满意。我们把别林斯基，把巴赫金、本雅明、桑塔格、吴尔夫、艾略特甚至纳博科夫、毛姆等人的批评文字归纳在一起，会发现，他们并不负责对世界上所有好作家好作品进行点评，他们只评那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艺术观相近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也都很挑剔，绝不可能“捡进筐里都是菜”，因此他们才可能成为有个人标识的优秀批评家。

　　好的批评家是对世界有理解力和判断力的，不为风潮所动。今天，我们的当代文学领域，一部大作家的新作品出来，批评家们都跟进阐释，相隔时间有时连一周都不到。读者看不到批评家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趣味，看不到批评家的筛选能力。这让我想到批评家的主体性。只有拥有强大精神世界的批评家，才有可能不被外界牵着鼻子走，才会有能力建设自己的批评世界。说到底，好的批评家应该珍稀羽毛，他要所评有所不评，要有所写有所不写。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太难了，所谓知易行难，我也只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4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