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民》的政治视角下的“吃饭哲学”

电视剧《老农民》剧照

　　由高满堂编剧，张新建导演，陈宝国、冯远征等主演的60集电视连续剧《老农民》 ，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除了各个历史时期农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外，更多的是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对生命的执著、对真诚和善良的追求，以及那种如土地般平凡而又无比厚重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现当代以来，农民题材小说的代表作主要有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 《小二黑结婚》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山乡巨变》 ，柳青的《创业史》以及浩然的《艳阳天》 《金光大道》等，这些作品与某些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无疑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视角，而《老农民》的叙事横跨了60多年的漫长历程，聚焦的似乎是土地问题和吃饭问题，似乎与政治视角无关。其实， 《老农民》审视农民的视角虽然集中在吃饭问题上，但与吃饭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土地所有制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问题。因此《老农民》采取的仍然是政治视角。但这个政治视角不是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以人能否有饭吃、能否活下去的问题为基础和出发点，这就使这种政治视角具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合理性和先进性。

　　当土地所有制问题与农民的吃饭问题发生矛盾的时候，具有典型意味的历史场景就展开了。农民的精神世界就是在这个最基本、最切身也最深刻的矛盾中显现出来。剧中人物“吃不饱”的外号具有点题的作用。在土地私有制的旧社会，他因为没有土地吃不饱，但新社会土地公有制后他还是长期吃不饱，他的饥饿是高悬在一切政治上面的更大的政治问题。 “文革”结束后，剧中一号人物，一直为乡亲们吃饱饭而奋斗不息的牛大胆向来村视察的地委周书记发出了“天问” ：“为什么跟着共产党搞了几十年革命，农民还是吃不饱饭？ ” 《老农民》从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写起，描写了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 、“文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历史时期，直到结尾处牛大胆临终前得到了土地使用证，聚焦的都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其实最终仍然是吃饭问题。在这漫长的60年中，我们要探讨的政治问题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为僵化的政治观念而存在，还是政治应该为人而存在？付出了60年的艰辛和努力，我们到今天似乎才明白了什么是“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在《老农民》中，农民无穷的智慧和生命力并不来自对某种政治口号的响应，相反，是来自对人的生命的执著和对美好人情、人性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无疑是以“吃饭”这个最大、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为前提的。

　　牛大胆在劳模会上对韩美丽的羡慕与爱与其说是来自政治热情，毋宁说是来自对有了土地，能够吃饱饭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当妻子韩美丽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水平阻碍了“吃饭”时，夫妻间就变得水火不相容。最终，韩美丽的政治热情敌不过“吃饭”的需要，离婚后卷起铺盖黯然离开了麦香村。韩美丽的形象使人想起了古华小说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芙蓉镇》中的李国香，但她比反面人物李国香似乎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过激的政治运动的确可以唤起某些真诚和善良的人的激情，甚至可以使人变得疯狂，但这无助于社会的发展，而那些真诚的参与者往往成为牺牲品。

　　同样是因为吃饭问题，两个本来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划分必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人却始终走在一起，一个是贫苦出身的牛大胆，一个是地主的儿子知识分子冯仁礼，而且两家还有世仇。但是，在吃饭问题上，他们有着一致的认识，几十年间，两人虽互不服气，但心是通的，总是在危急时刻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建立了过命的交情，他们之间发生了那么多动人的事情。这种猫鼠同穴的吊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新时期的一个著名论断：吃饭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牛大胆与女一号杨灯儿的爱情贯穿全局始终。第一集就写牛大胆因要娶青梅竹马的灯儿而引起的一场决斗，最终因为没有三升麦子做聘礼而不能成婚，至剧终牛大胆和杨灯儿才终得携手。在这40年的时间里，他们保持着纯真的关系，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杨灯儿的坚韧、淳朴、善良和甘愿付出的精神一如黄河岸边的黄土地，她对美好人情、人性的追求令人动容。她的存在使我们感受到生活和生命的美好，也使我们明白了“吃饭”的目的和政治的目的。

　　电视剧《老农民》塑造了牛大胆、杨灯儿、马仁礼、韩美丽等典型的艺术形象，也许这些艺术形象不会像上世纪末的“反思文学”那样引起文艺界的广泛注意，但这种远距离、长镜头式的审视历史的方式也许更能深刻准确地把握历史，因为对历史的反思是需要时间和距离的。

　　过去60年，是我们这个一以贯之的民族从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其间有着无数复杂的因素在起着这样那样的作用，很多在今天看来的失误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因此，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理性地看待历史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唯一选择。看《老农民》 ，不能因为其中有对农民苦难的表现就全盘否定历史，而是应该看到历史过程中的探索与追求。“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确定、巩固与深化本来就需要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吃饭哲学”在新时期的新的理解也并非一蹴而就。在中国，六十年一甲子，一轮回；在《老农民》的最后，牛大胆也终于拿到了一纸土地使用证，仿佛又回到了“土改”时期。但这不是无谓的循环，而是花60年的时间在新的历史高度上重新理解和定位了“吃饭问题” ，建立起了新的“吃饭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