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科学地总结文艺思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些深刻见解，对我们回顾和总结近些年来的文艺思潮，也提供了指针。

　　文艺在新时期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如何总结和认识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是学界和理论界关心的事情。文艺思潮是文艺光谱中的重要部分，是文艺历史河床中的显著痕迹。正确总结文艺思潮，无疑对推动文艺的健康发展，在回望中汲取教训大有好处。这种总结要有高屋建瓴的科学判断，要有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倘若没有经过认真的反思，不去考虑其利弊得失，依旧停留在人云亦云或以意为之的阶段，那么这种总结对把握新时期文艺运动的本质和规律，产生出前瞻性的构想，都不会有太多的帮助。我们应当遵循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对文艺思潮演化有个清醒的认识。

　　如何看待“先锋文学”

　　为了说清问题，我们不妨以具体的思潮分析为例。

　　“先锋文学”是1985年前后兴起、具有思潮性质的文学流脉。它的存在形成一个“马鞍型”轨迹，火爆一阵儿后，便走了下坡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文学”确乎曾搅动当时文学而发生一场裂变，对既有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观念发起了挑战。可是，“先锋文学”的弱点和弊端也日益暴露无遗。它在所谓“探索”和“追新”的助推下，其脚步逐渐离开了生活和人民的大地。因之，我们在总结时是不能忽视它的缺欠的。有人认为，“先锋文学”的道路可说就是新时期之后的当代文学的道路，认为当代文学自此之后才开始发生真正的变革。这就把话说过了头，缺乏一分为二的精神。无可否认，不少批评家对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和批评价值观，是受了“先锋文学”的影响。但若以为所有批评家的观念和看法都须在阅读和研究“先锋文学”中确立，那就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了。

　　“先锋文学”与先前的文学确有不同。不过，这种不同不能简单地做如下解释，即所谓“先锋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大大提高了当代文学的文学性。不能指责过去的当代文学总是在政治和艺术的圈子里打转转，只有“先锋文学”才首次把文学当成“艺术”。这种见解，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对“艺术”概念的理解也很片面。

　　“先锋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认真加以总结是应该的。它虽然与社会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是一次影响了新时期文艺史的变迁，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界定和回顾它的时候，务必要尽量符合对象的实际。本来，“先锋文学”是“85新潮”之一种，它是对蜂拥而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认同和移植，是试图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作为文艺的精神支柱，以西方现代文化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史学、美学、经济学等等——为理论资源，力求用所谓“新的”文艺观念来取代所谓“传统”的文艺观。这才是包括“先锋文学”在内的“85新潮”产生与终结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必去遮蔽这一事实，也无须去制造“先锋文学”同西方现代主义对抗或并列的神话，更不能颠倒“先锋文学”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源”“流”的关系。如果把“先锋文学”提升到“当代文学道路”的高度，把“改变汉语文学面貌”当作它的功绩，那么，新时期我国文艺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就要由“先锋文学”所主宰和决定了，西方现代主义就变成了开辟新时期我国文学发展道路的东西。显然，这种理解是缺乏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常识的。

　　怎样认识文学的“先锋”性

　　“先锋文学”的特点是它的“先锋”性。那么，何谓“先锋”性呢？有种意见，在描述“先锋小说”的特征时，对其“先锋”性做了如下表述：它超越了形式上的文体实验和艺术创新，其“先锋”性在于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走的是“另一条通向真实的道路”。它所认定的真实“不是现象的真实，而是内在的、精神的真实”。显然，这里讲的“另一条通向真实的道路”，实际就是作家所信奉“内在自我”和“精神真实”的道路了。其实，这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命题，而非我国先锋派作家自己的“艺术创新”。“先锋派”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把这个在西方本是具有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规定性的创作原则，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过来，其结果不是阻塞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就是割断文学与人民群众的血脉。它所造成的所谓“超越形式上的文体实验和艺术创新”，只能获得一种昙花一现的命运。

　　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文艺学说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借鉴不是生吞活剥，不是不顾一切时间、地点、条件的任意“拿来”，更不是以硬搬进来的西方文艺思潮对唯物史观和艺术的思维方法加以代替和转换，而是需要先去鉴别它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是否有审美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我们要吸纳的是那些依据正确经验所得到的、有真理性的可靠东西，而不是不可靠、不积极、不健康的东西。即使是对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也须看到它毕竟是当时当地的文艺实践经验的结晶，而不是我们自身文艺实践经验的总结。因之，对外来文艺观的借鉴和吸收，其前提是对它要有一个理性的了解，要较全面、详尽地占有相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批判分析。如果仅凭道听途说或一知半解就对其给予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那将是盲目的、有害的。

　　所谓“先锋”性，也就是“先头”性或“带领”性，而非“颠覆”性或“异己”性。文学是否具有“先锋”性，须得将其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实践作比较，须得把它放到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改造之后为我所用。那种离开中国现实土壤、与国情不符的东西，那种照葫芦画瓢、崇洋媚外的东西，只能落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下场。因为这样的“先锋”性是外加上的，是与真正的“先锋”性背道而驰的。事实上，我们的不少先锋派作家不论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唯物史观文艺学的基本知识，还是对西方的情况和现代西方美学、文艺学，都了解得不多。有些作者只是鹦鹉学舌式的转引一些西方现代主义“新名词”，有的甚至连这些“新名词”的出处、含意和用法都没搞懂。所以，将这种“先锋”性的追求说成是“理论的自觉”、“理论的创新”，那是难以服人的。围绕着“先锋派”和“先锋性”的论争，如果丢弃文艺发展路径和艺术方法论的视角，那结果只能是纵容各种主观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和滋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务必保持应有的清醒。

　　何谓“对惯性写作的反抗”

　　文学贵在创新，创新是文学的生命。文学创新与继承传统，互为表里、相反相成。从这个角度看，那“先锋文学”反抗所谓“常规化写作”，也是有其道理的。但反抗不能越界，不能把反抗“常规化写作”和“惯性写作”，变成主张“不信任现实”、“背离现实”的写作，变成对现实主义精神“厌倦和不满”的写作，变成用渴望“人性的复苏”来“反抗现实”、挑战合理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观念”的写作，那样的话，这种“抵制”和“反抗”就有走到斜路上去的危险，就可能陷入虚无主义和跪着造反的泥潭。作家不满足于固有的模式和风格，敢于否定和突破自我，秉持探索和先锋的精神，这是作家的天性，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文学本来就具有思想和幻想的广阔天地。但这与尊重历史和贴近现实是不矛盾的。“对惯性写作的反抗”，不等于是“向历史挑衅”，不等于只是“直击人性痛处”，更不等于是放弃文学的理想和高尚价值的追求。因此“对惯性写作的反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先锋文学”走过一段途程后日渐式微了，是有缘由的。毋庸讳言，无论是“先锋文学”乐意挑战的既有文学体制和文学观念，所厌倦和不满的现实主义一统天下，还是它所警惕和反省的“惰性写作”、“同质化写作”，其矛头针对的都是近30多年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这就决定了它与西方现代派所面对的“反抗”对象和“反抗”精神有着质的区别，它失去长期存活的土壤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了文学的发展繁荣，为了文学的未来，我们在总结文艺思潮时，一定要放出科学的眼光。一定要意识到，西方现代派作家对其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持抵制、排斥和反抗态度，是因为将文艺当成了他们借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观念的手段。因之，西方现代派的批判武器在面对新的对象时，是不可避免带有局限的。这正是“先锋派”文学在中国大地上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又以“先锋”精神终结的真正原因。

　　“先锋文学”无疑是一种“试验”。它经历过多种多样的引进和尝试，也经历过惊心动魄、几起几落的论争和辨析。但是，当落潮以后，我们不难发现它对主体意识的张扬已经过度，它的疯狂“试验”已沦为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和纸上谈兵，它与时代和民众生活的隔膜已使自己变得麻木冰冷。鉴于此，我们在回顾和总结它的时候，是不能没有反思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