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作家亲属对文学研究的干扰

　　有一位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老朋友在闲谈中对我说起过，现当代作家的哲嗣文孙中有若干位相当活跃，能量可观，他们在举办展览、开研讨会等等场合，往往定调子、划禁区，要求别人同他们保持一致，其干预的力度很强，让人感到比较难办。

　　应当承认，作家的后代有这样的权利，他们的作为也完全可以理解。剩下来的事情无非是研究者的抗干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研究者得有自己的分析，不宜完全采纳家属对其先辈的评价，不能照单全收，对他们提供的材料也要注意鉴别。朱正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新版增订本)即为这一方面的典范。

　　其实这一类事情古已有之。让我们来看一看，古代研究者是如何抗御嵇康(224年-263年)之子嵇绍(252年-304年)制造的一场干扰。

　　嵇康本是一位高水平的音乐家、文学家、思想家，因为才华横溢，得以成为魏宗室的快婿，荣任中散大夫。他一向神往于隐居修道的生活，很无意于当官，在曹爽集团当政的正始(240年-249年)中后期同山涛、阮籍等隐居之士结为林下之游(详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当时还有一个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也同他们很熟，但因为水平较差而不在所谓“竹林七贤”之列。

　　后来发生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懿用非常手段一举消灭了曹爽集团，阮籍和山涛先后跑到司马氏手下当官，阮咸、王戎、刘伶去向不明，原来意义的林下之游就风流云散了；这时继续紧跟嵇康的只剩下一个向秀，吕安也还继续追随于后，于是形成了一个或可称为“竹林后三贤”的小组。他们三人经常一起在首都洛阳或嵇康的山阳寓所锻铁灌园，继续过潇洒浪漫的隐逸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吕安的后院很快出了大乱子。

　　吕安的妻子徐氏甚美，吕安的哥哥吕巽(字长悌)诱奸了她，弟兄关系破裂；吕安欲“告巽，遣妻”(《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注引《晋阳秋》)，嵇康本来是先认识吕巽后来才与吕安多有交往的，作为吕氏弟兄的朋友，他出面进行过一些调解，未能解决问题，时任相国掾的吕巽竟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卑鄙地诬陷其弟，说吕安殴打母亲，大逆不道。此举致使吕安被捕，稍后吕巽又设法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嵇康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吕安，而根子则在吕巽，这家伙太无耻太恶劣了，就与之绝交以抒愤懑。出人意外的是，吕安在被流放去边郡之时，却写了一封长信把嵇康臭骂了一顿，而且慷慨激昂地大谈其政治，似乎他之被捕和流放乃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家里出了丑闻。这是一篇相当奇怪的文字：

　　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夫以嘉遁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别之后，离群独游……进无所由，退无所据，涉泽求蹊，披榛觅路，啸咏沟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艰难，然非吾心之所惧也。

　　……时不我与，垂翼远逝，锋距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布叶华崖，飞藻云肆，俯据潜龙之渚，仰荫栖凤之林，荣曜眩其前，艳色饵其后，良俦交其左，声名驰其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从容顾盼，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者哉！去矣嵇生，永离隔矣！

　　按一般的逻辑，吕安应说明自己并无“不孝”之行，据实告发乃兄的禽兽行径，争取从被告席上走出来；可是这位“放逸”的名士在这里用相当浮夸的言辞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志气极其高远的大英雄，责备嵇康不能与自己同其大丈夫之志。他以一个服刑者的身份说这一番话，客观上把自己弄成一个政治犯的样子，无异于玩火自焚，而且把嵇康也一道烧进去了。

　　吕安不肯与司马氏合作或坚决反对司马氏都是可能的，但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有什么巨大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他信中的那一番大话说得毫无根据，惟一的效果是引起司马昭很大的疑虑，加速自己的死亡。信中严责嵇康，同样没有道理。吕安在信里一再暗示嵇康与曹魏宗室的关系，说气话激他出来为自己辩护——这就大有绑架老朋友的意思了，殊非交友之道。稍后阴谋家钟会正是抓住这封信，把这个曾经表示看不起自己的仇人嵇康形容成司马氏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把嵇康和吕安一起送上了死路。

　　在这之前，当嵇康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时，钟会即建议杀嵇康，司马昭未听；到吕安事件发生后，是否牵连逮捕嵇康，司马昭颇为迟疑，征求部属意见，于是“钟会廷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注引《文士传》)。钟会抓住吕安的信不放，硬说嵇康乃是一个有影响的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危险人物构成对司马氏大业的重大障碍，因此决不可以放过。

　　嵇康下狱后，钟会又再次大进谗言，进一步把他形容成司马氏最危险的敌人，终于把嵇康送上了刑场。

　　吕安这封《与嵇康书》写得莫名其妙之至，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很多年以后，嵇康的儿子嵇绍已在晋朝当了官，便不承认先前吕安这封写给他父亲的信，硬说这信乃是赵至(字景真)写给嵇茂齐的，同乃父完全无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从容顾盼，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这些话孝子嵇绍看得实在不舒服。

　　家属特别是有身份的家属出来说话，总是显得很有分量，所以尽管早有干宝等学者指出嵇绍的说法完全不对，但《文选》选入此文(卷四十三)时，还是题作赵景真《与嵇茂齐书》。古写本《文选集注》卷八十五署赵景真《与嵇茂齐书》题下《文选钞》引干宝《晋纪》云：“(嵇)康有隐遁之志……(吕)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安谤己。巽善钟会，有宠于太祖，遂徙安边郡。安还书与康……”又就该文署名问题发表意见道：“嵇康之死，实为吕安事相连，吕安不为此书言太壮，何为至死？当死之时，人即称为此书而死。嵇绍晚始成人，恶其父与吕安为党，故作此说以拒之。”

　　为《文选》作注的唐代大学者李善在他的注释里并引嵇绍、干宝(《晋纪》)二说，结果弄得“题云景真，而书曰安”，显得不伦不类。稍后继续为《文选》作注之李周翰指出：“《晋纪》国史，实有所凭；绍之家集，未足可据。”

　　这一桩公案经过当代学者的仔细研究(详见黄侃《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5-443页)，确认此信出于吕安之手，嵇康之子的曲说不足凭信；但也还有学者采信嵇绍的证词。嵇康嵇绍父子去今已经1700年，而关于那封信性质的纷争仍未能完全尘埃落定，家属对文学研究之干扰的严重性有如此者。

　　这样看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的抗干扰恐怕相当地任重道远，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