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以“细讲”，但不能“戏说”——《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主编郭志坤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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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谈

　　近日，历史学家李学勤、出版家郭志坤主编的通俗版中国历史《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郭志坤表示，之所以为这套丛书命名为“细讲中国”，正是为了抵抗愈演愈烈的“戏说中国历史”之风。当下历史类图书、影视剧受追捧，然而“戏说”成瘾，已经有悖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为多项重大史学出版工程的主持者，郭志坤对当前历史类图书要么过于严肃艰深不适宜阅读、要么为追求通俗好读而不可信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当前市面上，历史类图书种类繁多、体裁多样，但往往流于几种弊端：古史难以阅读，专著严肃有余而可读性不足，业余写手的著作能吸引人但学术性不够乃至不可信。

　　据介绍，《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包括12册图书，吸收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将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单独分册，以五册、约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介绍先秦历史；突破“唯帝王”和“否帝王”两个极端的局限，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突破长期分裂历史叙述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强调民族交流融合，全面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突破历朝历代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郭志坤表示，希望建立这样一种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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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性是通俗性的前提和基础

　　羊城晚报：谈及中国通史，人们最为熟悉的依然是钱穆、范文澜、吕思勉等先生的著作。作为后学，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有所作为？

　　郭志坤：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他们有个共同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精神，“求是”就是根据已有的事实材料寻找正确的结论。在他们的史著中的每一个地名、一条史料、一段结论都是认真查索，仔细考证的。

　　羊城晚报：丛书出版的一大看点，是历史书如何做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在您看来，学术成果转化为通俗作品，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郭志坤：最关键的环节应该是深入浅出的通俗，做到“通俗而雅”。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严肃历史与通俗写作的关系？如何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 

　　郭志坤：学术性是通俗性的前提和基础。其实，学术本身也是通俗的。通俗作品的读者对象比较广泛，不仅限于社会的某一部分人，而是面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文化有高低之分，阅历有深浅之别，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面对这种状况，在写作时要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考虑到大多数读者的接受能力，力求通俗。所谓通俗，不是肤浅，不是平庸，更不是庸俗。用大多数读者能看明白的文字表现深刻的思想，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羊城晚报：什么原因造成当下的专业历史学者往往不愿、不屑、不善于写通俗性作品？

　　郭志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通俗读物难写，二是写出来的著作又不被看好。《秦汉史》作者马孟龙先生在体会文章这样写道：“一是要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必须去‘补课’，重新阅读秦汉史其他领域的新进展，这样颇费精力。二是耗费精力去写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对我的业绩考评毫无用处。究竟值不值？后来又想，各种歪曲的史实冲击着普通民众，似乎秦汉史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向大家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我想，这也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不发声，谁还能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呢？”这是有责任感学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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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说”挑战价值和伦理底线

　　羊城晚报：当下历史类图书、影视剧受追捧，一般公众似乎更主动选择“戏说”的文化产品。您怎么看呢？

　　郭志坤：《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据实说来，不编造，不掺假，尊重历史事实，维护历史尊严。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是以真实为基础，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怎样，秉笔直书，不应有所避忌。陈寅恪讲过：“在历史中求史识。”这是重要的原则。我也不知何时起在银幕与荧屏上“戏说”之风兴盛起来，什么戏说皇帝剧，什么戏说皇后剧，什么戏说太监剧，什么戏说太子剧……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天马行空，随手挑来一个帝王或是一段历史，添油加酱，搅拌一番。你若把它当历史，他会用“戏说”来敷衍搪塞你；你若把它当假话来看，他却又撑出一个朝代来吓唬你。看了这些非历史化的戏说“历史剧”，往往会误以为历史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因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把本来是错误的东西，竟当成了真实的历史接受下来。历史可以细讲，可不能“戏说”。

　　那种靠戏说来暴涨收视率或打开销售市场，是对中华文明历史不负责任的，也是不会长久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人生活无比忙碌，难以有兴趣了解枯燥的历史，而戏说激发读者的兴趣，更有利于在轻松的氛围中传承历史。此话只对一半，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历史是对的，但不宜靠“戏说”，更不该靠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毫无顾忌地挑战社会的价值底线和伦理底线。叙述历史的手法有多种，再说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浅显表述，就有生动形象的场景和人貌呈现在眼前。

　　羊城晚报：当下通俗历史类图书出版的不严谨，是迎合市场之举？

　　郭志坤：当下某些通俗历史类图书出版的不严谨，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导向的负面影响。出版社经济负担沉重，导致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一书暴富，快餐式的图书流行起来，同时，图书批评流于形式，助长了低俗化的趋势。特别是对低俗、消极、混乱等不健康不正常现象没有进行客观批评，或没有击中要害，这也就助长了低俗之风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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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说历史造就了历史的乱象

　　羊城晚报：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不少历史学术界成果、共识，却仍未能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呢？

　　郭志坤：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同时媒体没有关注普及历史的宣传也有关系。20世纪80年代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下，一谓“戏说”，二谓“颠覆”，三谓“反思”，至90年代以后甚至发展为“胡说”与“恶搞”，如将历史事件剥离特殊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或无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功过与是非，无根据地加以想象，把孔子描写成了“修侠情圣”，杜甫被“再创作”为“杂耍混混”，唐三藏成了“花花公子”，精忠报国的岳飞成了“千古罪人”，而遭人唾弃的秦桧倒成了“旷世良臣”。丑化、抹黑历史人物，甚至有意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以达到歪曲历史之目的。“戏说”历史带来了对历史的丑化，造成了一种历史乱象。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历史，严肃地对待历史，这是史学工作者面对历史的唯一选择，也是史学家的责任。

　　羊城晚报：丛书中阐发了“农民战争也并非历史的第一推动力”、“去中原文化中心论”。这在学术界似乎已经是常识，但在公共领域仍少有普及。您怎么看待这种隔阂呢？

　　郭志坤：我看，这还是宣传问题。在此，我希望有这样一种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了本丛书《魏晋南北朝史》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

　　羊城晚报：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学者、出版家，在通史修编、出版的过程中，如何兼顾政治观念与学术独立之间的尺度呢？

　　郭志坤：这实际上是个“古为今用”问题。作为学者、出版人在通史修编、出版过程中对于“存史资政”也是一直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就历史而历史，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用来推动当前社会向前发展。“历史是最好的教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很有借鉴作用。编写历史，有个选材问题，哪些该详哪些该略，这里有个视野问题，也有政治观念问题。但历史事实是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学术独立。这独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不能编造掺假，应该尊重历史、敬畏历史。　　朱绍杰

　　历史学者要“面向大众”

　　名家论

　　□李学勤

　　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使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史学家的大手笔。这些，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李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