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天鹅”——评微电影《会飞的父亲》

　　在真人秀《爸爸去哪儿》的欢快旋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笑容洋溢的幸福面孔，然而，河北青年诗人左小词导演的微电影《会飞的父亲》却呈示了现实的另一面。它犹如一根锥心的尖刺，不经意间击中了现实的隐秘痛处。影片虽短，却有着与当下生存难题进行对话的足够耐心。它以一种更为坚忍的柔肠百转的方式，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乍看起来，影片似乎讲述了一个在当下中国司空见惯的故事。失恋的大学生、悲苦的单身妈妈、追逐欲望游戏的浮浪子弟、溃败的乡村，等等。事实上，在奇观化的网络文化空间，仅仅依靠“故事”本身吸引人们的眼球已经很难。《会飞的父亲》并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生于农村的女大学生失恋发疯直至消亡的故事，而是借助看似寻常的故事，搭建了一个有效地切入当下中国的对话平台，真正重要的是表层故事之外隐隐浮现的特殊韵味。

　　电影的叙述者是一个五六岁左右的小孩核桃。核桃作为当事人和经历者，由于自身经验的局限性，对有些大人间的事情根本无法全部理解。这样，影片叙述人核桃的观察和讲述就不一定是可靠的，而是和事实真相有某种冲突，同时也为影片留下了更大的想象和发挥的空间。

　　当然，影片在叙事上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核桃这一儿童视角。女主人公官翎在与核桃的对话中也会不时讲述自身的故事。问题是这位讲述者本身的精神状态就有问题，内心充满压抑和不安的幻想。她的讲述游走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真相和诗意之间，虽然是个不可靠叙事者，却是影片重心所在。值得注意的还有影片中出现的摄影者，虽然镜头不多，却是一个潜在的更为客观的叙事者。他的存在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进入故事的契机，提示人们诗意和生存真相之间的距离。在笔者看来，故事本身的不清晰之处恰恰是导演大胆的探索。影片经由叙事方式呈现的不透明性，对应着周遭生存场景和事实真相的不透明性。藉此，导演把判断和思索交给了观众。对于习惯跟着故事走的观众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表面恬静安闲的叙事氛围中，主人公官翎和周遭生存场景的冲突极具视觉冲击力。影片将人物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巧妙地缝合进富于诗意的画面，构成一种令人揪心的内在张力。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大学毕业的官翎更像是一个村庄的外来者。电影前半部分官翎一直出现在屋顶上，这一叙事策略很容易让人想到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官翎在现代性的夹缝中被逼上生存的死角。她的富于诗意的悲剧结局，其实是对当下存在的发问和质疑，她的自我表演的“诗意的屋顶”，对应的是现实的残酷性和可疑性。这片疏朗之地的背后，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一种悬而未决的生存焦虑。

　　在这种生存背景之下，思考父亲“会飞”的可能性成了影片中一个重要的叙事动机。从影片故事情节来看，“会飞的父亲”是官翎曾经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也是当下一厢情愿的内心愿望和理想寄托。在惨烈的现实面前，这一心灵愿景被撞得粉碎，成了一种带有自我精神抚慰色彩的诗意幻觉。为了强化主人公这一心灵幻影的重要性，影片在故事情节之外设置了一系列富有诗意的意象：报纸上画的鸟，小孩的像鸟的影子，天空的飞鸟，鸡、鸡毛，它们的出现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意象系统。这个诗意的意象系统与官翎的内心隐痛相互对照，成为她同现实撕裂感相抗争和平衡的内在精神力量。

　　“会飞”的意象与“父亲”互为隐喻，同时也构成一种内在的反讽。或者说，理想中“会飞”的状态恰恰对应了现实中“父亲”的不在场。现实中真实父亲的出现，彻底击碎了官翎内心建构的“会飞”的理想的父亲，她瞬间由“诗意的屋顶”掉在了现实的地面。在笔者看来，影片这一构思方式在原型的层面上有与古希腊神话“丽达与天鹅”的故事进行潜在对话的意图。这个神话故事成了影片中“不在场的在场者”。化身为“天鹅”的宙斯是“会飞的父亲”的神话原型。这一神话原型成为《会飞的父亲》的潜文本，体现了导演对当下中国生存境遇的深层思考。

　　虽然短短的三十分钟无法施展过多的思考与体味，但是影片呈现出的颇具先锋意识的探索锋芒，着实令人击赏。或许对于初出茅庐的导演左小词来说，她正在营构一种新的电影艺术的可能性。