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从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看当下文学创作的风格问题

　　中国当代的文学写作中，有一部分作家密切关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困惑，努力尝试适合于自己的观察视角与创作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所指出的，当下的文学写作“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题材类型化、内容程式化、生产批量化，这些不良现象导致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缺乏鲜明的个性风格。研究者大多把这些现象归因于写作的市场化，归因于文学的消费娱乐功能。他们认为：鲜明的风格来源于作家对个性和创新的坚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为生存为金钱写作，往往会放弃个性与创新。市场与个性风格之间似乎形同水火、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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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来源于个性是关于风格形成的经典观念。风格往往被看作为作家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和作家的主体特性、创作个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罗兰·巴特强调风格的私人性质，把风格看作一种个人的、封闭的过程，但他也说“风格的所指物存在于一种生物学或一种个人经历的水平上” 。其中的个人经历就包括了文化习俗与社会环境对个体风格的影响。综合他的这些看法，文本风格由三个因素形成：作家的先天素质、后天经历、文本中其他文本的特点及它们之间的构成方式。无独有偶，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个人的创作风格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他还认为不同文体的体式风格不同，作家的天资学识决定他所擅长的文体。所以，时代风格、文体风格与天资学识是刘勰观点中构成作家作品风格的三个因素。在他们的看法中，先天素质或才力占主导地位，文化习俗、社会环境和体式规定只有转化为作家个性与才能，才会对风格的形成起作用。综上所述，风格由文化文学传统、时代风气、个人才力相互作用而形成。

　　文化文学传统和时代精神影响作家写作风格的途径一般有两种。一是生活教育的自然习染。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时代文化对作家而言就像水对鱼、空气与人的关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的创作风格都要受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它们主要通过实际生活和教育学习，作为作家观察、感受、思考的对象进入作品的题材内容，以作家观察、感受、思考、写作方法的方式转变为他们的文学能力。它们虽然外在于作家，但是却内化为作家的素质，成为作家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对作家写作风格的形成是一种建构式的参与，而非异己式的规定。一是社会体制的外在规约。它以社会制度或社会规律的方式对作家的写作风格提出强制性要求。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以文人创作为主，历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风格的时代趋向与个人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之后，文人身份分化为体制内的士大夫与体制外的个体，这种情形导致了同一作家在不同体裁作品中的不同风格。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任务，政治成为影响和判别文学风格的主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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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风格与市场的关系。

　　风格与市场的关系只有在资本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因素时才成为突出的问题。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文化的繁荣，一部分文学活动因此转变为商业活动。于是，市场供需规律成为影响作家作品风格的主要社会机制。在中国，元代杂剧自然、浅白、生动、酣畅的风格，明代小说、戏曲率真自然、通俗明白的世俗之趣，都是因市场的要求应运而生；国外不少著名的作家都有强烈的为金钱写作的要求，巴尔扎克对此直言不讳，萧伯纳在《鳏夫的房产》 、 《华伦夫人的职业》上演受挫之后一度改变尖锐的批判风格，契诃夫早期创作简洁而幽默的风格与《花絮》杂志提出的写作要求有关。马克思对艺术活动的深刻变化作了理论总结，指出在资本的运行中，艺术劳动变成了交易对象，诗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艺术活动变成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所以，消费需要也会对艺术生产起到导向作用。按照这种观点，作家为市场需求而改变风格符合商品经济的生产规律。但是马克思也指出，精神生产不能完全等同于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作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可决不应该为了挣钱生活写作。当作家的写作仅仅是出版商的盈利方式时，作家的劳动就是对自身的异化。因此，作家只遵从市场规律，作品风格丧失自己的个性，他的写作就是异化劳动。

　　马克思的理论揭示了资本和市场作为外部机制对文学活动的规约。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者一方面不可能完全放弃生存与市场规律对抗，一方面又要形成并坚持写作风格的鲜明个性。在文学活动生产化、市场化之后，在写作成为一种职业之后，写作者面临现实生存与艺术个性的两难境地。在此之前，写作者同时也是贵族、庄园主、神职人员、教师或士大夫、地主、幕僚、塾师，大部分人并不把写作当做唯一的谋生方式。作品的风格在他们来说更多是纯艺术问题，很少与销量、生计相联系。文学史上处理这种两难境地的方式可以归纳为四种：完全迎合市场的要求制作没有个性的低俗之作，像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靠其他职业谋生或增加收入，在文学方面却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像晚年狄更斯的公开朗诵和惠特曼以新闻和撰稿谋生；对文学抱着如克莱夫·贝尔所说的宗教型热情，甘愿穷困潦倒也坚持艺术追求，像川端康成寄人篱下却探索形式技巧的创新；在适应市场的同时也以鲜明的风格赢得了市场，留下千古传诵的佳作，像关汉卿、莎士比亚、萧伯纳的戏剧和冯梦龙、凌濛初、巴尔扎克、契诃夫的小说。毫无疑问，第四种是作家在风格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获得双赢的最佳方式；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风格的三要素之间最合理的结合方式。

　　在中国古代，影响文学作品风格形成的社会机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体制和文人写作圈的流传评价机制。元代，文学活动开始商业化，市场逐渐成为制约文学写作风格的机制之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从延安时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生活在配给制和薪酬制当中，稿费制一度中断或脱离市场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作家和出版机构被逐步推向市场，中国的当代作家中的一部分人由国家公职人员变为自由职业者和文学生产者，必须面对卖文为生的现实，必须处理收益与风格的关系；中国的当代作家中的另一部分人(大部分人)虽然继续领取国家工资，但他们同样被做“先富起来的人”所鼓动。在这个过程中，文坛和文学市场成为两个性质各异又有重叠的概念；写作者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同时活动在这两个社会圈子之中。面对市场与风格问题，中国当代的写作者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中止文学生涯，改弦易辙的迎合市场需求，其鲜明的创作风格成为历史；在体制内已经取得相当成就并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在调整中坚持、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凭借原有的读者群保持了稳定的市场份额；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部分作家，能较好地在取悦市场和从事艺术之间取得平衡，写出一些既可读又耐读的作品；还有一部分写作者，从作品第一次走向社会，就被含有商业意图的文学活动打造定制，或者为了生计、为了金钱奋力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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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环境中文学的风格应该更加多元，这几类作家之间应该形成合理的结构布局。既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文学需求自然会引导作家的创作走向各自适合的领域。然而现在，文学类型化、程式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表明某类作品在文学市场占有过多的份额，吸引了过多的写作资源。按照市场规律，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群众对某类作品的旺盛需求。所以，市场既反映生产方面的问题，也反映消费方面的问题。文学写作缺乏鲜明风格的原因存在于作家和读者双方：目前中国大部分读者的欣赏趣味与消费水平令人担忧，部分作家一味迎合这种趣味的行为更令人担忧。精神产品的消费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消费，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如果这样的迎合一直进行下去，人民的艺术欣赏水准很难提高，也就很难得到更高的文学享受，文学风格缺乏个性的现象将会愈演愈烈。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与消费之间互为规定。既然乔布斯可以用优质的产品制造出稳定的“苹果”消费群，那写作者能否积极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鲜明的风格吸引更多的读者、提高读者的文学水平呢？在这个问题上，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家已经做出了榜样，“普及中提高，提高中普及”的方针也可以被运用在市场经济的文学活动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这一精神为当代作家正确处理市场与风格、金钱与风格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应该以具有鲜明思想风格、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赢得市场，努力追求艺术、经济、社会效益的共同成功；而不是被市场所左右，以丧失思想水准、个性风格和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